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名媛旅華四部曲》，（英）謝福芸著，沈迦主編
此四部曲包括《名門》《中國淑女》《潛龍潭》和《嶄新中國》，乃主編沈迦先生所贈，我所得者為套裝毛邊本，不過該書毛邊本的數量未見印在書上。
說來慚愧，我對作者謝福芸並不瞭解，當我得到沈迦先生所贈該書時，拆開一些頁碼進行閱讀，感覺這四部書均為小說。其實我已經多年未讀過小說，但讀到的這四部曲，還是有著特別的感覺，我覺得這套書是以小說的形式來描寫中國的一段特殊歷史。這四部書每一部的後面都有沈迦所寫《歷史乃是叫我們明白他的――“謝福芸與她的中國‘小說’”》，可見此文乃是沈迦對謝福芸這四本書的綜合解讀，而他的這篇解讀乃是把“小說”二字加了引號，可見他又並不是單純將此書當做小說來讀，對於這一點，沈迦在文中說：
有“史界歌德”之譽的德國曆史學家蘭克（1795-1886）有一句名言：“讓親臨其境者說話。”謝福芸無疑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親臨其境者。或許有人會問，她的“小說”都是真實且一手的記錄嗎？或者說，你們從小說中“偵破”出來的都是真實的歷史嗎？說真的，這兩個問題我都不敢給予完全肯定的答覆。
如何解讀這個疑問呢，沈迦在文中還說過：
謝福芸這四本旅華見聞錄在歐美出版時都冠以小說之名。在西方出版界，圖書主要分非虛構與虛構兩大類，小說自然屬於後者。因對蘇慧廉家族及其行跡的探索與瞭解，我發現她的所謂小說，除了人名虛構外，其他幾乎全是非虛構的。
可見謝福芸的這四部小說乃是根據她親身經歷所作出的記錄，而後進行了藝術性的加工。對於作者的簡況，這四部書的護封內頁都印著同樣一段話：
原來，謝福芸乃是蘇慧廉的女兒，而沈迦所撰的《尋找·蘇慧廉》曾在業界獲得一致好評，如此說來，這部旅華四部曲可以視之為沈迦對蘇慧廉研究的後續產品，雖然這部書的著者和譯者都不是他，但他卻將這四部書統籌在一起，展現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特殊歲月。而我通過沈迦的導讀，也瞭解到了謝福芸這位才女奇特的旅華經歷，尤其謝福芸有一度住在父親的朋友翁斌孫家的經歷，最讓我感興趣。
翁賦孫乃是翁同龢的侄孫，是狀元翁曾源的兒子，而翁曾源的批校本我曾錯失於拍場。上個月我再次前往常熟，又一次參觀了翁同龢紀念館，館長王忠良先生向我仔細講解翁氏家族相互間的關係，因為後代的過繼問題，使得這些關係的疏理頗不容易，而王館長卻能清晰地告訴我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稱呼上的變化。
其家從翁心存開始，到翁同書、翁同龢以及翁斌孫、翁之熹等等，我都藏有相關批校及墨跡，而翁賦孫所藏之物，寒齋藏有多件，其中有一卷唐人寫經最為難得。沈迦的此文中，頗為詳盡的講到了謝福芸跟翁斌孫之間的交往，甚至福芸之名也是翁斌孫所起，並且翁斌孫收為謝福芸為義女。但是翁斌孫給義女所起之名最初並沒有得到對方的首肯：
一開始，我認為這個名字並不適合於我，但得知其中蘊含的精妙內涵後，我被打動了。宮大人笑著說：“你不就是來給我們中國培育花朵的嗎？”所有的思想的花園裡，不也都是開滿了不敗的花朵嗎？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感激宮大人。他這麼祝福我：“希望幸福的園丁在中國的花園裡能夠培育出更多讓她歡喜的花朵。”
難得的是，本書的書名均為沈迦請翁萬戈老先生所題，而翁萬戈則是翁斌孫的孫子。更為難得的是，沈迦還看到過翁萬戈之父翁之熹的影像，對於這些影像的來由，沈迦在文中寫到：
謝福芸這次入華帶著一臺當時非常時髦的攝像機，一路拍攝。膠片記錄的黑白中國現在還保存在英國電影協會的檔案庫裡。四十四分鐘的默片，我饒有興趣地連看了幾次，並努力記下其中的場景，以便口頭描述給居住在美國東部山間、沒有手機也沒有Wi-Fi的翁萬戈老先生聽。我說，我能認得其中有您父親母親，他們從房子裡跑出來，然後又羞澀地躲開鏡頭。我能認得“勵誠”，是因為在翁家天津後人處見過幾張僥倖躲過“文化大革命”抄家的舊照，其中一張翁之熹穿著皮草大衣坐在第一排，上面被粗暴地畫了一個大大的叉。
謝福芸小說中的勵誠就是翁之熹的化名，正是因為沈迦曾經看到過翁之熹的照片，所以才能從這些黑白影像中認出翁之熹。翁之熹舊藏的碑帖，寒齋也有幾本，我卻沒有沈迦的運氣，以此來目睹原藏主的尊容，雞蛋有營養，還想看到下蛋的母雞，也許這就是收藏癖的表徵之一吧。
謝福芸能夠成為一名小說家，跟她的先生有一定的關係。謝福芸畢業於劍橋，乃是該校的優等生，不知什麼緣故，她喜歡上了英國駐華外交官謝立山，而謝立山的年齡比她的父親還要大八歲。但這位謝立山果真有才氣，沈迦考證出此人是花梨木樹種的發現人：
中國人稱為花梨木的珍稀樹種紅豆樹就是他在中國旅行時發現的，從此紅豆樹的學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為Ormosia hosie，中國植物界音譯為“何氏紅豆”。他二十三歲就來到中國，直到花甲之年才告老還鄉。1912年六十歲的謝立山返回英國，定居於懷特島的桑當，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謝福芸與謝立山正式結婚。
1920年，謝立山68歲時，帶著謝福芸再一次來到中國，這是謝福芸在中國的第四段歲月，而1923年，中國發生了大面積的水災，謝福芸在來華的歐洲人中為水災募捐。為此她精心製作了幻燈片，而後到教堂去演講，可惜她的口才有限，這場募捐活動僅募得了一個先令。而謝立山認為，妻子若用筆來搞這樣的活動，肯定會更有效果，於是謝福芸開始給中國的一家英文報紙寫了篇募捐文章，讓她得到了三十英鎊的捐贈款，這件事，這件事讓謝福芸看到了自己的長處，由此而一發不可收的廣泛寫文章，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女作家。而她寫的這四部小說，是中國特殊時代的一個縮影，因此沈迦給出了這樣的總結：
動盪似乎是中國歷史的主調。謝福芸的四本小說竟然暗合了清社既屋、共和初啼、北伐軍興、御悔救亡這四個近代史上最大的時代旋渦，當然，她書中的人物在他們後續的真實人生中還要淌過無數時代洪流。
《雲錦精裁――汪錫桂收藏集》，汪洋編
此冊頁正面印著關於汪錫桂先生的介紹以及汪先生所寫的文章，後面有其子汪洋先生所寫後記，背面則是現當代畫家為汪錫桂所繪的畫作，按冊頁的順序，有王雪濤、董壽平、李可染、何海霞、啟功、白雪石、田世光、黃永玉、朱屺贍等幾十位，雖然這些畫作未標明尺寸，但從構圖看上去，這些都屬小品，然同一上款的小品能夠集中這麼多一流人物，也足見汪錫桂先生的收藏令人眼羨。
翻閱這本冊頁，由後面的文字，使我對汪先生的事蹟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該冊頁所印第一篇文章乃是李林所寫《面壁居主人》，看來這是汪錫桂的堂號，而李林在文中稱：
在中國書學發展史上，關於碑帖之道向有“南北相取”一說，即北人好碑而南人好帖，先生南人而居北地，仍以帖學為宗。帖學難，難在易染浮華之習，錫桂先生卻得帖學之雅逸，又兼具碑學之渾厚醇穆，於端莊雍容中派生靈動，可謂情性獨彰。
原來汪錫桂不但喜好收藏文房用品以及名家字畫，對書法也很有研究。晚清以來書法家大多受包世臣和康有為的影響，大多崇碑貶帖，汪錫桂能夠知難而上，反其道而行之，足見他為人的特立獨行。
冊頁中又有多篇汪錫桂本人所作之文，我尤為感興趣者，是他對筆墨紙硯方面的講求，其中一文的題目為《李可染挑紙》，分別談到了李可染對文房四寶方方面面的講究，關於紙張，本文中說：
他曾經對我說：“我一生中寫得最長的一封信，是給安徽涇縣紅星宣紙廠崔保來。”這封信我見過，先生用發顫的手寫了足足500餘字。先生還說：“我畫畫用的是紅星宣紙廠生產的特淨皮，他們要對著光，一張張挑，我哪有這工夫呢？”為此，紅星宣紙廠專門為先生特製了“師牛堂”用紙20刀。
紅星宣紙可謂是手工紙行業中最有影響力的品牌，幾年前紅星廠出了一批紀念宣紙，每一刀紙放在一個紅木盒內，看上去簡直像是供品，售價高達一萬餘元，我在朋友攛掇下也不免俗的買了一刀，據說幾年過去了，這種特製宣紙價格上漲不少。更有趣的是，我曾在琉璃廠看到有的攤位出售紅星宣紙廠專為李可染製作的帶水印的“師牛堂專用紙”，價格似乎並不比普通宣紙高多少，店主說，這種水印宣紙乃是同一個紙簾抄出來的，我不清楚這是宣傳手段還是確有其事。
關於宣紙問題，汪錫桂在《與董壽平先生一席談》中再次提及：
董老講文革後宣紙的大批量生產，為了縮短週轉期，不得不大量使用漂白劑，破壞了書畫紙原料的纖維，“紙壽千年”成為一句空放。董老講過去文房四寶多為作坊式手工生產，現在是大集體、大鍋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背離，能出精品嗎？
汪錫桂為行業領導，他了解的內情原比我要多得多。我很早就聽業界不斷地詬病宣紙在製作過程中添加化學物之事，這種做法足夠惡劣。紙壽千年，其實指的就是古法造紙，如今加入了這麼多的化學物，顯然影響到了這個行業的聲譽，而此文中也談到了毛筆的粗製濫造，可見文房四寶產品中存在的問題不僅是紙張。
通過一篇篇的文章，讓我瞭解到了汪錫桂與那麼多大家之間相互交往的細節，同時也通過別人的評價之語瞭解到汪先生的人品，難怪他能藏有這麼多名家手跡，這正說明了那些大家對他為人的肯定。然而其子汪洋先生在後記中卻說到了這樣一段話：
父親一生淡泊名利，朴茂善良，嗜好中國傳統書畫及文房四寶，後因藏品被盜一事世俗糾纏，始終未能釋懷，鬱鬱而終。遺憾本冊不能展現父親的收藏全貌，其中所幸有失而復得之冊，在此整理出版，也算是慰卻父親未了之願。
我不清楚這件事情的本末，但是珍藏之物被人偷走，顯然令人憤慨。汪洋說他在編這本冊頁時，無法展現父親藏品的全貌，這讓我瞬間理解了為什麼本書收錄的畫作均為一些小品，看來一些精品之作已經落入了賊人之手，真希望有關部門能將此賊早日繩之以法，讓汪錫桂舊藏物完璧還趙。
《明清東亞舟師秘本：耶魯航海圖研究》，鄭永常著
此書乃是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所贈，這種十六開軟精裝彩印之書，最能展現出遠流公司出版物在品質上的追求。
如果僅是望文生義的看到書名，會以為是耶魯航海圖的研究，然而翻閱本書，首先看到的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所寫的推薦序：《對東亞海洋與世界史的新認識》。閱讀該序，就能瞭解到此圖的來龍去脈。李弘祺說，他在1974年應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因為此前沒有去過香港，故在成行前想找一些跟香港有關的地圖，以便了解當地的情形，結果他在耶穌大學圖書館的地圖收藏室找到了幾張1830年代英國人測量的海圖，同時還找到了一份中國海員在航海時使用的參考圖冊，他認為前者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後者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序言中是這樣描繪自己的所見：
首先，它是一大批用毛筆畫的所謂“山形水勢”的圖。用西方的裝訂方法縫合在一起。略翻一下，就知道它是散亂了之後，重新放在一起的。其次是上面的地名很多都不是我們熟悉的。有的像“赤坎”、“雞籠”、“南澳”等等雖然看起來像是臺灣的地名，卻又不是常常使用的。粗看之下，大約是中國和東南亞海岸地區的地名。這個地圖冊在耶魯已經超過一百多年，中間似乎沒有人注意過它的存在，當然更談不上研究。
雖然這些航海圖很特別，但因為各種原因，李教授並沒有對此展開研究：
1911年我應聘回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我這才開始對《耶魯航海圖》又產生興趣。余英時先生和陳智超先生知道我發現了這份地圖，都鼓勵我一定要把它發表出來。我這才在1997年9月的《歷史月刊》發表了一篇短文，簡單介紹它的存在。
到了2004年，李弘祺又到耶魯大學圖書館，請相關部門對這些海圖進行掃描，而後刻了張光盤，2007年，李弘祺又回臺灣任教，為此他想召開一個國際會議，來對這份地圖進行全面研究，可惜會議經費沒有申請下來，而在2010年，李教授自己找到了一些錢，而後召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一些專家分別對該圖進行了分析和研究，本書則是當時參加會議的學者鄭永常的研究成果。推薦序的後面為作者序，此序中也談到了本書的來由，而後鄭先生在文中解釋了該冊航海圖的正式名稱以及其具體的內容：
《耶魯航海圖》裡的海圖就是所謂“山形水勢圖”，圖中只有海域上的島嶼和山地名作為望山之用，以及記載針路（即“航道”）和水文深淺的記錄。中國古代舟師是根據圖中的山形水勢來認定船隻抵達何方何處及航行路徑，圖中有山形、島嶼形象和針路，可作為在茫茫大海中辨識航道的指引，也是古代舟師的秘本，不輕易示人，因此，能夠留存下來的無幾。過去我們只能看到一些海洋史書籍偶然留下針路卻沒有海圖留下來。《鄭和航海圖》不算是“山形水勢圖”航海圖，因為《鄭和航海圖》雖留有望山和針路，但完整的背景資料應是提供領導人參考用，這與舟師用的山形水勢圖不同，山形水勢圖更為簡單、口語、粗俗，若不是航海者根本看不懂。
在西方的收藏市場中，地圖一向是重要的門類，但不知什麼原因，中國大陸的藝術品拍賣中雖然偶有古地圖出現，但完全形不成陣勢，更沒有舉辦過專場，這是什麼原因呢？這件事值得做深入的探討。然而耶魯大學藏的這冊航海圖不同於慣常的地圖冊，因為它極具實用性，乃是古人在航海時的具體航線圖，而耶魯大學藏的這本圖冊前面有英文說明，鄭永常在該書的第一節中將這篇說明翻譯成了中文：
這一冊圖是在一艘中國商船上取得的。船重約四、五百噸，航行於中國與新加坡海峽之間。英國海軍軍艦“前鋒”（Herald）號於1841年包圍該商船，由Philip Beau取得這冊海圖。在當時，中國船員就是用這樣的圖航行沿海的，由華北以迄新加坡，距離有數千哩之遠。圖上標示港口及島嶼的輪廓，也記載它們在羅盤上的方向。中國帆船很少航行到看不見陸地的海水裡去。自從1840－1843年的戰役以後，中國與英國的交流使他們瞭解英國的航海圖遠為優越，也因此中國海員竭力搜取英國的航海圖。這一來，像這一冊所見的本地海圖便逐漸消失，很快便要變成稀罕的東西了。
為什麼中國商船上的航線圖被英國海軍軍艦包圍後，會將其沒收了呢？鄭永常在文中首先做了這樣的猜測：
這艘中國帆船是在新加坡被捕，最有可能是違反了英國殖民當局的法令而被充公，英軍在船上搜括一空，連這冊山形水勢航海圖也不放過，其後這冊山形水勢航海圖輾轉藏存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成為研究中國帆船航海的珍貴史料。
而後他經過一系列猜測以及相應的資料所證，之後做出了這樣的推論：
筆者認為這艘船就是從新加坡走私鴉片至盛京其中一艘帆船，因為觸犯當地法律而被拘捕，當時新加坡鴉片由殖民政府壟斷供應，華商投標專買，價高者得，所謂鴉片包稅制或稱鴉片餉碼，當時鴉片餉碼幾乎都落入閩商集團手中。
原來這冊航海圖的船主因為走私鴉片而受到拘捕，船上的物品包括這冊航海圖也被沒收了，可是在那個時代，英國人不同樣賣給中國鴉片嗎？而問題正出在這裡：
由於英商直接控制東南亞及中國鴉片貿易，廣東鴉片貿易完全控制在英人手裡，中國商人擔任銷售商角色，也有中國商人利用帆船將鴉片運輸至沿海省分銷售。二王船的角色更為前衛，筆者認為大概在1838年之前便從新加坡偷運鴉片到錦州銷售，這樣利潤會更大。但是這種行為已觸犯了英人的禁令，故於1841年在新加坡被英國海軍包圍，取去航海圖。這意味著這艘船被拘禁或充公。當時每年前往新加坡貿易的中國帆船不少於20、20艘，為什麼二王船遭受到拘捕，顯然與違反鴉片貿易禁令有關。
這讓我想起了“州官放火，百姓點燈”的俗語，那個時代又沒有實行專利法，憑什麼英國人能賣，中國人就不能賣呢？這樣的質疑顯然很無聊，沒有實力，只能任人宰割。而由於洋人在海洋圖方面的測量，遠比中國的海圖要精密得多，因此中國人自己繪製的這種簡單實用的航海圖逐漸失傳了。然而正是由於這艘船上的航海圖被沒收了，反而經過一百多年後，仍然保存在耶魯大學裡，就史料學而言，當然又是一件幸事。而本書作者經過對該圖的詳盡分析，得出了許多與之有關的結論，他通過該圖對晚清時期的海洋運輸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從這幅交通圖證明自16世紀以來所謂大航海時代，東亞海域雖受到西方海權國家的操縱，然中國帆船的靈活性格，分佈在東亞各處形成時代性的運輸網絡，這是宋元及明初不可比擬的圖景。中國帆船無處不在，及載運當地物產貿易，當然也將外地供應各地所需，這活動本身帶來了當地的改變，也提升了當地物質文明及文化水平，東亞各地的近代化與中國帆船有密切的關係。
通過一份簡易的地圖，能夠研究出這麼多的成果，這真讓我敬佩鄭永常先生的功力。而我能獲得這樣的新知識，當然要感謝王榮文先生的饋贈。
《因緣際會：擺渡人――吳靜吉的生命故事》，吳靜吉口述，何定照撰文
此書也是王榮文先生所贈，他在贈語中寫道：“吳博士的故事也是臺灣藝文發展的故事，值得一讀。”本書的腰封上印著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的一段話：“沒有吳博士，蘭陵、新象、雲門，這三個為臺灣當代表演藝術奠基的團體，必然不會長成這樣，或者，根本不會發生！”
我對臺灣舞蹈知之甚少。幾年前林懷民先生到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辦雲門舞集，工作之餘遊覽故宮，受到了故宮副院長王亞民先生的熱情接待，恰好那天我也在王院長的辦公室，而中午餐聚時，坐在我旁邊的是蔣勳先生，蔣先生的旁邊就是林懷民先生，於是我們在席間聊了幾句天，也算是初次結識。而後王院長安排眾人參觀故宮的一些非開放區域，在一座大殿內，我看到了林先生在一尊佛像前虔誠地跪拜。當時眾人已走出大殿，唯有他在那裡合什禱告，一身的皂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許是這個緣由，我對雲門舞集有了持續的關注，但我卻並不瞭解這個藝術團體的產生跟吳靜吉先生有著直接的關係，而按照林懷民所說的這句推薦語，除了雲門舞集，蘭陵、新象這兩家藝術團體也跟吳先生有著直接的關係，雖然我不瞭解這兩個團體，但林懷民能將它們與雲門舞集並提，也足見其影響力所在。
翻閱本書，前面排列的是一些與吳靜吉有關的照片，其中一張黑白照片乃是在一個陽臺上站著四位年輕人，照片拍攝於1973年，圖注稱站在最左側者是王榮文先生，我望著那張稚嫩的臉，心底幽然地想到一句：都年輕過。原來，王榮文跟吳靜吉是政大教育系的同班同學，難怪由遠流來出版這本獨特的傳記，因為傳主跟出版社老闆是這樣親密的關係。
此書在編排上也顯現出了別樣的用心，正文前的十餘頁是幾十位名人對傳主的褒獎之語，這些褒獎語以姓氏筆畫排列，排在第一位是文化觀察家於國華，於先生的所言十分簡略：“吳博士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導師。他教我懂得‘退讓’和‘自嘲’，圓融面對許多關鍵時刻。”
當今的社會競爭激烈，所有心靈雞湯都在鼓勵人們勇往直前，吳靜吉卻教育弟子們要懂得退讓和自嘲，僅此一句就顯現出他的與眾不同。而當我翻閱這本傳記時，果真讀到了於國華的感受，比如吳靜吉在第十三章中自言：
我眼睛很小，有位算命師說過，我這眼睛像蛇的眼睛，細細長長，但很銳利，什麼都看在眼裡。這種觀察力，加上我一直很好奇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現象，注意到兩人眉來眼去，就製造機會讓他們在一起，讓我從小至今促成超過百對佳偶。
以蛇的眼睛來形容自己，這種自嘲十分特別，同時吳靜吉又以小眼聚焦為說詞，由此而觀察到了男歡女愛間的眉來眼去，為此而成就百對佳偶，這樣的自嘲和自誇確實模糊了界線，顯然，聰明絕頂的吳靜吉先生不會浪費他的聰明才智，由此展開來去，他在如下領域都做出了自己的成就：
這種對人的關係的敏感，隨著我陸續踏入心理學、教育、創造力、戲劇、社會公益、國際交流、藝文機構、企業管理等領域時，很自然延伸成喜歡“湊合”不同領域的習慣。這或許也跟我出生三敆水有關，註定要像三條河交會一樣，命中不停做匯聚、媒合、擺渡的工作。
相對而言，我更關注王榮文先生怎樣看待他的這位同學，果真在書前的《聽他們怎麼說》中，王老闆說了這樣一段話：
會讀書的人很多，會活學活用知識的很少；會交朋友的人很多，會處理關係，長久維持友誼，讓人歡喜的智者更少。我很幸運在吳靜吉三十歲時認識他，他是社會的正面力量，是我的生命貴人。
幾十年的交往，依然維持的好友的關係，想來也確實難得，由此而說明吳博士的情商確實高於常人許多，難怪那麼多人誇讚他的智慧，而吳靜吉還能將自己的智慧應用到具體的實踐之中，這足見其有著怎樣的創造力。他在該書的第五章講到了自己是如何跟創造力結緣，他的解釋依然是自嘲的口吻：
我跟創造力的關聯，大概從小時在鄉下四處“野放”大小便就開始，這些幼時經驗，包括因為資源少、必須靠自己組合“窮則變、變則通”的學習方式，不僅可能真的助長我的創造力，還成為我在明尼蘇達大學課堂上分享、分析的素材，讓我迅速得到師生們的肯定與歡迎。
能在田野間四處野放，這並沒什麼神奇，但由此而產生無窮的創造力，恐怕少有人能夠昇華到這個地步，而這也正是異人與常人的不同之處吧。如此推論下去，吳靜吉就是位異人，而讀異人的自傳，只能去讚歎他的異常之處，卻無法效仿他的超常，看來只能遠遠的膜拜一下了。
《寫好一個“人”字――賈植芳講堂2016演講實錄》，河西學院賈植芳研究中心編
近幾年，陳思和和李輝請了不少的名人前往賈植芳講堂進行講座，而後李輝將這些講座的內容每年編成一本書，我在其書齋採訪時，恰好那裡有2016年的演講實錄，李輝拿出一本贈送給我，並且將自己帥氣的簽名寫在了本書的封面上，這倒是別出心裁的簽名方式。
本書中所收演講實錄有陳思和、李輝、張新穎、梁虹、馬未都、熊光楷和曹景行等，這些名家有一半我都與之相熟。我在採訪李輝時，曾問到他何以開始研究巴金，他談到了跟陳思和共同研究巴金的起始原因，而恰好陳思和的演講內容中也提到了這件事，我將這段話抄錄於下：
那個時候我們讀書很簡單，就是去資料室找自己沒讀過的書讀，一本一本通讀過來，魯迅讀完讀巴金，巴金讀完讀老舍。幾乎都是這樣一套套讀的。有一天我在讀巴金的書的時候，發現邊上李輝也在讀，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了，當時我和李輝同一個班級但是接觸並不是很多，就是因為我們在圖書館讀巴金的書，就這樣聊天，聊著聊著，我們就漸漸成了好朋友，於是有什麼想法我們就交流，慢慢地我們就開始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
陳思和在演講中還提到了他跟李輝在畢業之後的三次合作，其中第二次是他們共同籌到了一筆出版基金，而後做出了火鳳凰文庫。那個時代我跟陳思和、李輝都不相熟，然而這套文庫我卻買全了，雖然說，這套文庫並非所有內容都是我的所好，但這套書設計得實在搶眼，當然我並沒有想到若干年後，我與該文庫的兩位主持人都成了朋友。而我通過陳思和的講座也瞭解到，原來他也有藏書之好，更為奇特者，是收藏各種史料，按他的說法：
一麻袋一麻袋的資料多的是。就是因為我小時候也愛收藏，我初中同學寫的信還收著。也是個習慣，命中註定我就是要做資料。所以我收集了很多“文革”資料，“文革”小報，包括名人書信，我從來沒都沒扔過，全部都保存下來了，這就是受賈先生影響。
而李輝也有這樣的偏好。此前綠茶一直向我誇讚李輝整理文獻功夫了得，因為他提到任何問題，都能迅速找出相關的實物。有收藏癖的人，我認識不少，但能夠將自己的所藏信手拈來者，卻十分稀見。而我在李輝家中，果真看到他的檔案管理方式十分專業，他說自己只在白天寫作，晚上的時間都用在整理資料方面，難怪他的收藏搞得井井有條，其實任何事情都是以消耗時間為代價。
陳子善先生在河西學院講座的題目是《張愛玲文學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子善先生被人戲稱為張愛玲的男朋友，他以這樣的題目來講座，我一點都不奇怪，但他何以如此鍾情的研究張愛玲，我此前並非留意過。而這場講座中，陳子善卻提到了這個問題，原來，他最初是研究周氏兄弟，在蒐集周作人的作品時，他在上海圖書館無意間看到了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上海發行的一份叫《亦報》的小報，此報上有一部名叫《小艾》的中篇小說連載，此小說的作者署名梁京，他對此名頗感陌生，後來陳子善在二十世紀60年代一篇張愛玲的採訪中讀到這樣一段話：“我當時在上海寫一篇長篇小說《十八春》，我用的名字就叫梁京。”
經過一番對比，陳子善確定《亦報》上的《小艾》就是張愛玲的作品，自此之後，他一路挖掘下去，發現了更多的史料，而這也讓他對張愛玲更加感興趣，正是這個無意的發現，使得子善先生成了國內有名的張愛玲研究專家，而他的講座中，主題內容也都是他研究張愛玲著作的心得，對於他的這些研究成果，我只能遠遠的景仰一下，因為我並不收集現當代作家的著作。但是，子善先生在這場講座中說的另一段話卻戳到了我的痛點：
一個作家的作品，寫得太多，不好；寫得太少，也不好。寫得太多，人家讀起來很吃力啊，我們研究者很焦慮啊，那麼多作品怎麼讀啊，對不對？莎士比亞也就十二卷，還可以，你再多，八十幾卷，怎麼讀啊！但是寫得太少也有點危險，你就寫一部小說、兩部小說，那又太少了，除非這一兩部小說是重量級的。就像大作家曹雪芹，一部《紅樓夢》還沒寫完，就被封為大神，對不對？但是曹雪芹幾百年就一個，其他的作家你就寫那麼兩三部作品，我們評論一下就完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個作家的作品究竟是多好，還是少好，寫到多少才是恰到好處，這個尺度確實十分難以掌握。雖然說，幾十年前有些學者強調“一本書主義”，大意是指一個作家必須寫一部立得住、傳得下去的書，要有一本足以支撐自己的書，但能夠做到這一點，真可謂“戛戛乎難哉”。司馬遷寫了本《史記》，此書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除此之外，對《史記》的褒獎之語豈止是牛毛，而曹雪芹也就寫了一部《紅樓夢》，中國古代的四大小說，無論怎樣排列，都不能拉下這部書，這就是前人所說的“一本書主義”吧。但能夠寫出這樣流芳千古的著作畢竟難如登天，這正如喬布斯製作出了蘋果手機，正是這劃時代的產品，使得人類的信息交流步入了手機時代，但若是視蘋果為天下第一手機的話，那其他品牌的手機廠家是否應當都倒閉呢？至少子善先生的這段話讓我大費思量。
閱讀更多 芷蘭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