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用火柴，點起經濟學的火箭，讓社會公眾充分參與到討論中來。
引言：
東北經濟大討論，已經過去快3個月了。本已淡忘。今天，在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先生呼籲，東北的發展，缺的是機制、機制、機制。
會場休息時，一位區域經濟領域的老前輩說到一個故事：一次調研中發現，有個東北的國企瀕臨倒閉，基本停工，但員工就是不出去。他們給的理由竟然是：“我們國企職工，怎麼能淪落到去幹臨時工呢？”結果，這個企業就徹底跨了。
周放生老先生在會上講了一個事例：廣東佛山一帶機器人和數控產業很發達，而東北是國家中金打造的機器人和數控技術基地，卻沒發展好。到廣東調研，發現，都是東北人來創業的。再問為什麼？創業者說：“我們在東北的政府眼中是叛徒，挖國有技術牆角的，在東北創業會被拍死。”政府的清高和自大，對創業者的排斥，不正是東北困局的根源嗎？東北缺的根本不是什麼產業規劃，而是機制體制。
這讓我想起了東北問題大討論中的《吉林報告》團隊，他們論證自己的觀點正確，理由竟然是：“我們是頂級智庫。”
東北體制的僵化、思想的清高，不正是與林毅夫團隊的思維一模一樣嗎？
記得那個時候，林毅夫團隊放言不參與媒體討論，看不上媒體上這些“用火柴點火箭”的人。諷刺的是，浙江大學隨即發佈了《浙江大學優秀網絡文化成果認定實施辦法》，門戶媒體或自媒體文章的閱讀量10萬+等同核心期刊。國內一流大學站出來，從學術角度認可“用火柴點火箭”的媒體評論。此後，吉林大學等多所大學都採納了這一標準。
實際上，媒體討論經濟政策，並形成理論，並非沒有先例。1970年代後半期，拉弗，萬尼斯基、羅伯茨等利用《華爾街日報》廣泛宣傳他們的論點，持續多年的媒體文章，鑄就了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
我一向是非常尊重林毅夫先生及其新結構經濟學的。原因也很簡單，林毅夫先生及其新結構經濟學走進國際社會，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奇蹟。這是一份值得敬重的事業。林毅夫先生用他在1980年代的思考，解釋了中國在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雖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並無指導之功，但在老外的眼中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奇蹟。林毅夫先生為中國經濟做了很好的國際宣傳，這也是一種成就。並非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等改革思想才是有貢獻的。向國際社會解釋中國也是一種貢獻。
新結構經濟學部分地解釋了中國的起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但該理論及其擁躉者刻舟求劍，試圖以此為聖經指導各地區域規劃，則必然矇蔽中國各地區戰略性競爭力的構建。193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流派紛呈，各放異彩，並無任何一個學派的理論包打天下。如果用國際權威的論調誤導公眾，則有可能導致有關省市在產業政策制定上走錯路。茲事體大，事關數億人民福祉，當慎之又慎。
如果用林毅夫先生的新結構經濟學來為今天的東北出招，本質上就是用1980年代的理論來指導2020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的落後，與實踐的脫節，可想而知。
當前，我國面臨著重大而又現實的經濟學理論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經濟結構改革？如何制定產業競爭政策？如何深入推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各區域如何在全國一盤棋下構築本地產業競爭力？中國如何切實提高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的地位？這一系列問題，無不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徑選擇。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路，是黨和人民一步一個腳印踏出來的，不是哪一個國際權威能指出來的。改革的路，離不開理論探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一場大討論猶在昨日，我們不能在今天這一歷史關鍵節點上再搞出“兩個凡是”。
在這一事關國運的重大問題討論上，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經濟學工作者，理應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產業發展路徑選擇、區域戰略選擇等重大問題上，我相信，自媒體時代充分的自由的討論，一定能激發全社會的思想活力，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豐富的參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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