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
——1978：讓現實告訴未來
1964年9月，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當時沒有大學生自找單位、自選職業一說，都是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我被安排到正在籌建中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
重回學校，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
到學校報到後不久，接到通知準備去河南許昌參加“四清運動”，到農村“階級鬥爭”第一線接受“鍛鍊和考驗”。此後，運動一個接一個，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告別了“幹校”裡炊事班“司務長”買菜、養雞、殺豬、煮飯、算賬的生活，回到教學崗位重執教鞭。那時我已35歲，最寶貴的這段青春時光就這樣流逝了。
1978年以後，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改革。1979年，被中斷了15年之久的高校職稱評定工作重新啟動，已經38歲的我得到了講師的頭銜。但不久職稱評定工作又中止數年，直到1985年才重新開展。當時教育部提出要打破“論資排輩”，選拔一批中年教師直接升教授，以改變當時高校教授年齡過大、青黃不接的局面。
按當時的規定，破格晉升的標準，一是教學工作成績突出，二是要有兩本獨立完成或主編的著作，並獲得省部級獎項。當時學校的教授有名額限制，但破格晉升不佔學校指標，由北京市掌握。但是還有一項規定：申請破格晉升而未被批准的不得改評副教授。開始我對此事雖然心動但有顧慮，掂量評副教授沒有問題，但破格升教授沒把握。倒是院領導和人事處、教務處很熱心，認為我符合破格晉升的條件，鼓勵我大膽試一試。
23歲大學畢業之後，我整整15年沒有搞教學與研究。從“幹校”回京之後，我有一種把耽誤了的時間搶回來的衝動，科研、教學兩手抓，勤跑書店、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當時沒有電腦，只得邊看邊寫筆記、做卡片，一個字一個字抄，一張一張卡片錄，再分類歸檔，最後攢了十幾個卡片箱。
從1979年《光明日報》發表處女作《恩格斯論造就無產階級科技隊伍》後，從此筆耕不已。到1986年共在《紅旗》、《歷史研究》等報刊發表了100多篇文章，撰寫和翻譯出版6本書，主編3本高校通用政治理論課教材，其中有兩本獲得省、部級獎項。同時頻繁參加社會學術活動，擔任北京市高校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共運研究》雜誌副主編、中央馬列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編委，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參加了中央黨校、中央聯絡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多項課題研究。在校內擔任國際政治經濟教研組長、政治理論教研部副主任，兼任學院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會會長。
經過層層審核，破格晉升教授
經過學院和北京市的層層審核，我終於通過了北京市教師職稱評定委員會的評審，於1987年7月拿到了由國家旅遊局簽發的教授資格證書（當時北二外屬國家旅遊局主管）。我這個年近半百的人成了二外“最年輕”的教授，也成了當年北京市破格晉升的四名“青年教授”之一，之後又成為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如今，二三十歲的青年教授習以為常，可見社會進步的步伐在加快。
我的這段經歷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大潮中千千萬萬知識分子際遇的一朵浪花。如果沒有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沒有在教師職稱評定上破除“論資排輩”、讓人才脫穎而出的制度革新，沒有開明開放的社會大環境，即便自己有一點學術積累也不可能有這個幸運。
改革開放給了我這樣的一個機遇。當然除了這個大背景，還與當時學校負責人的魄力、同事們的支持，我的恩師——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高放老師的力薦分不開，因為申報破格晉升要有同行著名專家的推薦。
天時、地利、人和的耦合把這個歷史的機會賞賜給了我。現在，雖然我已經退休了，但還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思考不息、寫作不止，以我的學識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以不負改革開放賦予的思想自由的時代機緣。
□王興斌（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原旅遊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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