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虛擬現實技術已不像剛出現那會一樣單薄，商品化的設備與配套產品層出不窮，但目前較為廣泛的技術應用，基本存在於遊戲等娛樂範疇，我們在VR眼鏡裡所看到的，依舊只是作品。
基於此，本文無疑提出了新的應用建議。既然VR能夠幫助（幾乎）完全沉浸於另一個人的視角，我們為何不嘗試去看見現實？
文/Kaitlin Ugolik
譯/Curie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rrative.ly/can-virtual-reality-change-minds-social-issues/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Curie在利維坦發佈
2004年這一年，凱茜·哈克爾（Cathy Hackl）應該是美國民眾中看血腥暴力影片最多的人。除了在CNN負責電視視頻製作外，哈克爾還要看各種伊拉克戰爭原始素材和未經剪輯的視頻，這樣有線頻道才可以給觀眾前方高能預警，告訴他們影片可能包含引起不適的片段。為了保護觀眾看片子的心情，哈克爾試過一天要看幾個小時這種極其血腥暴力的視頻——斬首、士兵殘肢被拖走，任何在有線電視標示過預警的片段她都看過。這個工作簡直是折磨，但更讓她煩惱的是這對她生活潛在的影響。
“做這類工作的時候，人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的人性同情心封閉起來。”她說。
慢慢地，她對這些恐怖的畫面已經麻木了，她的同情心減弱了——她必須得這樣才能繼續這類型的工作。哈克爾從事這項工作超過了10年。直到兩年前，她本能的同情心似乎又回來了。她使用了360度無死角錄像——一種能夠讓佩戴者沉浸式地感受他們所看到周遭一切的技術。哈克爾在參加一個高科技展會時候，發現HTC VIVE的VR一體機可以讓自己置身於一個封閉的監獄內。
文中所提到的孤獨監禁虛擬體驗場景，《衛報》製作。
“戴上之後的那幾分鐘，我內心幾乎是崩潰的。”她說。由《衛報》創建的6×9空間裡，戴上VR一體機的人會有一種自己處在獨立監獄的感覺，他們坐在一個很狹小的空間裡沉浸式體驗眼前的環境，並要在這種孤獨恐怖的環境裡坐上一段時間。
即便在互聯網上進行體驗的人也可以通過移動視角來控制所看到的環境視野。從紀實的角度來看，這些設備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人們更好感受所設環境，從共情的角度引發更深層次的感受和對個人經歷的影響。
“當我把一體機摘下來的時候，大腦突然頓悟了，好像有個什麼開關被開啟了。我找回了失去的同情心。我能重新感受到別人的感受了。”哈克爾說。
哈克爾摘下VR時感受到的，是社會科學家稱之為移情的人類情感。這種移情會讓人用某種行動來回應他人的情感狀態（比如看到殘疾人很可憐而去捐款等行為），而認知移情又稱“透視”，就是純粹理解他人精神狀態。科學家認為，
大多數人天生就有能力去同情別人，但隨著我們在面對面交流的時間越來越少，這種細微的情感可能會慢慢消退。幾十年來，研究人員就一直擔心電視、電子遊戲、手機、社交媒體，到現在的虛擬現實會對我們彼此聯繫的能力產生怎樣的影響。 雖然有研究表明，高科技技術的過度使用可能跟現代人的社會聯繫降低有關係，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高新技術會降低人們的同情能力的話，那麼反過來恢復人的同情移情也是可能的。
VR技術已經發展了數十年，但是直到最近人們才意識到，VR除了被用在視頻遊戲之外，用在其他領域都太昂貴，並且技術上要求苛刻：沉重而昂貴的相機設備，加上軟件、編碼和數字動畫專業知識。更別提想體驗VR的人還要戴上又沉又笨重的設備。
虛擬現實相機設備GoPro Freedom 360
2015年，科技企業家和藝術家克里斯·慕裡克（Chris Milk）發表了一個TED演講，他把虛擬現實稱為“同理心機器”，因為它能賦予人們感受他人情緒的能力。當時，許多人認為他誇大其詞。目前，仍然少有遊戲行業以外的人願意投資VR內容或硬件。
但現在，隨著VR一體機和生產VR體驗的技術變得越來越便宜，積極分子和非營利組織開始真正考慮TED演講提到的同理心機器的假設。聯合國已經開發了一個VR場景能讓人感受敘利亞難民的生活；多個VR場景幫助用戶體驗與性侵犯受害者或大屠殺倖存者交流的感覺；非營利組織正在使用安卓應用程序【Within】來以VR形式給用戶呈現故事，通過這些故事提高人們對社會和環境原因的認知度，有時會通過這種形式來開展籌款募捐活動。
剩下問題就是，這是否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廣泛的影響和變化。 哈克爾承認，如今有很多有關VR的宣傳是華而不實的。現在如果大家想測試一個VR場景，可能更多地想讓用戶體驗酷炫屌炸天的場景，而不是傳達正經嚴肅的訊息。 製作VR內容的公司仍然需要通過文案描述每種場景想傳達的意境，以此說服準備體驗VR的人——他們自己也不斷嘗試各種各樣的方式，想給用戶傳遞更加社會性的嚴肅訊息。 當然，這是任何新技術出現時都會發生的狀況。
哈克爾說：“實際上，那些花費大量時間來製作這些故事和創造VR場景的人，真的有在推動行業發展。用戶看完、聽完、感受完可以隨時關掉手機電視機，摘下VR一體機，但真正重要的是體驗過後，用戶看待事物視角的改變以及對他們生活的深遠影響。”
* * *
對體驗過Planned Parenthood（是美國一家非營利生育健康管理的機構）的VR電影“Across the Line”的大多數用戶而言，記憶最深刻的是在診所門外聽到有人嚴厲叱喝的場景，有一個聲音在吼：“你這個妓女，你不害燥嗎，你父母當初就應該先把你給墮胎流產！”VR體驗者看不到那個人的面目，但是他的聲音非常非常真實，感覺離你不到一英尺遠。
很多人脫下VR眼鏡的時候是渾身顫抖的。 8月份在紐約VR變革高峰會議上，Planned Parenthood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品牌官兼經驗官道恩·拉根斯給大家分享了一個故事：一個反對墮胎的立法者體驗完VR後，對抗議者對待墮胎女性的方式感到十分憤怒。
這就是VR所能給人們帶來的感官變化。很少有人能夠控制或改變自己人生的經歷，但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啟發，從而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事物。它更適用於那些觀念開放、願意改變的人，當然，有時對某些人來說，改變是從其他方面開始的。比如拉根斯還談到了一個十多年來一直陪伴著墮胎女性的男護工，他體驗完“Across the Line”後潸然淚下，意識到自己雖早已經習慣了這些嘲諷墮胎女性的抗議者，理應能感受女性的處境，才發現他原來一直不知道他身旁剛墮完胎的女性承受著什麼。
Across the Line項目，讓參與者體驗墮胎者被抗議群眾包圍的場景
在技術層面上，VR仍然存在許多挑戰，比如很難將所有事件都通過360度視頻錄製、再結合音頻融合在VR體驗中，所以有時感覺沉浸感沒那麼明顯。但即便如此，通過外部組織的幫助下評估VR用戶反饋，Planned Parenthood發現體驗者能被真切地打動到。他們調查的人群中多數為男性，主要是白人，大多數是自由黨派者，他們發現，體驗過“Across the Line”VR場景的人要比那些沒有體驗過的人更加反對對其他人造成的騷擾和影響。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些VR經驗甚至能影響保守黨派的態度。體驗後，很多人轉而認為抗議者不應該在診所外如此激烈地表達反墮胎的意見，甚至有人認為他們願意接送一個準備墮胎的女人去診所，“即使我不同意她的決定，我也願意送她去。”
這個改變保守黨派對墮胎觀點的實例，也許就是社交媒體有能力改變思維模式的佐證，但是技術也可以被用來解決繁瑣事情，如辦公室騷擾和性別歧視。
直到幾年前，娜塔莉·伊根才從生活中解脫出來。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她敢於冒高風險作投資。當時，她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行業中，並且大家都認為她是男的。
她說：“我們天生會同情別人，但我認為這種特殊的動力才真正將人與現實世界隔離開來。”
隨後，她決定以跨性別女性的角色繼續生活，隨著身體逐漸發生變化，她對女性的同情變得比以往更加清晰。當別人知道她是一個女人而不是男人的時候，她明顯感受到待遇上的差異。生活和工作上，她受到惡意的嘲諷和笑話，甚至有人拒絕與她對視。
伊根說：“我從一個男權主義的特權位置走到了世界上的最邊緣。”
她希望商界的同行能夠理解行業上男女待遇的客觀差異。 2016年，她創辦了組織Translator，定位本來是一個跨性別人群的社交網絡，但很快變成了為各種規模的組織和企業提供技術支持的多元化和融合體驗的工具。該公司使用聊天機器人、應用程序和定製的VR體驗，使紐約市教育局和數字諮詢公司Rain等組織的大部分白人和男性員工群體能進一步接近、瞭解什麼是女性，性別不明的人，殘疾人和有色人種每天都經歷著什麼。
伊根說，最強大的工具能凸顯一個人潛意識的偏見，儘管這可能會讓一些人焦慮不安。
鮑勃·薩沙（Bob Sacha，圖左）教授向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展示了一臺GoPro Omni攝像機。圖源： Vincent Tullo
例如，我們在雞尾酒會上與人的相處方式，和我們在街上碰到熟人是不同的。模擬這些不同的體驗會揭露你自身是否存在無意識偏見的事實。Translator沒有固定VR場景；相反，他們為每個客戶定製VR體驗。比如在最近的一次VR場景中，用戶戴上一體機後會發現自己與同一個人相處在不同場景中（比如黑暗的街道、雞尾酒會、工作會議），然後他們要求用戶匿名記錄下每次碰到這個人的直覺。
有時候，這些直覺是不同的，這會讓人很不爽，知道自己對事物有偏見，但這才是重點。對於一些自認為自己觀念很開放的人來說，也很難否認這個事實，這正是VR揭露人類偏見的有效性。伊根說：“當環境發生改變時，知道有多少人的態度和行為會發生改變，這是很棒的。”
伊根和她的團隊目前正為一家美國媒體公司制定一個有關潛意識偏見的VR體驗。玩VR的確非常昂貴，但是建立像辦公環境中的團隊體驗能帶來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這有時是無意識發生的。倫敦的藝術家和技術專家安德魯·達菲（Andrew Daffy）去年在倫敦創造了一個名為“霍洛·奧杜爾”（HOLO DOODLE）的VR體驗，讓兩個人跟一個粉紅色猴子在虛擬世界中玩Pictionary（一種遊戲）。當初只是為了好玩，但當體驗完的用戶開始談論自己如何變得沒那麼壓抑抑鬱，並且更能夠與他人溝通交流時，達菲和他的團隊小夥伴決定做一些改變。去年在SIGGRAPH年度計算機圖像會議上，他們推出了一款名為“我是機器人”的新版遊戲，能讓一群人在芭蕾舞演奏會、雞尾酒會或舞會上戴上VR一體機變身成為一個無分男女的機器人。參與者的反饋是令人驚訝的 —— 在無性別的VR世界中，說自己不會跳舞的西裝革履男人變成了完全另外一個風格的人。讓達菲最為感動的是這兩位用戶的體驗反饋：
一個有社交焦慮的人在戴上設備後，連續幾天的抑鬱消失了，跳舞，笑了起來。另一位說，他第一次覺得自己生活在沒有性別歧視的世界上是如此地舒適自在。
“我們沒有這樣做——推動社會變化，我們只是偶然發現並認為，'天啊，這才是我們該進入的領域啊。它不一定單純是個遊戲，”他說。
隨著技術的不斷髮展，人們自然會關心人類之間相互聯繫的能力。 儘管大多數技術人員都普遍存在擔憂，但他們也很看好高新技術對社會的積極影響。
達菲說：“擔心被操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技術（VR）看起來如此科幻酷炫，令人討厭又讓人害怕。 但它也可以完成美麗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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