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場是極富“人情味”的，身處其中的每位官員，都有多得應酬不過來的“師長”、朋友，尤其是逢年過節，更是讓人苦不堪言。大清朝送禮可是有規矩的，光外地官員進京，僅常規項目就有冰敬、炭敬、別敬、團拜等，更別提其它進貢了。
在清朝，外地官員進京主要做些什麼呢？光緒年間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剛德，在他的回憶錄《春明夢錄》中，對晚清官場情狀秉筆直書，做了大量一手記錄。因為外官(地方官)的榮辱浮沉，都掌握在京官手裡，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關係。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主要由三種關係構成：
第一是“座師”，也就是在考秀才、舉人、進士時錄取自己的考官。乾隆之後，科舉考試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因此，對科甲出身的外官來說，恩師多年為官可能已經位居要津了，所以，師生關係是官場提拔、推薦的指望。
第二種關係是“同年”或同鄉。同鄉不需特別解釋，“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舉人、進士時，名字跟自己寫在同一張榜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獲“舉”的哥們。每科新錄取的舉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頓“鹿鳴宴”，而新登第的進士，則享受“瓊林宴”，這可都是財政公款掏錢請客的，大家一起吃了這頓飯，就算是一輩子的哥們了，“同年”是官場上最“鐵”的關係，科甲出身的官員，一般都有幾百個“同年”。
第三種關係，是外官所任職省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許在籍貫所在的本省任職，只許到外省為官，所以，那些從自己任職省份出來的京官也得打點好，他們通過官場上同鄉、同年關係對家鄉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外官進京述職或京官外放為地方官，都要給交往圈送一遍禮，送禮的名目繁多，僅常規項目就有冰敬、炭敬、別敬、團拜等。“冰敬”意思是孝敬夏天買冰消暑的錢，“炭敬”意思是冬天燒炭的取暖費，“別敬”是離別京城時的“分手禮”，此外，逢春節、端午、中秋三節另有“水禮”，同鄉、同年還有“團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的“團體拜年”。
冰敬、炭敬、別敬饋贈的範圍不同，“技術含量”也相當高。
道（光）鹹（豐）以前，外官饋贈京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三節水禮，出京別敬等等禮數是齊備的。但同（治）光（緒）以來，冰敬則惟軍機大臣有之，大概因為那時候沒冰箱，夏天冰比較貴，其餘的只有炭敬。炭敬數目自八兩起，最多一般是三百兩。軍機大臣按例為三百兩，其餘按官階大小、奉託重輕、交情厚薄多少不等。後來則漸漸只論官階不論交情了。
“炭敬”比較正式，都要用一個漂亮的信封，裡面裝上銀票。信封上不直接寫禮金數目，而是要變著法兒的拐彎兜圈子把數目暗示出來，技術含量就體現這裡—
最常見的是寫“梅花詩八韻”，意味著內有銀票八兩。若寫“《四十賢人傳》一部”，當然就是四十兩。還有一種寫法是“強仕”，語出《禮記》：“四十強而仕”，弄得像謎語一樣，顯然這更高明一些，因此，更大的數目都用這種寫法。
例如，“大衍”，五十兩，語出《周易》：“大衍之數五十”。“耳順”：六十兩，《論語》：“六十而耳順”。“百壽圖”一軸、兩軸、三軸，當然就是一百兩、二百兩、三百兩。“秦關一座”，一百二十兩，寓意“函谷關高一百二十丈”。“毛詩一部”，三百兩，因為《詩經》的權威注本出自漢代毛亨，而《詩經》有三百零五首詩。
超過三百兩的，就屬於非常之贈了，據說如果座師是軍機而學生已位至督撫的，炭敬要送“孟津一渡”，含義：八百諸侯渡孟津伐紂，喻指八百兩。
信封上寫“謎語”這個送禮模式是固定的，但是謎語本身並不固定，而是送禮者自出機杼，各炫其技，萬一收禮者猜謎水平不高，就會鬧出笑話。
“濤貝勒”載濤是醇親王奕譞的七子，光緒皇帝的親弟弟，光緒末葉權勢熏天，執掌兵權。一次，有客造訪，晤談之後，給濤貝勒桌上留下紙袋一個，上寫“千佛名經一部”，裡面看上去厚厚的一大摞。濤貝勒沒有打開看，也沒收起來，及至別的客人來訪，竟把那個紙袋拿起來招搖，說：“今天有人送我佛經一部”，然後打開一看，驀然發現裡面並無佛經，而是銀票一千兩！此事傳為一時笑柄。
別敬則不那麼正式，數量較小，而且往往直接送現銀。地方大員到京，除朝貴外，同鄉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都要遍送，通常不過十兩而已，最低的竟有六兩的。雖然價不高，但是由於要打點的人數甚多，外官也普遍感到不堪重負。
《道鹹以來宦海見聞錄》作者張集馨翰林出身，道（光）鹹（豐）間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後任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撫等職，直至66歲時被劾革職，可謂盡閱官場百態。張集馨在書中自敘，他多次外任大吏，每次“出京留別”(送別敬)，都花錢甚多。任陝西糧道出京前留別一萬七千餘兩，任四川臬司留別一萬三四千兩，任貴州藩司留別一萬一千餘兩，調任河南藩司留別一萬二三千兩。為了應付如此開銷，張集馨甚至需要借債送禮。
即便對大清有再造之功的曾國藩，也免不了給人送禮。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一封信中說，他曾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過一萬四千餘兩別敬。
京官為什麼要收如此名目繁多的禮呢？顯見的直接原因是官員的正式俸祿甚低。清代最高級別官員—正一品的內閣大學士，俸祿為春秋兩季發放，每季俸銀180兩。全年平均，相當於月薪30兩，摺合成如今的人民幣，約為6000－8000元的樣子。遞減至七品翰林院編修，每季只有45兩。六部的主事則更低。如此低的正俸，應付日常生活開銷都捉襟見肘，更遑論官場上的應酬了，不收禮如何生存？
那麼，外官的銀子是怎麼來的呢？
外官的法定收入，除正俸外，另有養廉銀。東部和中部地區省份的總督、巡撫這樣的“省級領導幹部”為每年一萬至兩萬兩，“西部地區”為兩萬數千兩，1907新設的東三省總督、巡撫則有三萬兩。布政使、按察使為一萬兩，知府三千兩，縣令一千二百兩。
當然，這些都只是就國庫支出而言。除國庫支出外，藩司、糧道、知府有稅收權，他們擁有合法小金庫曰“公費”，實際上就是國庫定額稅糧之外允許他們以“辦公費用”名義合法浮收一部分。這筆錢的多寡，視官員搜刮能力而定，少的一年數千兩，多的達十萬兩以上，辦公費用皆由此出，其中也包括幕僚的工資。因為國家財政撥款中並無辦公費用一說。而總督、巡撫則有關稅、鹽務津貼，也就是浮收的關稅、鹽稅。而即使國家的正式稅收部分，也會被經手官員打主意，扣留遲交一兩個月，放在票號裡吃利息。
於是，清代的官場生態圖景，就呈現出這樣一副畫面：朝廷只發給京官少得甚至無法為生的俸祿，於是，京官不得不倚仗權勢向外官索賄，外官擔負為國收稅之職，但收上來的錢卻只有一小部分是上交國庫的，大部分(浮收)是用來給京官行賄的，而之所以必須給京官行賄，是因為國庫的錢太少，只能給京官發少得不足以為生的正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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