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馬雲

重新定義馬雲

馬雲與羅漢堂學術委員合影

商業世界裡的馬雲已經很少講新故事了。阿里巴巴從嬰兒期步履蹣跚,陣痛中發育成長,到成為深刻解構、塑造商業文明的龐大“經濟體”的故事,都令人著迷。但是,當這些故事重複多遍,特別是當演說家馬雲站在舞臺上偶爾講一講往事,之後這些演講又被精明的書商集結出版成圖書後,故事的張力和戲劇性反而淡化了。

作為商業觀察者,我也在想,如果我遇到馬雲,會問他什麼問題。問他對移動互聯網的看法?問他阿里的戰略?問他對當下競爭格局的判斷?我相信,熟悉馬雲的人得皺起眉頭:這些細節的問題,他的演講裡都有答案,阿里每年的財報上都有答案,還是換個問題吧。

在他極富感染力的演講文本中,實際上還藏著另外一個馬雲。他試圖跳出商業框架,思考、佈局社會、未來等其他更富有價值的事,對組織、個體意義興衰的感悟和體會,正在重新定義馬雲。

馬雲對價值、對時間、對意義的思考主要有兩個維度。

其一,是他對企業生命週期的接受。馬雲多次強調阿里要活到102歲。一家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便邁向死亡之旅,這是難以違背的天命。一個企業家認清這個事實後所做的一切,便是傾盡全力擺脫名利的束縛。

其二,是他本人對生命的認知。去年,54歲的馬雲在浙商大會上稱,他已經想好了墓誌銘:“杭州人、杭州佬,喜歡太極拳、幹過很多事,順便做了一個企業。”

2017年,阿里計劃三年投資1000億元,專注探索新技術的達摩院成立。

馬雲當時做了演講。他希望阿里巴巴有三樣東西可以傳承下去,第一是達摩實驗室,它要活得要比阿里巴巴長,將技術留給後人;第二是湖畔大學,培養企業家,讓世界有更多責任感的企業家;第三阿里巴巴的公益基金會活得很長,把公益留給世界。他說:“有一天阿里巴巴不在了,這三樣就是我們留給世界最好的東西。”

達摩院與羅漢堂,雖然職能不同,但又在邏輯上銜接,並行前進。前者承擔新技術探索使命,而新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社會治理問題,則由後者負責。

馬雲對羅漢堂的期許是:“在今天之前,我希望湖畔大學、達摩院和馬雲教育基金會比阿里巴巴能夠更長久的存在。今天宣佈羅漢堂的倡議,我希望羅漢堂也能存在300年。”

馬雲這些講話讓我想起了土豆網前CEO王微。王微曾碰到一個富豪,那富豪的長相讓他想起了作家奈保爾。他問自己,是想當富豪,還是想當奈保爾?他給的答案是當奈保爾。在他看來,創造一些經典的東西,才會讓自己更有價值。他開始向藝術靠攏,拍動畫電影。

這又讓我想起陝西作家陳忠實的一段往事。1987年,陳忠實為一部小說去長安縣翻閱文史資料。某天晚上,他跟朋友喝酒,感慨自己已經45歲了,“人說沒就沒了”。“有愧的是,愛了一輩子文學,寫了十幾年小說,死了卻沒有一本墊棺作枕的書!但願啊但願,我能給自己弄成個墊得住頭的磚頭或枕頭。”

1988年清明節,陳忠實打開一個16開的硬皮筆記本,寫下第一行鋼筆字: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的是一生裡娶過七房女人。寫完這句,他認為自己找到了那種可以統領全書的口氣與自信。2017年清明節後不久,陳忠實去世,墊棺作枕的就是小說《白鹿原》了。

這是企業家、作家以及平凡大眾們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人和組織總要面臨不可逆轉的興衰規律,該如何去對抗時間,創造價值,並在社會留下印記?

當下,創業型公司各自為戰,為生存焦慮,彷徨;學術界在封閉的圈子裡討論著各自感興趣的話題。而馬雲卻成為一個連接者。他成立湖畔大學,連接創業者,教學的主張是堅守底線、完善社會。他成立達摩院,目的是“要成為國家創新的發動機,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創新”。他倡議成立羅漢堂,連接頂尖學術專家,研究社會形態的變化,將研究成果貢獻給全社會。

這就是馬雲用來對抗時間,對抗興衰的方式。他希望在速朽的時代找到一種長久存在的價值。因此,他的視野超越了企業發展的視角,開始面向社會議題。而當他開始以社會進步作為企業某種成效評估標準時,他的角色則由企業家向社會型企業家轉變。

此種角色轉變的成本極高。企業家需要兼顧企業發展以及股東利益的同時,又要秉持創業精神,組織資源去攻克社會的痛點。涉及社會議題,他的行動就有可能遭到誤解、質疑、甚至阻撓。

馬雲的轉變並非由公關塑造而成。這是幾萬億元成交額將阿里推上經濟體位置時,他出於道德自覺和責任感而做出的反應。他在去年說,阿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業公司,“阿里擁有這麼多的資源,是社會和時代給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為社會和時代做些什麼,才能去回報這些資源。如果阿里巴巴只考慮賺錢,那阿里巴巴就是一家沒有志氣的公司。”

他的視野和責任感,他的時間和空間感皆令人敬佩。他正在承擔著不屬於個人的責任,他理所應當受到褒獎。

馬雲做出了承諾,世人都看到他的承諾。糾結其言論是否高調,是否煽動毫無意義。他通告天下他的所想所做,他也把監督權、批評權交給了輿論。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便是出現了掌握社會重要資源的企業家群體。但因為多種原因,中國的企業家們總是低估自己的地位。在社會轉型的重大命題上,一些企業家們擅長“搭便車”,沒有發揮出與自己地位相匹配的力量。

幾年前,王石到無錫參觀民國麵粉大王榮德生修建的梅園時,感慨萬千。榮家用自己的錢建立了公園,作為禮物送給城市和居民。王石說,中國企業家的擔當不如榮家。榮德生還給政府提交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建議書,王石說,“我一看就冒汗,沒有他的氣度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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