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彦成（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政局不稳，对于和北部朝鲜依三八线分而治之的韩国来说，其历史也只区区数十载。溯洄从之，二战后，朝鲜半岛顺利摆脱日据，却转而成为美苏争霸的角斗场，附带流亡色彩的大韩民国其实体政府也得以成为可能。
独立之后的韩国，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资金、技术等层面加以大力支援，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奋进，无论是李承晚独裁时代，还是军政府威权统治时期抑或是民主时代，无不奉行发展经济的良策，从而使其在战后短短三十年间跃居“亚洲四小龙”之列。
尤其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之际，韩国借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80年代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强化本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进行新一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如此，在韩国政府持续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的过程中，韩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其中技术自主创新作为韩国经济腾飞的助推器，更是使得韩国在半导体、造船、电子、光纤通信、航空等领域实现技术和产业全球领先的地位。
那么，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政经脉络中，我们思考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战略如何相辅相成，而政府与企业又是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或者说，科技创新在政府和企业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韩国政治经济脉络
今天看来，日据时期无疑是朝鲜半岛现代化的肇端，即便其中牵扯着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恩怨情仇。在此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在半岛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兴办教育、移风易俗等，尤其是1924年成立京城帝国大学（为首尔大学前身），为战后韩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20世纪50年代，朝韩分治后，韩国先后经历了独裁到共和再到军政府的威权统治，直到1987年后，逐渐还归于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但是，即便在李承晚独裁统治时期及至后来的军政府时代，韩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初心未曾改变。
从受美国的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开启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到60年代以来在军政府的治下，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借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到了70年代，韩政府着力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及到80年代，为了扩大出口市场，韩政府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大企业合并重组，大举进军海外，由此也产生了一批财阀，这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鼓励本国企业向外扩张，并在信贷、税收和保险制度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以国民企业三星为例，渐成以贸易为导向、以工业为基础、以金融为后盾的三元产业结构布局，从而推动其市场国际化以及全球化扩张。
与此，到1996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000美元，并成功加入OECD，如此意味着韩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华丽转身。毫无疑问，对于韩国来说，那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忆的一年。因为，在接下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韩国也未能幸免，股市震荡，韩元汇率急剧下跌。
事实上，在此之前看似盛世太平的大韩民国已然酿下危机，一方面，80年代以来在举国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外债所占GDP比重快速增长，在1996年甚至高达58％，其外汇储备则远远不足；另一方面，韩国大企业在全球扩张中，大举向银行借贷，企业负债率高企，而随着对外贸易不畅，大企业相继破产势如山崩，昔日风光无限的大宇即是，由此银行不良资产迅速膨胀，迎来倒闭潮。
在此情境之下，韩政府积极展开救市，受益于550亿美元的IMF和世界银行贷款援助，部分企业得以转危为安，调整发展战略，以谋将来。危机过后，根据与IMF达成的协议，韩政府对其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不但提早偿还了贷款，而且外汇储备也从1997年捉襟见肘的38亿美元，到了2017年达至3892.7亿美元。
对于三星而言，通过调整公司的财务结构，使其负债率从1997年的365%降至1999年的148%。同时，在1999年年底，三星集团内部全部清除了各子公司之间高达2.3万亿韩元的相互支付担保。
2、科技创新与韩国工业体系的建立
如同所有在一开始就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一样，韩国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同样经历了从技术引进到技术模仿再到技术自主创新的过程。二战以后，得益于美国在资金和技术层面的援助，到了上世纪60年代军政府治下的将近二十年间，一方面重点发展轻工产业，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通过《外国资本促进法》，鼓励外资流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1973年，韩国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以此初步形成造船、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工业体系，同时政府对企业实行“离乳”政策，减少对企业的投资，优胜劣汰，从而成就了三星、现代、大宇等未来企业。但当此之时，半岛南部的企业主要聚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国外知名企业做代加工，比如后来名噪天下的三星主要为日本三洋公司生产利润较低的黑白电视机。
与此同时，韩政府自身则转向教育和科研，加强和鼓励技术研发。到了80年代，韩政府实施“科技立国”战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自主成为主旋律。以三星为例，不但在全球范围内引入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而且根据公司的长期发展需要相继于1986年、1987年成立三星经济研究院（SERI）与三星综合技术研究院（SAIT）。如此，依托其设计研发能力，三星的业务范围拓展到电子、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基因工程、光纤通信、航空，以及从纳米技术到先进的网络结构等更广阔的领域。
事实上，也是从1980年代始，韩国企业纷纷在内部设立技术研究机构，一改从前政府主导技术研发的局面，不仅企业附设的技术研究所由80年代初的47家猛增至1999年4121家，而且企业的R&D投入也在呈指数级增长。
与此，韩政府以国民预算5%的财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且免征科研用品进口关税以及扩大技术开发资金支援。当此之时，无论大小企业，都在不断加强研发设计投入，不吝银钱，在国际国内市场中更是多封众建，四处出击。
1997年，源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企业遭遇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如三星等开始求变，企业战略由制造与研发转向品牌提升，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品质，准确定位市场，从而树立了“动感、时尚、高科技”的品牌形象。
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则不断加强基础研究，扩大大学科研资金比例，更新大学的科研设施。步入21世纪，新经济浪潮席卷全球，通过一系列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指导方针，韩企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热情不减。譬如，三星集团属意于生物工程这一颇具前景的行业，而政府则从财政、金融、知识产权转让、人力资源培训、信息供应到出口便利等层面予以大力支持。当然，作为国民企业三星集团也不负众望，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如此，从贸易转向重工业进而聚焦于IT行业再到新兴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企业，由贴牌生产转向产品自主开发，俨然三星集团的历史就是一部韩国的技术发展史。
3、科技创新对于政企的意义
当前来看，韩国业已形成国家为先导、企业为主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以及相对而言拥有健全法律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当将科技创新体系放置在本国甚至全球的政经脉络中，势必要探讨经济和科技创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如何推动科技创新？甚至于探讨科技创新在政府和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何在？
当我们追溯韩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发现这也是其制造业最为风光的日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基于技术自主，而只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一员而已。对于一个重视出口的国家来说，当其本国内的生产成本逐渐抬升，既往的优势不再，这甚至也成为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内忧隐患所在。
事实上，我国当前也在面临传统产业日渐式微的发展困境，尤其是低端制造业所要求的低生产成本渐难以相匹，而为国外企业代加工也绝非长久之计，比如原在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制鞋产业集群在充分考虑生产成本之后决计将产区转移至冀中南地区的高邑县，但在未来若要存续则必然走向品牌化、高端化，这就要求企业在技术、设计、产品质量以及品牌层面予以提升，从而增加其品牌附加值。
即便如三星，虽在步入中高端市场后又在低端市场杀了一个回马枪，但此时的三星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确，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在将出口导向作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之际，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必然在国际市场中狭路相逢，比如与其相邻的中国，改革开放乍起，政府与企业无不雄心勃勃。
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利润低薄、重量不重质、技术含量低、群雄环伺的境况下仍不思变革无异于束手待毙。当此之时，则需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世纪80年代，韩政府大破大立，企业如三星等迅速着手调整发展战略，纷纷附设研发机构，进军中高端市场，而技术创新无疑是最佳解决方案。由此，诞生了一批诸如三星集团这样在后世被认为具备财阀气质的大企业，而其优势在于足够集聚各方资源的能力，无论是资本、技术、权力都堪称顶配，继而形成垄断之势。
对于一个历来政治色彩浓郁的经济体，无论是韩政府还是企业，始终处于一种交融的状态。到了1990年代以后，韩国企业的投资热情不减，财阀气质的大企业交叉持股为常态，负债率居高不下，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就其结果而言，一方面合并重组后的大企业助推了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另一方面也为其埋下祸根，使其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内外交困。当然，韩政府积极救市的行为卓有成效、表现可圈可点。
在方塘智库看来，无论是政府对于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向，其实都在试图紧随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占得先手，而其中新技术往往是新产业的基础，新产业也往往会产生新的经济结构与新的国际秩序。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无论是被提上日程的技术自主还是“中国制造2025”，其实都根源于传统产业的日薄西山，而所面临的产业转型升级不但指向制造业等既存工业体系的现代化，更是需要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来确立其自身未来的位置。
当此之时，政府为谋求经济增长，不断进行招商引资，打造产业集群，而一些产业新城运营商或特色小镇的运营商，如华夏幸福，也在以PPP模式以及通过配置各方资源襄助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在全球产业变革之际，新兴产业的未来市场因其技术领先以及前景广阔而备受瞩目，因此成为各国政府与企业的必争之地。华夏幸福作为产业新城运营商，专门成立产业发展集团，从产业定位到产业环节的选定再到产业生态体系的打造，包括产业相关政策的设计、落实和招商引资，为地方政府提供产业发展的全套解决方案。
因此，在我们看来，唯有政府与企业合力，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进而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才能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于一个不甘于以生产代加工安身立命的国家和企业来说，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在本国成本优势打破之后必然面临转向，技术自主战略和品牌战略既是企业长盛不衰的灵药，也是一国经济活水不断的源头所在。
閱讀更多 方塘智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