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座標。在黨的生日到來之際，重慶日報從今天開始推出“重走信仰之路 傳承紅色基因——追尋重慶紅色記憶”大型全媒體系列報道。
重慶是一座有著光榮革命歷史的城市，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組織在重慶成立以來，無數革命志士為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前赴後繼，抒寫出感天動地、驚心動魄的歷史篇章。中共重慶地方組織幾度沉浮，屢挫屢戰，在血雨腥風中屹立不倒，革命前驅拋灑鮮血，英勇悲壯，在巴渝大地上留下了無數感人故事。深厚的紅色基因是我們這座城市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時光荏苒，滄桑鉅變，英雄的足跡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湮滅，紅色的記憶並沒有在歷史的深處褪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基因。讓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讓紅色精神激發力量，我們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重慶日報採訪團隊兵分多路，在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及各區縣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深入巴渝大地，沿著先烈的紅色足跡，重走信仰之路，挖掘珍貴史料，探訪紅色遺址，用全媒體的方式濃墨重彩地講述英雄故事，傳播革命文化，用英雄的豐功偉績激勵我們前行，讓信仰的光芒照亮新的征程!
吹響追尋民族復興夢的前奏曲
寫在“重走信仰之路 傳承紅色基因——追尋重慶紅色記憶”大型全媒體系列報道開欄之際
周勇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以鄒容、楊滄白為代表的先進重慶人，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走在中華民族追尋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前列。
先進的重慶人為中華民族貢獻了偉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和革命綱領
甲午戰敗後，孫中山最先喊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重慶地處中國腹地，也為列強染指。1895年，日本乘其兵威，繼1890年英國通過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迫使重慶開埠後，在《馬關條約》中又強迫重慶對日本開埠，重慶進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改良主義思潮也得以廣泛傳播，而戊戌變法的失敗，又促使重慶人民進一步探索救亡圖存的新途徑。到20世紀初，重慶出現了興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的熱潮，培養和造就了一群先進的知識分子，鄒容和楊庶堪就是傑出代表。
鄒、楊二人自幼要好，甲午後，同感“國事積弱，胡清竊政”，乃同入日本駐渝領事館學習外語，開始接觸到西方制度及其學說。兩人又就讀於重慶經學書院，對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敗和封建思想的束縛日益厭惡。鄒容“與人言，指天劃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楊庶堪“雖富於文事，不欲以科第進取，舉考廉方正亦不應”。人民鬥爭的浪潮，讓鄒容、楊庶堪早已存在的民族自尊感逐漸上升為愛國責任感。時代造就了以鄒容為代表的一代先進的重慶人。
1901年鄒容離開重慶，1902年到達日本留學，如飢似渴地學習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著作。1903年2月，東京留學生召開新年團拜會，孫中山為大會確定了“革命排滿”的指導思想。鄒容在會上旗幟鮮明地發表了“大倡排滿主義”的著名演說，在留日學生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此同時，鄒容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革命軍》，第一次比較詳盡、清晰地描繪出了未來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共和國”的圖景，從理論上補充和完善了孫中山提出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孫中山後來正是採納了鄒容的這一思想，制定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創立了中華民國。
▲鄒容
在孫中山的指導下成立了同盟會重慶支部，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在重慶的傳播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展
1903年，陳崇功、朱蘊章等一批重慶籍留日學生學成歸來，把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也帶到了重慶。留居重慶的楊庶堪等人受到孫中山革命事蹟及其思想的啟迪和鄒容精神的鼓舞，認為只有以“尋求富國強兵之道為標誌，以啟迪民智為作用”“樹立革命思想”，才能實現振興中華的理想，於是，由楊庶堪、梅際郇首倡，在重慶秘密成立了四川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公強會，形成了重慶的資產階級革命派。
楊庶堪等建議卞小吾外出，審視形勢，聯絡黨人。卞小吾到上海後，三赴獄中，探望鄒容、章太炎，密商重慶革命大計。
1904年2月，卞小吾首次攜帶《革命軍》《警世鐘》《蘇報案紀事》等革命著作回到重慶。經與楊庶堪等商議，他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日報——《重慶日報》，又開學堂，建工廠，以啟迪民智，挽救利權。在他的推動下，“渝中知已，滬上黨人，音書住來，密圖組織，勢漸膨脹”“不數月，革命事業有一日千里之勢”。
在全國革命小團體普遍建立的基礎上，孫中山在日本開始進行建黨活動。早在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成立大會之前，重慶留日學生童憲章、陳崇功等就由孫中山、黃興等主盟，率先加入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正式成立後，不少川籍同盟會員參加了同盟會總部的工作，重慶的李肇甫曾任執行部書記，直接在孫中山領導下工作。
孫中山對四川、重慶的革命活動給予積極支持和具體指導，他高瞻遠矚地指出：“揚子江流域將成為中國革命必爭之地，而四川位居長江上游，更應及早圖之。”決定以重慶為國內西方支部所在地，負責領導四川、貴州、新疆、西藏、甘肅等省的黨務，支部下再設各省區分會。1905年底童憲章、陳崇功等人，“奉中山先生命”回到重慶。公強會立即推楊庶堪和朱之洪“首應盟約”，改組公強會，成立同盟會重慶支部。這是四川最早建立的同盟會組織，並逐漸成為四川同盟會活動的中心。
重慶革命黨人領導保路運動，促成武昌起義，成立蜀軍政府，擁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1年5月，四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9月“成都血案”以後，又發展成為同盟會領導的保路同志軍反清武裝大起義。當時，孫中山正在美國華僑中籌集款項，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興奮，立即準備回國。黃興表示將藉助四川保路運動的聲勢，立即往湖北參加起義。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並取得成功，各地紛紛響應，形成了全國革命的高潮。
1911年11月22日同盟會重慶支部發動起義，推翻清政府統治，迫使“官吏俯首聽命”“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復名城”，建立了革命政權——重慶蜀軍政府。
重慶蜀軍政府是以同盟會重慶支部為核心，按照同盟會的綱領建立，並得到先期獨立的各省軍政府通電承認的“四川政治中樞”“四川人民代表”。還在南京臨時政府尚未建立之時，它就按照孫中山的思想，制定了自己的施政綱領。民國成立以後，它率先擁戴孫中山先生擔任大總統，稱孫中山為“提倡民族主義第一偉人”，自覺接受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
孫中山隆重表彰以鄒容為代表的四川革命志士為建立民國立下的功績。1912年2月22日，他出席了在南京召開的四川先烈追悼大會。3月1日，他又在《祭革命死義諸烈士文》中歷數為國捐驅的英烈時，再次寫下“煌煌史(堅如)鄒(容)”的名句，還追贈鄒容等三位四川先烈以大將軍稱號。
辛亥革命失敗後，重慶革命黨人繼續追隨孫中山，為挽救革命，重建共和而不懈奮鬥。
鄒容與陳獨秀走在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最前列
重慶青年鄒容在追隨孫中山革命的過程中，結識了安徽青年陳獨秀，共同寫下了一段革命佳話。
行動上，他們是最“鐵”的朋友。
鄒容和陳獨秀都在日本東京成城學校(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學習。清政府專門派學監督學，引起眾學生公憤。1903年3月某日晚，鄒容和陳獨秀等闖入學監姚文甫的臥室，聲言要割掉他的腦袋。姚哀求寬大。鄒容說：“縱饒汝頭，不饒汝發。”於是由鄒容捧其頭，陳獨秀揮剪刀，剪掉了姚的辮子，懸於留學生會館樑上，上書“南洋學監、留學生公敵姚某某辮”。為此，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捉拿鄒容等人，鄒容和陳獨秀等只得回到上海，投入反對沙俄強佔我東北地區的拒俄運動，繼續倡言革命。
思想上，他們在已經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共同理想的基礎上，繼續追求社會主義。
1903年6月，在上海的鄒容因“蘇報案”繫獄。12月4日，鄒容在法庭上首次公開宣稱 “我現在擁護社會主義”“正準備寫關於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書”“我的觀點是沒有貧富之分，每個人地位平等”。這表明鄒容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家、宣傳家對社會進步、正義的追求——對社會主義的嚮往。鄒容早已是民主革命的思想領袖，是站在近代中國思想界巔峰的人物，孫中山先生稱其為“惟蜀有材，奇瑰磊落”。也正如毛澤東主席之嘆“鄒容是青年革命家”“可惜英年早逝”。
後來，陳獨秀也在他撰寫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1915年9月15日)中開始傳播和贊同社會主義思想，並最終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指導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
鄒容等先驅的吶喊與奮鬥，在巴渝大地上吹響了追尋民族復興夢想的前奏曲。他們啟迪著一批又一批的重慶熱血青年，懷揣偉大夢想，以“江流出峽，一瀉千里”之勢，“以漢魂而吸歐粹”，趨東瀛，赴歐美，學蘇俄，一幕更加波瀾壯闊的革命活劇大幕徐徐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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