導讀
每個單位都有這麼一群人……
他們分散在辦公室、研究室、宣傳部等部門，低調而神秘……
他們天天加班，卻被人說他們在忙什麼……
他們偶爾叫苦，卻被人鄙視站著說話不腰疼……
他們有時乾脆選擇沉默，就算熬白了頭髮，也只是笑著說，是遺傳的……
一起聚焦那些寫手，感受他們的苦與樂……
第一章 起點篇
第二章 過程篇
第三章 結局篇
然而，這並未完結
寫材料這條路
你永遠在路上
……
能寫好材料，不一般
有人形象的把寫材料的“難”形容為“三苦”：
一苦勞心費神。真要把材料寫好絕對是一項創造性的勞動。材料要寫得好，除了有好的文字功底，還要有想法有見解有個性，做到這一點十分不易。為寫好一個材料，往往要研讀分析N的N次方份材料。
二苦壓力山大。每當寫材料的任務下達，就像心裡壓了塊石頭，不到完事不罷休。走路的時候在想，吃飯的時候在想，連睡覺的時候也在想，有時候還會想得失眠。
三苦加班加點黑白顛倒內分泌失調。寫材料往往時間緊任務重，加班是正常，不加班才不正常，很多時候甚至熬通宵。由於晝夜伏案而作，生活又無規律，頭疼、牙痛、失眠、頸椎骨質增生、腰椎間盤突出、內分泌失調（男人也有這一說哦）等是“材料汪”的常見病。
有弊必有利
一是學習機會相對較多。不少時候可以旁聽領導召開的會議，有時進入領導辦公室聽其當面說想法，可以感受到領導的工作方法、思路，瞭解機關內部、會議場合等那種不可言說的分寸感，這是不可多得的學習機會。
二是開闊眼界的機會相對較多。除了旁聽領導主持、參與的一些較高級別會議，在不少業務工作中，研究室也可以同時介入、參與有關會議，藉此瞭解有關業務工作開展的情況。
三是學習中央政策、瞭解部門情況較為快速、全面。研究室工作有條件瞭解單位、系統全局情況，也可以接觸很多材料，特別是對於中央、上級最新精神，往往可以第一時間學習，有時候領導也會開點小灶把一些小範圍的東西，讓寫材料的人看。
四是提高黨政公文的處理、寫作能力。這方面就不用多說了。相對而言，在一些機關，領導還是比較重視、也比較倚重寫材料的。
想少掉頭髮，怎麼做？
一是做好工作記錄。不管是開會、看材料，還是寫材料，只要是工作時間，每天都可以記一下自己一天都幹了啥。領導說了啥事，會議大致內容、領導講話精神，自己看公文材料的感想，等等，都可以寫下來。這樣每天干了啥自己清清楚楚，內部報送工作信息也方便，也是看得見的一種積累。
二是善於積累素材。對於主要領導的工作思路、常見套路進行專門整理，根據每次會議或者材料起草中瞭解到的情況及時添加。固定閱讀瀏覽信息，按照主題分別收集整理各類材料可能需要的素材。其實，這些工作每天花的時間不超過半個小時，功夫在平時，寫起來的時候絕對都能用得上，而且大大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做一個有產出的人。如果純粹滿足於完成事務性工作，雖然每個稿子可能有一些積累，每個事務中可能有一點長進，但那是不夠的，關鍵的問題在於自律。必須利用好自己的時間。平時，可以針對工作或者時事新聞所思所想，寫一些評論文章。要保持產出力度，不管每天活兒多不多，看的材料多還是少，每天都要寫上一筆。假以時日，積累下來勢必比較可觀。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裡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
第一篇，是從《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第一次在俄國開始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某一個工廠裡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因為經過自己小組中的參加者而很熟悉各企業中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裡，揭露出廠主虐待工人的事實，說明工人應如何為自身的利益而奮鬥，載明工人群眾的要求。這些傳單把資本主義機體上的癰疽，工人的窮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過度沉重的勞動，工人之毫無權利等等真情實況，都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裡，又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和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的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幫助他們、保護他們的。”[9]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嗎？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著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10]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不用書本上的公式而用為群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們的語言來和群眾講話，這些戰士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反映出千百萬群眾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群眾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遠不是隨時都善於簡單地、具體地、用群眾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來講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背得爛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實上，你們只要瞧一瞧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常常是用這樣的語言寫成的，寫得這樣地艱深，甚至於我們黨的幹部都難於懂得，更用不著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嗎？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這條起碼的規則，把它當作定律，當作布爾什維克的定律：當你寫東西或講話的時候，始終要想到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著你走。要想到你究竟為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講話。”[11]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規則”啊！
第三篇，是從《魯迅全集》裡選出的，是魯迅復北斗雜誌[12]社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隻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腦子裡沒有什麼東西硬要大寫特寫嗎？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13]，韓愈也說“行成於思”[14]，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裡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卻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屆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必須反對空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必須聯繫中國的革命實際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15]
這裡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卻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裡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卻硬要多唱。這裡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卻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通過的報告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把我所講的加以考慮，加以分析，同時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況。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並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東西，跟知心的朋友們商量一下，跟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
註釋：
[1]凱豐（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2]見本卷《整頓黨的作風》注[1]。
[3]“將一軍”是中國象棋中的術語。中國象棋採取兩軍對戰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對方堡壘捉住“將軍”（主帥）作為贏棋。凡是一方走了一著棋，使對方的將軍有立即被捉的危險時，就叫做向對方“將軍”。
[4]反對新舊八股是魯迅作品裡一貫的精神。魯迅曾在《偽自由書·透底》一文中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什麼代聖賢立言，什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洋八股是五四運動以後一些淺薄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東西，並經過他們的傳播，長時期地在革命隊伍中存在著。魯迅在《透底》附錄“回祝秀俠信”中批判這種洋八股說：“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頁）
[5]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52]。
[6]《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創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終刊。
[7]這是魯迅《南腔北調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頁）
[8]解放以前，上海人稱城市中無正當職業而以乞討為生的遊民為癟三，他們通常是極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第三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頁）。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一九二一年任工會國際中央理事會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國後，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見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為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序言和第六部分《僅僅只有正確的路線還是不夠的》。
[12]《北斗》雜誌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出版的文藝月刊。《答北斗雜誌社問》載魯迅《二心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頁）
[13]參見《論語·公治長》。
[14]韓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國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進學解》一文中說：“行成於思，毀於隨。”意思是：作事成功由於思考，失敗由於不思考。
[15]以上兩段引文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本書第2卷第534頁）。
出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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