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打吃吃」到「愛和自由」|孫瑞雪「嶄新的教育」系列報導二

从“打吃吃”到“爱和自由”|孙瑞雪“崭新的教育”系列报道二

从“打吃吃”到“爱和自由”|孙瑞雪“崭新的教育”系列报道二

一件事情,如果堅持做十年以上,甚至是二十年,會有怎樣的不同?

要不是接受採訪時被問及一些問題,孫瑞雪不大回憶。

她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

我也不喜歡回憶,我只是想知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們都在做什麼。

从“打吃吃”到“爱和自由”|孙瑞雪“崭新的教育”系列报道二

王崇:你最近在忙什麼?

2014年7月,我坐在北京孫瑞雪的家中,再次採訪她。

孫瑞雪:這幾個月我一直在完善機構內部培訓題庫。同時,機構的教學園長、教學助理都聚集到廣州,把已經建好的題庫過一遍,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王崇:這樣做的目的是?

孫瑞雪:我期望完善我們的教學系統,這樣每一位老師從進來的那天起,只要在這個機構工作,就知道應該做什麼,學習方向在哪裡,應該怎麼把握這個教育的核心。並且,這位老師也將知道如何做才能把這樣的教學思想和教學精神肉體化、生活化、操作化。

王崇:這個項目有名稱嗎?

孫瑞雪:有。教師培訓機制。

王崇:就是將教師培訓架構化?

孫瑞雪:是的。事實上,這個架構的工作我們很早就開始了,已經做了十年了。

王崇:目前機構有多少教職員工?

孫瑞雪:400多。

王崇:聽你說現在做的事,我腦子裡閃現著1995年,你和一群滿腔熱血的朋友,第一次走上寧夏的街頭,宣傳“科學育兒”理念時的情景。宣傳桌上輔著布,旁邊馬路上還停著一輛拖拉機,上面碼著一車的磚頭。

孫瑞雪:啊,當時沒有什麼錢,我們就自己做橫幅,自己剪字。我和包哲興(孫瑞雪早期專家團隊的成員,後來成為她的愛人)拿出工資,在銀川的百貨大樓、公園、十字路口處擺攤宣傳,每一二天換一個地方,前前後後宣傳了一個多月。

王崇:當地人怎麼看你們這個教育?

孫瑞雪:我們用粉紅紙打印了我們的教育理念,我們還用大白話告訴家長不打孩子、不罵孩子、不指責孩子,“三不”原則。只能愛孩子。

王崇:他們接受嗎?

孫瑞雪:寧夏人很實在,聽完了介紹後說,唉,這娃不打怎麼行。然後就走了。

理想主義者的幼兒園配置:5個孩子配4個廚師

理想主義者,再加上精力旺盛的青年,要是想好了一起幹個什麼事。

過程會非常有意思。

2008年,我連續幾天採訪孫瑞雪,聽她介紹她的第一所幼兒園的創辦過程。很快,我在那一年的《新聞晨報》上發表了“嶄新的教育”系列報道。

王崇:第一所幼兒園是怎麼建起來的?

孫瑞雪:當時,我們的一個朋友發現了一個新造好的幼兒園,我們就去找那個房產公司的董事長王愛全談。

王崇:怎麼個談法?

孫瑞雪:我捧了一大堆的書去說服他,王愛全聽後就問了一句:行不行啊?我就說,為啥不行啊,太奇怪了,這麼好的教育,咋可能不行啊。他聽了就同意了。拿到房子,我們就上街了。

王崇:第一批多少個孩子?

孫瑞雪:5個孩子。配了2個老師,4個廚師。

王崇:野心不小啊。

孫瑞雪:不知道,那個時候就是有信心,覺得這件事值得做。大家都很有信心,所以做起來還要求完美。

王崇:是啊,都4個廚師了。怎麼要這麼多啊?

孫瑞雪:不多,一個主廚師,一個副廚,一個點心師,一個麵點師。開學前一個月,我們搞廚師大賽,公開在社會上招聘。

王崇:評委是誰?

孫瑞雪:就我們那幫人,做的好吃就留下。最後選中了4個。一開學才發現學生才5個。買兩隻雞,小朋友吃一隻,廚師吃一隻。

理想主義者行動的最初動力往往來自痛苦

要將想法付諸行動,往往有一個真正的動力隱藏在背後:理想主義者感受到的痛苦。

正是因為這個痛苦,讓他們異常清楚,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一問,孫瑞雪也不例外。

王崇:你是1985年從寧夏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畢業後成為寧大附中一名語文老師。你習慣嗎?

孫瑞雪:我不習慣。我在校園裡,到處都能看到耷拉著腦袋的學生。在教室外面,常常看到學生被老師進行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訓話。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會有這麼長的訓斥,我很想知道,這些學生經歷完這些後想些什麼。

王崇:你有機會知道嗎?

孫瑞雪:進校沒多久,我遇到一個學生在考場作弊。我什麼也沒說,只是把作弊的內容收掉。就這麼一個動作,那個作弊的學生立刻臉色煞白。課後那個學生一直跟著我,問我會不會通告到學校,會不會告訴家長。

王崇:他太害怕了。

孫瑞雪:我明確地告訴那個學生,我不會那樣做,但希望他以後不要再作弊,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就問我。這件事到此結束。

王崇:說到這個往事,你想到什麼。

孫瑞雪:即使到今天,當我再次提及這件事時,我依然清楚地記得那個學生跟在我後面時的恐懼和絕望。

王崇:你當時為什麼那樣處理?

孫瑞雪:如果你真正關心一個孩子,你就會關心這個孩子的未來。關心此刻發生的事對他未來的影響。

王崇:那學生成績不好,你怎麼辦?

孫瑞雪:我想別的辦法。比如關於課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我上課會換一種問法:如果作者想達到願望,他會如何做呢?

王崇:有意思的問題。你覺得怎麼樣?

孫瑞雪:很沮喪。

王崇:什麼意思?

孫瑞雪:我發現課本里的文章真的是不好看。

王崇:快別提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都有體驗。

孫瑞雪:沒辦法,我就用最快的時間把課上完,然後給他們讀我自己選的好文章。像《現代散文選》,蕭紅的文章,我都拿來讀。學期結束的時候,這個班的語文成績名列全年級第二。

孫瑞雪知道,語文是應該這樣教的。孫瑞雪還知道,在美國,人家把頑皮的學生集合在一起,在外面上課,特別有效果。

學習不好,還可以做人吧

王崇:作文是語文教學的重點,語文老師應該可以有所為。

孫瑞雪:當時我發現,學生們都只會寫“春天來了,春姑娘披著薄薄的衣紗來了。”

王崇:很幸運,我沒寫過春天。

孫瑞雪:我告訴他們,感覺到什麼,就寫什麼。只要是真實的,就是最好的。這話非常有效,學生的作文開始不一樣了。

王崇:還記得具體的嗎?

孫瑞雪:一個學生的作文這樣寫道:中午沒回家,在外面看放風箏,看著看著,感到手很癢,一條小蟲子正爬到我手上。春天來了。一個學生寫道,每天中午上學,天氣都很冷,那天上學時出汗了,想脫一件衣服。這時他意識到春天來了。

王崇:你滿意了?

孫瑞雪:寫作文還是有一個問題,題目是統一的,我就叫他們寫週記。有學生問,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嗎?對。週記上來五花八門。有的學生抄名人名言;有的學生畫畫;有一個學生每週都寫她們家的狗,幾乎寫了一個學期,就是狗和小孩的故事,狗怎麼撿東西,怎麼舔小孩。一百分,統統一百分。

王崇:聽上去不錯。你高興嗎?

孫瑞雪:除了上我的課,在其他課上學生們依然被教訓。每次看到有學生被其他老師教訓,我都會受刺激,會害怕。我發現自己就是個小孩子。最終,在這樣的壓力下,我選擇離開學校。

孫瑞雪說,她之所以選擇離開,實在是對權威環境不適應,內心害怕。

王崇:如果現在有人當著你的面教訓學生,還會害怕嗎?

孫瑞雪:不會害怕了,但還是會難過。我就是想不通,學習不好,還可以做人吧。

天鵝的喇叭

一到出版社,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的對峙結束了。

孫瑞雪:離開學校,我內心的壓力一下子得到釋放。在那期間,我看了很多國外兒童教育的書。在童話《天鵝的喇叭》裡,我看到一個情節:數學課上,有老師問,一個人1小時走1里路,5小時走幾里?有的小朋友回答說2.5裡,因為他走著走著鞋壞了;還有的小朋友說走3裡,因為……答案各種各樣,老師聽完孩子們的答案後對小朋友們說,從這些答案中,我們發現有許多細節和因素都要考慮到,所以數學是一門非常嚴謹的學科。說完就下課了。

王崇:你想到什麼?

孫瑞雪:我覺得這個老師太神奇了,對孩子們的回答是那麼的瞭解和包容。

王崇:還發生了什麼?

孫瑞雪:我在一個童話裡,看到可愛的天鵝被它的小主人帶到學校去,與小朋友一起上課。那場景你能想像嗎?愉快,輕鬆,充滿愛。我當時就沒覺得那只是童話。我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人家能那樣,我們做不到。

直到孫瑞雪看到蒙特梭利的書,她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這種美好的教育是可以具體實現的。

1995年孫瑞雪參加了在北京師範大學引進的蒙特梭利教育培訓法。一年後,她自己的幼兒園“開張”了。

紅燒茄子和哲學

王崇:好像你一直都在尋找著什麼?

孫瑞雪:我是1985年大學畢業的,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資源所限,求知慾強,都關心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滿懷理想和熱情。

王崇:作為一名有理想的青年,你都是怎麼過日常生活的?

孫瑞雪:寧夏是一個比較悠閒的地方,每個週日,我都會和一幫朋友聚在一起“打吃吃”。

王崇:什麼意思?

孫瑞雪:就是海闊天空地聊天,邊聊邊吃。

王崇:都吃些什麼?

孫瑞雪:有啥吃啥,做啥吃啥。

王崇:聊些什麼?

孫瑞雪:啥都聊。哲學、歷史、心理學、教育。

王崇:都有些什麼朋友?

孫瑞雪:有包老師(包哲興,孫瑞雪的愛人,當時在寧夏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他的拿手菜是“紅燒茄子”。老霍,霍維洮因為猜拳老輸,老涮鍋。

王崇:涮鍋高興嗎?

孫瑞雪:涮鍋也高興。老霍是寧夏大學歷史系的老師,人特別幽默,總是問些有趣的問題:你知道當年慈禧為什麼那麼快就與八國聯軍簽了不平等條約?因為慈禧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不要做皇帝而只要些東西。要東西還不容易,給就完了。

王崇:你當時幹什麼?

孫瑞雪:我與大家分享文學。給大家朗誦《戰爭與和平》的片段。

彼埃爾對娜塔莎說:你未來有什麼打算?

一直表現自若、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的娜塔莎說:我還有未來嗎?

王崇:真好聽。還有呢?

孫瑞雪:後來我開始與大家分享我的教育新發現。

王崇:什麼發現?

孫瑞雪:人究竟該怎麼長大。我看了一些西方心理學、教育學的書,我非常肯定地認為,人是依靠愛來成長的,如果沒有愛,人的成長就會遇到問題,就不可能成長為一個正常的人。

王崇:聚在一起“打吃吃”的知識分子,後來發生了什麼?

孫瑞雪:當時我們從理論上認為,我們的成長是有問題的。後來,大家的想法越來越一致,覺得教育這個事值得做,是美好而有意義的。

孫瑞雪感受到了思想共鳴所帶來的愉悅。這些當年一起“打吃吃”的朋友,後來成為孫瑞雪教育機構的專家委員會成員,把握著整個教育理念的研究和發展。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