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轅境飛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啊。在我看來周作人的所做所為充分證明了某些文人的軟骨病和懦弱，也說明了周作人本身性格的缺陷。還有就是貪生怕死，個人理想的喪失以及內心深處以中國人為恥，以當日本人為榮。
周作人，生於公元1895年，近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之一，魯迅的弟弟。是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實事求是的說，就個人文學成就而言，他應該是三兄弟裡最高的。但文學上是成就和他的人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逆向。這也說明人品和學識沒有關係的。
周作人和魯迅之間的分裂和不睦與周作人當漢奸是最讓人感興趣和費解的事情，拋開周氏兄弟不睦之件事，但就周作人當漢奸這件事情來說，周作人是主動了，他投靠日本人就連日本都感到意外和詫異。
周作人當漢奸的原因一般認為都是因為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慫恿的，羽太信子出身低微。生活追求奢侈，才造成周作人當漢奸的主因。另外一種說法是也有別的說法，周作人鼠目寸光，沒有堅定的政治意識，為了享受富貴而平安的生活，經不住誘惑啥的。而周作人在回憶他一生的時候，他刻意迴避了他漢奸的事情，他不說不是意味他不好意思。而是他認為他自己沒有錯誤，直只不過是服務對象不同而已。
在1939年，當時的“抗日鋤奸團”派出刺客，開槍擊傷周作人。半個月後，周作人決定接受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大有是出於氣憤和逼迫。但主動當漢奸是絕對不容置疑的，就是漢奸。周作人在法庭上曾經說過，他留在北京的原因是一個理由是，他家裡有11口人，無法南遷，只能留下來；第二個理由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委託他和另外三位教授照看北大校產、這個理由是無法立足的，辯駁的理由過於牽強。而且一再強調在日偽時期做的“許多”好事。抗日結束以後，在45年周作人法院判處15年有期徒刑，周作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最高法院後改判為10年有期徒刑。實際上49年就釋放了。
而49年以後，由於魯迅的原因、周作人得以在家頤養天年，他和魯迅齷齪了一輩子，但生命的最後15年，卻要依靠魯迅得以活命和生活。實在是莫大的譏諷，但實際上週作人到死也沒有原諒魯迅。
清水空流
周作人是魯迅的親弟弟，在魯迅家族三兄弟裡排名老二，還有一個弟弟周建人。周作人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評論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說周作人是漢奸，主要是他是在北平淪陷後，留在了北平，在汪偽政權中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來又擔任汪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這是都是他一生的汙點，被世人詬病。其實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是有原因，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授意讓他留下來看管校產，和他一起留下的還有其他三位教授，其他三人都離汪偽政權很遠，沒有變節。偏偏是周作人捲了進去。但是周作人也是有一些善舉的，他在汪偽政權下也保護了一批國民黨地下黨員。
周作人投靠日本人，也是有原因的，他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做羽太信子。這個太太對周作人的一生命運起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沒有什麼高度和見識，花錢如流水，貪圖享受，虛榮心很強，而且在家裡又很彪悍，周作人的脾氣比較懦弱，意志薄弱，在家裡不是太太的對手，無法做主。首先是她鬧騰得周作人與兄長魯迅決裂；也是她的原因，周作人才接受了汪偽政權的任職，獲得各種優厚的待遇，這也讓他揹負了漢奸文人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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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害人害己的魔障，總是以汙衊人、殘害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在特殊的國度，漢奸卻是對異見人士的最大攻擊。但我以為，在某些國度，你想要做漢奸，就看你有沒有資格。你是否權高位重、手中有資源，如果沒有，即使你想做漢奸也是不能。
說周作人是漢奸，主要是他是在北平淪陷後，留在了北平，在汪偽政權中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後來又擔任汪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這都是他一生的汙點，被世人詬病。但我以為，他不出任汪精衛政權的圖書館長，自有人出任。他是文化人，他出任館長，自是能很好的保護那些珍貴的圖書，使之免遭焚燬。而且能借汪偽之名得以全身，否則你以民國之名看看，看日軍會否把那些圖書焚燬，把你鞭打。好在日本人是尊重文化的，否則也就不會出現陳凱歌《霸王別姬》中的片段。
何況，以利益觀念看，人要吃飯。但要吃北大圖書館長之飯的，也只有周作人與幾位能拿下並有資格吃。還有，你吃什麼人的飯都是吃飯，你不吃，便會餓死，餓死了，還談什麼愛國、什麼清高、什麼氣節等，那都是騙人的。為此，周作人在日偽下幹事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何況，他又沒有助紂為虐。現在想想，許多神劇中的地下人員，還不是在吃日偽的飯，如果日偽光讓他幹活，不給他飯吃，他如果沒有油水可撈，早就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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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一個通曉中西文化的讀書人，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鬥士，一個著名的散文大師與翻譯家，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是同事和朋友的大學教授，一個曾在1920年4月7日讓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的社會名流，何以在抗日戰爭時期淪落為日本人的走狗，成了臭名昭著的漢奸？這是一個值得史學界與文學界認真探討的問題。近讀錢理群先生的《周作人傳》，也未能找到確切的答案，但是當我進一步翻讀周作人晚年自著的《知堂回想錄》及有關現代文學史和一些知情人的文章後，我對周作人走到墮落的一步，漸漸有了自己的認識。 先看一下週作人叛變投敵的前後經過吧！1937年“七·七”事變後，當時的北平淪陷，許多文化界的名人紛紛南下，可不見周作人的身影。剛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為了呼籲周儘快南下，特寫了《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我自回國以來，所時時懷念著的，卻是北平苦雨齋中我們的知堂。……知堂若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換掉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他發表什麼言論，那行為對於橫暴的日本軍部，對於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吧……”郭的呼喚代表了很多人的心聲，大家都希望這位有著巨大影響的文化名人早早南來，遠離日寇的魔掌，但天真的人們知道即使周不願離開他的苦雨齋而南下，也不至於成為日本人的走狗。可是到了1938年2月9日的那次“更新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則顯現了一個危險信號。周作人出席了有著日本軍方背景的“座談會”，雖未講什麼話語，只是自稱“先期從事於東洋文學及日本文學系的工作”，但出席“座談會”本身就表明了他與日本軍方合作的姿態。 “座談會”的消息傳出後，全國輿論大譁，文化界人士紛紛通電譴責。是年5月14日，《抗戰文藝》發表了茅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胡風、張天翼、丁玲等18人《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先生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之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敵之恨事，凡我文藝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與此同時，詩人艾青還以《懺悔吧！周作人》為題，寫了一首詩———“周作人/在祖國艱苦地戰鬥著的時候叛變了/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過來的路麼/你曾維護過德謨克拉西/你曾抨擊過北洋軍閥政府/你曾無畏地走在思想鬥爭的最前面/中國的青年/不曾忘記你的名字/懺悔吧，周作人
上述種種表現，不難看出那個時候已成為漢奸的周作人之可惡嘴臉，他已完全把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嚴拋到一邊，成了日寇侵華的一條狗。那麼，周作人，這個著名的文人，為何墮落為漢奸呢？這與他自己的生活態度、對日本的態度，與他的性格，與他的日本妻子，與他的深層次的文化觀都有關係。 周作人與他的哥哥魯迅不一樣，他給人的印象就是性格上平和恬淡，喜歡過靜靜的穩定的生活。1906年，魯迅回國將他帶到日本留學後，周作人立馬喜歡上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覺得那裡的衣食住行很是有趣，頗合他的口味。他後來說：“我自己在東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去一次家，我稱東京為第二故鄉，也就是這個緣故。”為何有這樣的緣故？這還要同周作人的文化觀說起。他在日本研究希臘文化，漸漸感受到希臘文化與東方的日本文化有相似之處，而日本文化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一脈相承。中日希三種文化，在他看來存在某種契合。滲透於希臘文化中的對於美的關注，與日本文化中的人情美也極其相似。由此，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言：“他對於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也就由直觀的親切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的故鄉的概念與情感，已經發生了極其微妙的變化：以一種更寬泛的人類之愛代替了相對的狹隘的故鄉民族之愛。”我覺得這一點也是後來周作人成為漢奸，而又死不認罪的重要心理依據。 1909年8月，當週作人娶了羽太信子這個日本女人為妻後，他的思想生活習慣更趨日本化了。信子是一個喜歡奢侈的女人，總想過優越的生活，她對周的影響極大，或者說周對她很是遷就放任，周作人與魯迅失和也同這個女人有關（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專門探討此事）。而周作人自己更是一個“美食家”，他雖號稱為苦雨齋主，可哪裡想過半天的苦生活，這也是他在抗戰爆發後不願舉家南遷、過顛沛流離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有日本人為他撐腰，他又當上了偽教育總署督辦的大官，住房得以翻新，傢俱隨之更換，傭人陡增十幾個，他的生活也就變得樂哉悠哉。在物質利益的誘惑下，民族大義也就拋到腦後。看看周作人的行為，再看看文天祥當年面對忽必烈的高官利誘時所表現的堅定民族氣節，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周作人在抗戰勝利後被逮捕，關在南京老虎橋邊的監獄裡，但他並沒有真正懺悔他的罪行。在為他自己寫的辯解“自白書”中，他說：“初擬賣文為主，嗣因環境惡劣，於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偽北京大學教授兼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 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這與當年國民黨內的一些人投敵後又宣揚說是“曲線救國”的論調如出一轍，這是無賴者的狡辯。這種狡辯的思想與理論基礎則是他的“中心思想論”。北平淪陷後，周作人曾撰文說：“所謂中心思想就是大東亞主義思想，再進一步去研究，大東亞主義思想的出發點，還是在儒家思想之內，即所謂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他當時認為，即使中國被日本人佔領，但最終還將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周作人曾談到中國五代、遼、金、元、清等異族統治時，“政治上有所變化，在文化上則始終是整個不變，沒有被打倒過”。他為自己當漢奸辯護的潛臺詞就是———我留在北平，參加偽政府，目的是為了中國文化不被日本同化或奴化。按他這樣的邏輯，他這個漢奸走狗似乎不但無罪，而且有功。這真是豈有此理！那他怎麼不說說他去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給日本兵捐錢、去視察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等事情？ 周作人這個學貫中西的大文化名人，走到那一步，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漢奸，不獨是他個人的悲劇。從他的一生經歷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出人意料的表現中，人們可以思考許多問題———一個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面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頭，必須要有氣節有尊嚴，必須講國格人格，失去這些，即使再有學問再有地位再有錢財，也是不為人齒的狗屁漢奸
歷史逸聞
每個人的軌跡不一樣。
譬如汪精衛，當初要是被清政權處死，那妥妥的辛亥烈士，大烈士啊。
說不得北京某地會修一個“兆銘陵園”，陳列“烈士遺像”，“烈士告家書”
說不得，你我他，還會去緬懷一二，瞻仰烈士塑像，甚至在塑像下列隊鞠躬。
那時的文人，被倭國洗腦的多，當漢奸也有各種因素，但自身原因畢竟是最多的。
張勇達州
周作人落水是樁悲劇，有他個性的原因，也有偶然因素的推動。
周作人個性很像其祖父（周介福），他的祖父因科舉受賄入獄時，周作人常陪伴左右，沾染了懦弱、孤高、多疑的性格。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祖父受賄，根據當時的法律來說，確應嚴懲，但目前很多論文是拿清朝盛期處理的方式來和清代晚期對比。可事實上，到嘉慶時，科舉已原不如乾隆中期那麼嚴格。比如明令不得帶書入考場，舉子必須搜身，但嘉慶時，書生已僱傭書童公然將書挑入考場，考試期間且有人送飯，而行賄行為亦不罕見。
中國古代民間的圈子行為與王法之間一直存在衝突，取決於統治者的力度，力度強，則民間收斂，力度弱，民間迅速反彈。魯迅與周作人的祖父做法是典型的潛規則，不想被人出賣，於法自然不合，但在當時，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自然會想不開。這與他性格比較孤傲、與同儕關係不佳有關。據說周介福善謔，周作人曾檢討自己說身上有“流氓鬼”纏身，這大概就是受祖父和當時強者為王、弱肉強食的周邊環境影響了。
家道中落後，魯迅作為長兄，承擔較多，考上赴日留學生（當時人們不願意出洋，同期5人考上，有人藉故不去，所以不算太難考），後學業半途而廢，將周作人帶到日本。
魯迅對周作人比較粗暴，動輒痛毆，周作人則比較懶散，這對周作人的性格會產生負面影響，更偏於懦弱。
周家兄弟回國後，周作人先成名，因他日語好於魯迅，又擅德語、希臘語等，創作上也比較有成績，一度領袖文壇，而魯迅此時專注於考據，強弱易位，二人情感已有裂痕。
魯迅因《新青年》而成名，周作人與新月派中人交好，魯迅則與徐志摩、陳源等勢同水火，加上羽太信子的因素，導致魯迅與周作人徹底分裂。
周作人性格懦弱，凡事不願出頭，他很少主持文壇活動，雖然也推薦了不少新人，但基本不管事。張作霖佔領北京時，魯迅等人被迫南下，周作人卻巋然不動。由此不難看出，1937年他選擇不走，實為“遇事隱忍”“不願遷移”的習慣性選擇。
周門四弟子中廢名曾勸周作人南下，但周作人表示，跟那些人走，不會有好下場的，不如留在北京。
當時許多人勸周作人走，如胡適等人，但周不為所動。一方面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加上他的知名度，他認為日本人不會拿他怎麼樣；另一方面，周的生活技能太差，擔心漂泊之下，難以自養。
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南下時，託周作人保護北大校產，周更有了不南下的理由。但北大初期還有一點匯款，後期這點前也沒了，周作人一大家子人生活出現了一點問題。
周作人不肯離京，加上他夫人是日本人，一時“投敵說”甚囂塵上，胡適等人還為他辯誣，但愛國學生（都是當時的高幹子弟）組成的“鋤奸團”決定拿周開刀，以粉絲之名登門拜訪，一槍打中周作人的腹部（周系皮帶甚高，子彈正好卡在皮帶扣上，未傷及性命），還打傷了周門弟子沈啟無（後因學術爭論，被周逐出師門）。
其實，此時周作人屢次拒絕日本軍方誘惑，不打算投敵，此次刺殺卻讓周誤會為日軍的警告，所以很快便投靠了日偽組織，由於周的巨大影響力，全國輿論為之譁然。
在日偽組織中，周作人基本沒做什麼罪大惡極的事，還曾幫助抗日愛國青年逃脫，因受王揖堂等人排擠，周任偽華北教育督辦，不到一年便被“擠下了臺”。不過周曾穿日軍軍裝公開活動，還參拜過靖國神社的，喪失民族尊嚴。
周作人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為日軍關押愛國志士之所，拷問終日不斷，慘叫聲聲入耳，周作人卻泰然自若，令人憤怒。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力主嚴懲周作人，傅本是周的學生，但頗重視氣節，此外在中山大學時與魯迅曾發生衝突，對周無好感。周作人稱自己留在北大，出任偽職，是蔣夢麟所託。可令人驚訝的是，同鄉蔣夢麟竟不肯為周作人作證。周作人頓覺自己落入祖父相同的人生悲劇中，更加憤世嫉俗。
原計劃處死周作人，可能是胡適暗中助力，只判了15年徒刑，不久因病獲釋。
周的落水大概可給人三點啟示：首先，大是大非的事上不能含糊；其次，好朋友現在委託你，但將來他也可能出賣你；其三，胡適是真君子。
老虎他爹
我覺得周作人最後會淪為漢奸，最大的根源就是那個日本女人—他的老婆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強勢不講理還見錢眼開，為了霸佔八道灣的房產，她慫恿周作人和魯迅決裂，最終成功的把魯迅趕了出去。而周作人雖說學問好才華高，可卻是一個沒有主見怕老婆的主，被羽太信子拿得死死的。
想當初沒有遇到羽太信子之前，兄弟二人是如何的兄友弟恭，創造了周氏兄弟的文壇佳話。
可是，自從娶了這個日本女傭之後，周作人從對魯迅的亦步亦趨慢慢變成了對羽太信子的唯命是從，致使最後竟然兄弟反目。
兄弟失和之後，周作人屢屢含沙射影的攻擊魯迅，充其量是政治觀點不一致，也還算得上是內部矛盾。
這時的羽太信子閒著沒事就去串掇朱安，傳些魯迅和許廣平的閒話，周作人便在文章裡說些什麼“納妾”、“陪姨太太”的酸話，還告訴大家不要上當，這倆口子一起上陣給魯迅上眼藥。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紛紛南下，而周作人卻巋然不動，不用想也知道，這一定是他的日本老婆的主意。
周建人、胡適等人都寫信勸他快點離開，可他卻厚著臉皮以蘇武自詡。周作人當時在日本、在中國都有一定的聲望，他即使真心想做蘇武，日本人也不許的。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邁出了漢奸的第一步，他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在北京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接著，他出任偽職，提筆寫文，在漢奸的路上是越走越遠，十頭牛也拉不回來了。
魯迅說他“昏”，其實一個人昏點不可怕，可怕的是糊塗啊。
從不穿靴子的貓
1.面對侵略，周作人自己的三觀並非是激烈的抵抗主義。1935至1936年的周作人寫的一些文字中可以窺見他這一時期的三觀。《棄文就武》中，他認為“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四十年間變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只好講和的狀態下，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蹟？”；《再談油炸鬼》中，提及“和比戰難……故主和實是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關於英雄崇拜》中，寫到“中國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從避難回來，卻熱烈地崇拜主戰者，稱岳飛而痛罵秦檜……皆是也。”這三段文字表露了周作人實際上認為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所以應當主和。做比喻的時候非常看重傳統社會時期的事例，足見周作人對戰爭的認知也是傳統範式的，並沒有把抗日戰爭視為近現代民族主義上的戰爭，而傳統社會的戰爭，領袖，精英和民眾是可以有不同的態度的，就如魯肅分析魏吳戰爭一樣，魯肅可以迎曹操，孫權不可以，周作人對自己的定位，則是魯肅那樣的精英，只不過他是主和派。
2.七七事變之前，局勢已經不好，周作人的朋友都勸他南下避難，周作人認為南下很辛苦，所以沒有聽從朋友的建議。他將自己的書房改名為“苦住庵”，認為“反正在中國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尋苦吃呢？”還認為自己家口眾多，雖然看來只有夫婦子三人，但是隨他居住的周建人的妻兒有四人，母親魯瑞和朱安也不能不管，這就一下子成為九人，避難費用會很高，不如留在北平省錢。怕吃苦，擔心錢不夠，而他自己的道德觀念也無法作出獨自南下的選擇，所以這也是周作人選擇留平的一個現實問題。
3.堅定了留平的決心之後，周作人被北大視為留平教授，負有照顧校產的職責，肩負了這個職責就未免要和日本人、要和能和日本人說得上話的朋友打交道。譬如為了保護北大第二院不被日本憲兵隊徵收，周作人給湯爾和寫了一封公函，但其實也是賣私人的面子，而湯爾和正是未來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議政委員長、教育總署督辦。他的好朋友錢稻孫也勸他接受偽職。有這些朋友的影響，也是周作人成為“漢奸”的一個助動力。
4.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遭遇刺客襲擊，一名手槍手詐稱自己是天津日中學院的人，想要面見周作人。周作人請他進入會客室，手槍手掏出手槍向周作人和當時周作人的客人沈啟無各發一彈，擊中周作人的毛衣紐扣，所以周作人只有擦傷；沈啟無則住院一個半月。而手槍手逃走的時候，被門房和附近的車伕保住，槍手的同夥遂開槍射擊，打死一人，傷數人，槍手和同夥脫逃。這一事件摧毀了周作人不與日本人和日偽政權合作的底氣——他怕死，怕家人因為他受折磨，所以錢稻孫一勸他去偽北京大學任職，他考慮考慮也就同意了
5.湯爾和死後，遺下教育總署督辦的職位，當時人選很多，但是無論從當時的知識分子、地下黨等集合角度看，周作人接任是比較妥當的，因為大家認定周作人至少有知識分子的特點，初任這一職位比職業的官員、黨棍出任危害要小。此外，周作人自己對教育事業也有執念，認為他初任這一職位可以暗中為抵抗做一些事，所謂“努力抵抗敵方奴化政策，稍為國家及青年保存元氣”。
6.周作人做了“漢奸”，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他的悲觀主義態度，對戰爭性質的錯誤判斷，精英主義思維，懦弱怕煩的性格，這些是主觀因素；一方面是朋友的誘惑、各種政治勢力的裹挾，這種是客觀因素。主客觀因素糾纏在一起，促成了周作人的落水。
抗戰勝利後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
螺旋真理
原因很複雜，可以寫幾本書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的，但既然已經成為“事實”了，就自然有很多人感興趣。中國人對“漢奸”兩字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英雄”的興趣。其實讀相關著作，也會讓人感慨，曾經的五四思想鬥士，為何到最後會淪落成另一幅境地？
記得以前讀罷《周作人傳》，感慨良久，真有所謂“良久不能入眠”，可敬，可恨，可悲，可嘆，可憐。敬其五四開風氣之功，恨其自我背叛之恥，悲其苟存性命之羸弱，嘆世事造化之無情，憐其八旬老翁慘遭毒打之不得善終！
面對他，讀者的心態變得無比複雜，此前強迫去找尋藉口，對這麼一個文化先鋒的錯誤始終抱有幻想，其實，是自己不肯去破壞自己內心的一個美夢罷了，而讀完《周作人傳》，大量的實證顯示，“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的”。
一直都感嘆那樣的人生智者，那樣閒適沖淡的人生境界，博聞強志，心若明鏡，不張揚，待人謙和，心中有天地，堅守個性與自然。等等，加上一份在俗世中，蒼蠅宇宙皆可發現生命之樂趣，那樣的沖淡平和，那樣的閒適雅趣，如何不讓人豔羨追尋。
終究是參不透，時代政治風雲的攜裹，大可不必讓人改變對一個先輩的崇拜，如若政治遭遇為外在所迫，何所道哉？其實很多讀者難接受的是，在五四時期如此高揚個性，鼓吹自由獨立的人物，竟一再向日本侵華勢力折腰，而這是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讀書人鄙視的做法，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對民族氣節極其看著的國度，更不會得到原諒，知堂老人難道內心不知嗎？很難說。現代史確實充滿著很多令人感慨的人物。
例外狀態
首先，我們要給漢奸下個定義吧？漢奸至少也要賣國、賣民，汪精衛可以算漢奸，那麼張學良算不算漢奸呢？你說周作人是漢奸，周作人賣國了？周作人賣民了？周作人積極宣揚大東亞共榮了？周作人主動出賣抗戰分子了？如果說在偽政權或是日佔區任過職的人就是漢奸，那未免武斷了一些。
其次，周作人為何留下，很大一個原因是受到了蔣夢麟的委託，是為了北大而留守的，確實為了保全北大而做了很大貢獻，這可以視而不見？如果沒有周作人等留平教授，北大會不會就此消失？而在此期間周作人也沒有做出什麼漢奸行為，那麼僅僅因為他出任日佔區的北大校長，就認定他是漢奸？
第三，很多人都談到“文人死節”的問題，那麼我說說我的意見。塞林格在《麥田裡的守望者》中寫到：“一個不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著。”，我想周作人算是這種人。如果日佔區擔任要職的人都是真正的漢奸，那麼百姓的日子才真的苦，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周作人雖不能使枉者直，至少能保護一些好人，死很容易，活著未必。
第四，看待周作人不要片面，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之一，周作人在一些方面是比魯迅強的，避開這些不談，只談他在日偽政權任校長，這樣的描述本身就帶有誤導性，是不對的。
希望你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