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週末 (選自《五十年前讀北大》/王則柯 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作者｜王則柯
原題《五十年前讀北大》
我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同學們絕大多數都使用飯盆和勺子吃飯。因為所有學生飯堂都沒有椅子、凳子,頂多只有幾張四方桌子,所以大家多半都站著吃飯,個別講究一點的同學,會打飯回宿舍吃。
在北大差不多六年時間裡,我們曾經在三個學生飯堂吃飯。首先是現在“百週年紀念講堂”地方的第一飯堂。第一飯堂也兼作大禮堂用,有什麼大型演出,以及放映電影,也都安排在這個地方。
學校真正的禮堂,也就是隻作禮堂用的地方,是原來燕京大學的建築,在西門進來正對著的學校辦公樓的二樓。大家一般把它叫做小禮堂。我們進入小禮堂的機會很少,但是因為有一次在那裡有曲藝方面的演出,不知為什麼輪到我們這個班派人值班把門維持秩序,所以我知道那裡有時候會有演出。我對於曲藝完全是藝盲,如果不是派工,不會去湊熱鬧。
我們通常把第一飯堂叫做大飯廳。大飯廳是東西向的,在它的西頭,向南伸展出一個比較小的學生飯堂,不記得叫做學生第幾飯堂了。但是因為它與大飯廳連接在一起,我們都管它叫小飯廳。我一直懷疑大飯廳和小飯廳,根本就是用同一個大廚房。大飯廳以南、小飯廳以東,當時是一片樹林,雖然樹木不很高大,但是樹蔭嚴實。可惜這片樹林現在已經變成水泥地。
我們低年級的時候,全校同學吃飯使用飯票和菜票,到了我們高年級的時候,變成全校同學使用飯卡吃飯,這種變化,體現不同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
1959年剛剛入學的時候,繼承1958年“大躍進”時候“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勢頭,在北大學生飯堂吃飯付票,變成完全是憑良心付票的操作,沒有人查核。這就是說,你打了幾兩飯、要了多少錢的菜,就自個兒憑良心向飯菜票盒子丟多少飯票菜票。
我們的主食,開始的時候以饅頭和米飯為多,早上總是有稀飯。所以,典型的早餐,是手抓一個饅頭,然後飯盆裡盛著稀飯,這樣勺子也可以不用,一路走一路吃一路喝,就對付完了。飯堂時而也會在四方桌上放一盆鹹菜,喜歡吃的同學自己過去夾一撮鹹菜到自己的飯盆裡面。
午飯和晚飯,如果是吃饅頭或者窩頭,就把饅頭、窩頭抓在手裡,飯盆盛菜,如果是吃米飯,當然是飯盤盛飯,打菜澆在飯上。回想到這一切,才覺得在那種情況下飯前是否洗手實在非常要緊,可是那時候包括我在內多數同學都會忽略這個環節。
飯票的規格,是一兩二兩;菜票的規格,是甲菜一角錢,乙菜八分錢,丙菜六分錢,丁菜四分錢。剛剛入學北大的時候,我們的伙食真是很好。甲菜就有不少肉了。乙菜有沒有肉我記不起來了,但是味道不錯。丙菜也有我很喜歡的,例如蝦皮炒小白菜。丁菜呢,比方說一種什麼絲拌上一種什麼醬那樣,也可以下飯。由於1958年“大躍進”的折騰和1959年春天廣東的水災,上北大之前,我在廣州住校已經喝了幾個月的粥了,現在到了北京,簡直是天堂,享受得很。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因為全國餓著肚皮支援北京慶祝國慶十週年的結果。
慢慢地,玉米麵窩頭多起來,偶爾還吃高粱米飯、小米飯和蕎麥饅頭,以及高粱米粥和小米粥。奇怪的是,除了對於高粱米稀飯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感覺以外,我這個徹底的南方人,對於這些雜糧窩頭、饅頭和稀飯,一概都吃得津津有味。那蕎麥饅頭,深褐色的,又硬又韌,可能因為只吃過很少幾次,新鮮感來不及過去,所以我至今還是回味。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玉米麵窩頭就是有一種偏愛,以至於現在已是望七的老人了,凡是跑到北京這樣的地方,只要方便,總是要買幾個玉米麵窩頭帶回廣州懷舊。當初在北大讀書,三年“困難時期”快過去的時候,有一個寒假我回廣州,還特意帶了兩斤玉米麵回家,做窩頭讓家人嚐嚐,結果大家都不買賬,全部留給我一個人享用。
最初我們學習的“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黨中央通過“中央編譯局”把“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修改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後來的事情。所以,“自主點菜、自覺付票”的打飯制度,從理論上說來,彷彿真的是體現“共產主義”精神呢。我們進入北大,並沒有人告訴我們吃飯是這樣付票的,第一次走進飯堂吃飯,發現沒有人向我們收票,我還愣了一下。後來看別人怎麼付票,才知道全憑自覺。那個震撼真大,覺得:“這就是北大學生的思想覺悟啊。”有一絲神聖的感覺。
隨著北京的日子也變得不大好過了,我們學生的飯菜自然隨之變差。這時候,陸續發現了一些同學多打飯菜少付飯菜票的情況。我們之所以知道這種情況,是因為各個系總是有一些同學,自發地做行為糾察,他們細心觀察同學們的付票情況,隨時指證少付票的同學,並且把少付票同學的不良行為,反映給他們所在的團支部。自發的學生志願者行動在前,學校伙食部門承認這種現象在後,結果,就停止了這種貌似共產主義的打飯付票制度,回覆到正常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打飯秩序。
1961年暑假,留蘇學生被召回國內進行“反修”學習,一部分留學生就住在北大。我們知道這種情況,是因為大飯廳貼出幾張大字報,批評有些留學生吃饅頭要先把皮剝了。大字報措詞尖銳,抱怨這些留學生吃慣蘇聯的牛奶麵包,忘本變修了。
二三年級開始,我們改在宿舍區西側的學生第三飯堂吃飯,就是現在變成“康博斯快餐廳”的那個飯堂。因為開始進入“困難時期”,沒有什麼甲、乙、丙、丁菜給你選擇了,於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所有人吃的都一樣。當時體現關心學生生活的一個措施,就是每週預先公佈菜譜,貼在飯堂的一側。雖說是似模似樣地公佈菜譜了,無奈內容本身非常單薄,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沾到肉腥,是經常的事情。當時的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是晚飯常常吃疙瘩湯和玉米糊。
適應這種伙食艱難維持的情形,學生吃飯改用飯卡控制。大體上學生的糧食定量在每月33斤左右。這應該是很照顧的了。因應這種情況,學生的伙食統一按照每天早飯三兩、午飯四兩、晚飯三兩這樣安排,餘下來3斤,作為“機動糧”。飯卡就按照每天一行早飯三格、午飯四格、晚飯三格這樣劃出格子,最後一列是機動糧的格子。具體打飯的時候,可以在主食分量方面有點變通,哪一頓想多吃一兩,就在把這頓飯的格子劃完以後,再劃掉一個機動糧的格子。相反,哪一頓想省下一兩,則可以要求少劃掉一個格子,留待以後需要的時候。不過這樣做的情況很少。
因為配菜非常可憐,經常就幾片不像樣的菜葉子,所以那時候一頓飯的組成,95%都是主食,主要是窩頭、玉米糊或者疙瘩湯,很少吃饅頭和米飯。因為玉米麵天性鬆散,所以不時會發生排隊打飯的同學因為覺得拿給他的玉米麵窩頭“少了半拉”,與值班分飯的同學發生爭執,而所謂“半拉”,其實只是一個小缺口。沒辦法,實在是餓得很啊,一個小缺口也要力爭。
難得一頓吃豆芽菜什麼的,因為分給每人一小撮豆芽的時候,會掉出一兩根豆芽在打飯窗口的平臺上,所以個別實在餓得慌的同學,會站在打飯窗口旁邊“守株待兔”,抓起那些掉下來的豆芽,塞到自己嘴裡。我自己沒有勇氣這樣做,但是十分理解和同情別人這樣做,而且知道這樣做對於當事人的身體只有好處。
因為多半上午八點就上課,所以早飯總是急匆匆地解決。至於晚飯,我後來總是拖到飯堂快要關門的時候才去就餐。不說你肯定不知道,遲去的目的,其實和那些撿豆芽吃的同學一樣,是為了多吃那麼一點點。
這怎麼可能呢?特別是在嚴厲的口糧控制和嚴格的打飯制度之下。哈哈,這就是實踐出真知、困境出竅門了。因為晚飯總是一個窩頭一碗粥這樣幹稀搭配,稀飯剛剛上來的時候比較熱,自然就比較稀,等到慢慢涼下來一些,也就變得比較稠了,變得比較耐餓,而且還可能打得比較多。疙瘩湯更是這樣。我一般都比較遲才去吃晚飯,就是衝著這慢慢稠起來的粥和疙瘩湯去的。我觀察到少數同學也和我一樣,在飯堂關門之前才去打飯,動機是不是和我一樣,則沒有打聽。現在的孩子是父母親哄著他們吃飯長大的,恐怕很難理解我們喜歡比較稠的稀飯的飢餓心理。
偶爾我們出去什麼地方玩,普遍都帶乾糧,那就是兩個饅頭夾幾根鹹菜。不記得是否帶著水去喝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肯定沒有形成“多喝水”這個觀念。
學校飯堂為我們提供伙食的工作,大體上還算是勉為其難吧,不好挑剔。不過我對於北大飯堂的安排,也有一點不滿意,那就是難得逢年過節,副食品供應略好一點了,卻總是集中在特定的某一頓飯,讓你吃個痛快,而之前之後,卻還是一點油水也沒有。這樣安排的結果,是難得加菜的這一頓以後,許多同學要拉肚子。但是也有許多同學歡迎這樣安排,他們覺得,與其每頓攤著有點肉味,不如一頓吃個痛快,拉肚子也在所不惜。
“困難時期”過去以後,教育部決定大幅度提高大學生的伙食標準,一下子從每人每月12元提高到每月16元,就是從每天4角錢提高到5角多。困難時期所謂的12元伙食,其實是貨不對板的,所以從1964年伙食標準提高到貨真價實的16元以後,吃得就好了許多。不過,菜式不容選擇倒還是維持不變,就是說大家仍然都吃一樣的飯菜。對於少數民族學生的特殊要求,則一直有所照顧。
雖然大幅度提高了伙食標準,我們這些家庭不在北京的同學,因為年輕嘛,仍然處於隨時可以再吃下一頓飯的狀態。前面我說1962—1963那兩年多的黃金時段,“飯也能夠吃個半飽”,就是這個意思。家在北京並且經常回家的同學,和我們就有點不一樣。在個別家庭情況十分優裕的同學當中,甚至出現了吃饅頭先要把皮剝了扔掉的情況。
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講話輾轉傳到我們當中的時候,一位高幹子弟同學說了這樣一個故事:楊勇上將問他們這些在大學讀書的同學,階級鬥爭在你們學校有什麼表現?同學回答說,有啊,有些同學不愛惜糧食,吃饅頭要剝皮。楊司令聽了哈哈大笑,意思是這算什麼階級鬥爭。
楊勇上將被習慣地稱為楊司令,是因為他曾經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最後一任司令員。這位高幹子弟同學,與楊司令家有通家之好。說起來從困難時期開始,我們在北大,因為政治運動走入低潮,同學關係相當融洽,喜歡整人的同學也收斂得多了。同學少年和諧融洽之下,思想上無意識地就進入了後來很受批判的“四無”還是“三無”世界,真的講不出什麼階級鬥爭來。
說到高幹子弟,就我非常有限的接觸而言,即使在同學當中硬是被政工幹部鼓動起來的“階級鬥爭”搞得非常厲害的時候,真正的高幹子弟,多半還是比較隨和的,不會窮兇極惡。反倒是離高幹八竿子打不著的一些很欠教養的同學,比較激進。當然,這也不排除一些幹部子弟可能不屑於計較這種事情。
前面談到我們的飯卡統一按照每天早飯三兩、午飯四兩、晚飯三兩這樣的安排。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面,我都覺得午飯比晚飯重要,恐怕就是出於這種生活經驗的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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