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效平
寫在前面的話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黨史是黨執政興國的根基與血脈。黨史中有故事、有情懷、有事業、有品格、有信仰。在當前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的熱潮中，我們更加需要從黨史中汲取營養、打牢根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新時代如何講好黨史故事？在中國網絡文學的重鎮——杭州，黨史研究部門攜手網絡作家共同參與紅色故事傳播，杭州黨史故事驚豔了朋友圈。
陳效平，浙江寧波人，現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網絡作家協會會員，榮獲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浙江省民間文藝最高獎“映山紅獎”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效平故事集《地球隧道》入選"中國百年百部故事經典"。
1922年4月20日上午，在杭州皮市巷三號的一間小屋裡，一個文質彬彬、面容清癯的青年正伏在桌案上，用鋼筆往一張明信片上寫道：“疊接兩信，均悉。所託事大約都可辦到。青年（團）已於昨天成立，現有廿七人。”
伏案寫字的這個青年名叫俞秀松，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那張明信片，準備寄給在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施存統。明信片上所說的“青年團”，是指1922年4月19日成立的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松擔任書記，這是全國最早建立的17個團組織之一。
俞秀松在杭州建團後給團中央書記施存統
（化名方國昌）的報告
俞秀松在明信片上所寫下的這行字，宣告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支紅色的青春火炬已在杭州熊熊點燃，從此，它將指引並照耀浙江的熱血青年勇敢地踏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光輝道路。
孕育火種
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學生齊聚天安門廣場，抗議巴黎和會拒絕中國的正義要求。由於北洋政府準備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學生們的抗議遭到軍警殘酷鎮壓，但五四運動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以及全國各地學生的熱烈響應。隨著鬥爭的發展，浪潮波及20多個省的150多個城市，運動中心也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這場運動為中國青年提供了直接的鬥爭經驗，並鍛造了一批進步分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和全國各地的建立提供了組織和人員準備。
俞秀松
施存統
1919年9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一間寢室，兩個二十來歲的男學生正在激動地討論著，受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影響，他們準備創辦一份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刊物。這兩名學生，一個是來自諸暨的俞秀松，另一個是來自金華的施存統。巧合的是，他們都出生於1899年，都是浙江學生運動的領袖和先驅，後來又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創始人，並先後擔任團中央的書記。
《浙江新潮》創刊
不久，在俞秀松和施存統等人的積極倡導下，由俞秀松任主編的進步刊物《浙江新潮》創刊。
《浙江新潮》一問世，就以戰鬥的姿態對社會制度和封建禮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成為當時浙江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旗幟。俞秀松在《發刊詞》中提出改造社會的綱領：“要本著奮鬥的精神，用調查、批評、指導的方法，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以謀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步。”俞秀松還提出，知識階級裡面覺悟高的人，應該投身勞動界中和勞動者聯合一致，為共同的目的進行奮鬥。
然而，《浙江新潮》很快就被視民主為洪水猛獸的反動當局查禁，這一查禁事件最終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一師風潮”。
1919年11月7日出版的《浙江新潮》第二期刊登了施存統寫的《非孝》一文。文章大意是主張在家庭中用平等的愛來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提出要改造社會，非先從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此文一經刊發，立刻引起浙江當局的高度恐慌，省府、省教育廳和軍方一致通電北洋政府，要求禁掉《浙江新潮》。僅僅存在了三週，發行了三期，《浙江新潮》便夭折了。
隨後，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派員到“一師”查辦相關肇事者，還把校長經亨頤叫去談話，要他將進步教員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李次九解職，並將學生施存統開除。經亨頤支持進步師生，拒不從命。夏敬觀惱羞成怒，決定拿經亨頤開刀。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廳趁多數學生放寒假回家之機，下令免去經亨頤校長之職，這成了“一師風潮”的導火線。
2月12日，學校教師推胡公冕、範允滋持公函面見夏敬觀，要求恢復經亨頤的校長之職，遭到拒絕。次日，全體教職員再次開會，以全體名義呈文教育廳請願。結果教育廳於2月14日委派省視學金布兼代學校校長，同時宣佈改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
新任校長金布上任以後，宣佈原有教師一律續聘，但只有兩個人願意受聘。緊接著，徐白民、宣中華等學生髮函通知返鄉同學提前回校，以“挽經護校”為號召，要求當局收回成命。3月13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自治會召開全體同學大會，決議“維持文化運動，堅持到底”、“留經目的不達，一致犧牲”，決定立即開展請願運動。同學們推徐白民、宣中華等人為請願代表。從15日起，學校師生多次發表宣言，並反覆向省教育廳、省公署請願，力陳“挽經”的目的，是“為維持本校改革精神，鞏固吾浙文化基礎”。
俞秀松在一師的學習生活處
3月24日，省長齊耀珊下令解散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勒令學生一律離校。學生們不肯走，一致堅持原先的要求。與此同時，來自北京等地和全省知識界教育界的電文像雪片般飛來，大力聲援“浙江一師”。次日，當局以“保管校舍”為名派了40多名軍警進駐校園。
3月28日，杭州學生聯合會發動杭州各校學生4000多人，在理事長宣中華的帶領下赴浙江省教育廳和省公署請願，遭到公署衛隊攔阻，引發衝突，學生重傷2人。當晚，杭州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通電全國並呈文教育部、司法部，揭露浙江當局的暴行。29日凌晨，浙江省公署調動500名軍警包圍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絕其糧食和交通，封閉學校，企圖強行解散學校。300多名學生圍坐學校操場，在體育教師胡公冕等支持下，與軍警展開了對峙。學生們高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情願為新文化而犧牲，不願在黑社會中做人”。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鬥爭得到了杭州其他學校學生的支持。省立一中、女子職業學校、女子師範等校的學生聞訊趕來聲援，以女子職業學校女生隊伍為先鋒，衝破了軍警在校門的封鎖線，進入學校與“一師”學生會合。同時，浙江當局的行徑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有識之士公推蔡元培之弟、杭州中國銀行行長蔡谷卿與政府交涉。在各界的壓力下，浙江當局被迫與學生重開談判，並下令軍警撤圍，收回解散學校的成命。
4月1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之職由教務主任陳成仁暫代。次日，原聘教職員回校，部分學科復課。4月6日，時任教育部部長蔡元培派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到浙江調解。蔣夢麟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演講時，代表北京學界慰問“一師”師生，並推薦暨南大學教務長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員姜琦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他的提議獲得了學校師生的同意。在社會各界的聲援下，省長被迫下令撤圍，同意學生提出的“任免校長鬚得學生同意”的要求。4月17日，全校復課，“一師風潮”終以學生的勝利而告終。
經過“一師風潮”的洗禮，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許多學生開始自覺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則成為中共黨團組織的骨幹。如俞秀松、施存統是中國共青團組織最早的兩位中央書記和創始人；楊賢江成了中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汪壽華、梁柏臺、宣中華、謝文錦、葉天底、莊文恭、蔣友諒、胡成才等成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骨幹；柔石、潘漠華等成了左翼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當中，許多人成了革命烈士，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如果說“五四運動”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一師風潮”就是一部杭州製造的大片，它的影響同樣波及全中國，可以這樣說，“一師風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深入，它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在杭州的建立培養了大批骨幹，打下了紮實的群眾基礎。
工讀互助會時的照片
點燃火炬
“一師風潮”結束後，俞秀松被迫離開杭州，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在北京，俞秀松上午到北京大學旁聽，下午和晚上脫下長衫去做工。他和一些青年同道在“工讀互助團”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過起“共產的生活”。可是，僅僅兩個多月後，因無法維持生計，“工讀互助團”的新生活便告夭折。俞秀松由此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必須從根本上謀全體改造，枝枝節節謀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會沒改造之前，不能試驗新生活。於是，俞秀松毅然南下，投身到工人中去，探索改造社會的新途徑。他向好友正式宣告，此後不想做學問家，情願做個“舉世唾罵”的革命者！
1920年4月，經李大釗推薦，俞秀松從北京來到上海，在虹口厚生鐵工廠做工。與工人們朝夕相處，俞秀松逐漸認識到，團結起來的工人階級具有無比強大的力量。這一時期，俞秀松還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而使他的立場、思想得到根本轉變，由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8月，中國最早的共產黨組織——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俞秀松是發起人之一。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陳獨秀、李達等人建議：為適應青年的願望，應儘快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俞秀松奮發向上的精神和對青年學生的鼓動、宣傳能力，使陳獨秀看中了這個熱血青年。陳獨秀指定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負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建工作。不久，俞秀鬆起草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章程》明確規定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理論，實現自由平等，宗旨是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宣傳社會主義。
團中央機關舊址大門-霞飛路新漁陽裡6號
（現淮海中路567弄1-6號）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漁陽裡6號正式成立，俞秀松擔任首任書記。
此後，俞秀松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了共青團的工作當中。他積極發展團員，對團員和進步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到1921年初，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已達200餘人。同年3月，俞秀松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
1921年，俞秀松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二大，並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從這年5月起，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停止活動。11月，從莫斯科回國的張太雷向中共中央局彙報了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的精神，並恢復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2年1月，施存統從日本回國後，擔任了青年團臨時中央局兼上海團的負責人。在施存統的主持下，團臨時中央局指示各地團組織重新進行登記。
作為浙籍先進分子，在上海大力組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同時，俞秀松還積極從事浙江地區的革命工作。
1920年11月，俞秀松和沈定一、宣中華、劉大白等人在杭州建立了一個名叫“悟社”的進步組織。據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記載：這個組織“稍偏於修養方面……內部的組織是很嚴密的，在學生界中，也可算個光明的團體。他們不喜歡張口說話，他們真是切切實實去做，數月來已集會二十餘次”。1921年4月，衙前農村小學在蕭山籌辦時，“悟社”成員就是其中的主要骨幹。“悟社”和衙前農村小學，在當時已有相當的影響力，為杭州地方黨團組織的建立創造了較好的基礎。曾在衙前農村小學擔任教師的宣中華、唐公憲、徐白民、楊之華、葉天底、王貫三、張春浩、錢義璋、趙並歡、祝慶祥、宋夢岐等人，後來都成為杭州乃至全省各地早期黨團組織的負責人或骨幹分子。
俞秀松在莫斯科
1922年3月，俞秀松從莫斯科回國，受團臨時中央局的指派，到杭州籌建團組織。俞秀松抵達杭州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的幫助下，開始籌建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
當時，杭州學生界進步力量較薄弱，加之改良主義、復古主義的影響，學生埋頭讀書、不談政治的情況相當普遍，即使是原來思想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也出現了徘徊倒退現象。從俞秀松給在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負責人施存統的明信片裡，可以看出這種壓抑消沉的社會氛圍。俞秀松寫道：“抵杭後即與各方面接洽此事，大約本週曜日可望成功，人數總在二十以上。杭州空氣沉靜極了，或許簡直死了！“五四運動”的反應如此，良可浩嘆！現不動又不靜，大家莫名吧。青年學生如此，奈何，奈何？”第二天早晨，俞秀松又寄明信片給施存統，他寫道：“前寄明信片一紙，諒已收到。昨已開籌備會議，與會者只師校三人，安定一人及女同志一人而已。但已接洽贊成者十七八人。決議星期三（十九日）下午在此開成立會。因此間學生實在太沉靜之至，什麼事皆如對牛彈琴，奈何？姑試為之。”在俞秀松等人的努力下，杭州團組織於4月19日在皮市巷成立，俞秀松擔任書記，主要成員有金佛莊、宣中華、唐公憲、徐白民、倪憂天等。
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
星火燎原
杭州團組織成立後，俞秀松立即進行組織建設，開展社會調查與宣傳，加強思想教育，組織政治活動，使廣大杭州青年走向革命戰場。杭州團組織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舉辦報告會、講演會，許多青年在那裡受到馬克思主義教育。俞秀松組織團員青年深入工廠，調查工人經濟生活狀況，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逐步使團員青年認識到工人階級是改造社會的偉大力量。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召開俄國十月革命紀念大會，請名人演講，散發傳單，擴大政治影響。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和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的雙重身份在廣州出席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2日又被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
在杭州建團過程中，俞秀松還和宣中華等校友一起在杭州太平門外創辦了一所平民夜校。夜校學生都是黃包車伕、泥瓦木匠、機織工人和附近的菜農，開學時有五六十人。所學內容包括社會發展史、勞動創造世界、反封建禮教、實行男女平等、團結就是力量等。俞秀松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道理，鼓勵大家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同舊社會的惡勢力作堅決的鬥爭，並吸收了其中一些先進分子成為杭州團組織成員。
根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大的《綱領》和《章程》，杭州團支部於1922年6月7日擴建為團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團杭州地委），執行委員5人，莊文恭（即韓伯畫）任書記，吳明任宣傳部主任，徐白民任經濟部主任。團杭州地委建立後，在市區各工廠、學校開展了社會調查。此後，還發起組織了浙江文化書局，公開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籌建了“杭州印刷工會籌備會”，開辦了工人補習學校，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演講宣傳活動，加強了對團員的思想教育，建立了組織員制度，選派團員到各地進行聯絡，籌建各地團的基層組織。
杭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加強了杭州對各地青年運動的領導，青年團像燎原的星火，將熊熊的革命火焰燒遍浙江大地，為中共杭州地方組織的建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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