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仕勝
印度之所以會挑起洞朗對峙事件，根本原因在於印度戰略界特別是莫迪決策圈對絕對安全的執迷，以至於印度政府往往將臆測的安全威脅當作現實的安全威脅來加以應對，甚至不惜強行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外交。
莫迪政府的對華敵視思維及所伴隨的處處懟華的政策選擇已使中印關係處於嚴重的戰略互疑狀態，甚至有可能讓中印關係由此前的“競合關係”（競爭與合作）徹底滑向“敵對關係”。
印度莫迪政府製造洞朗對峙事件實際上是犯了“三宗罪”。
其一，印度隨心所欲破壞已有共識與已定條約。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已白紙黑字明確了中印錫金段邊界的起始點與終端點。印度此前歷屆政府反覆表示此段邊界走向已有共識，不存在任何爭議。中國正是依據該條約在自己主權領土範圍內修建邊防道路。印方更是依據此條約在錫金段大修工事，其戰壕完備，碉堡密佈，並對中方邊防形成居高臨下的壓倒性優勢。實際上，印方的這種超常規邊防建設行為早已嚴重違背了中印兩國政府早在1993年和1996年簽訂的“和平與安寧協定”及“建立軍事信任措施協定”中的“對等安全”原則。若說邊防基建威脅的話，正是印度的這種超常規邊防建設對中國邊疆安全構成了嚴重的現實威脅。
此次洞朗對峙純系印軍非法侵入中方領土所致，是莫迪政府對1890年條約的肆意破壞。這種破壞是對國際法的粗暴踐踏，嚴重違反了國際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則”。這與莫迪政府經常呼籲建立“基於國際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主張是完全相悖的。即便莫迪政府認為1890年條約存在不合理處，那也絕不能單方面對它有選擇地接受、有選擇地違反，更不能憑藉英國人多年後自行炮製的地圖來主張自身權益，隨意踐踏該條約。
這裡不妨簡要回顧一下和這份地圖有關的前因後果：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簽訂後，英國人認為該條約有一矛盾之處，即條約第一款“藏、哲（錫金古稱）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摯山起”中的“支莫摯山（Mount Gimpochi，現譯吉姆馬珍雪山）作為分水嶺（該條約規定的劃界基本原則）起點的特徵不太明顯。於是，在1907年和1913年間的某個時間點，英國出版了一張地圖，顯示邊界線從支莫摯山以北6公里的巴塘拉開始，認為此處分水嶺特徵更加突出一些。
印度此次越界主張的基礎極可能是依據英國人自我炮製的這份地圖。莫迪政府的理由之一就是認為，中、不、印三方對三國交界點一直存在異議。印不兩國都認為，錫金段邊界線的東南端點放在巴塘拉而非1890年條約所定的吉姆馬珍雪山更為合理，更加符合“分水嶺原則”。因此，印軍跨過邊界在洞朗高原與中國對峙是合理的。需要明確的是，儘管由於印度的阻撓，中不邊界遲遲未能劃定，但吉姆馬珍雪山在洞朗以南，洞朗歸屬中國很明確，該雪山中方一側的水流也全部流入亞東河。1890年條約中規定的中不印三國交界點就是吉姆馬珍雪山，白紙黑字。雖然這個點尚未明確經緯度（由於中不邊境沒有確定的緣故），但點就是點，不可能任意擴大為面。在這一問題上，印度方面出於自身安全考量，多有狡辯。
但最關鍵的是，英國人炮製的地圖純屬單邊行徑，該地圖不是1890年條約的必然組成部分，中方沒有必要遵守。莫迪政府越過已定國界製造對峙事件已在事實上造成了1890年條約的失效，將兩國邊界問題進一步複雜化。本來錫金段作為已定國界段成就了兩國間正常的邊貿往來，也方便了印度香客取道亞東前往西藏神山聖湖。然而，此次洞朗事件不但使得中印邊界處於全面未定狀態，繼而勢必影響兩國邊貿及“香道”通行，中國政府有權據此重議錫金的法律地位與行政劃分，有權要求印將錫金段邊界恢復到1794年中國西藏與錫金（當時叫哲孟雄，雖獨立建國但仍屬西藏地方的藩屬）所定邊界。
▲2014年11月26日，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不丹、馬爾代夫、斯里蘭卡、阿富汗及東道主尼泊爾等8個國家首腦或高層出席第18屆南盟首腦峰會，中國、美國、日本等9個南盟觀察員國家代表也出席了峰會。
其二，恣意藉口“自身安全關切”干涉弱鄰內政外交。 依據1890年條約，洞朗地區屬中國領土，中國政府行使著有效管控。只是由於不丹政府對1890年條約東南端點，即中不印三國交界點存有異議（但不丹直到2000年在第14輪中不邊界談判中才提出有關洞朗地區邊界線的劃法問題，估計受印方壓力所致），中不兩國才在洞朗地區存在一定爭議。但這一爭議至多僅限於中不兩國之間，印度並不是爭議方。印方後來打著“不丹對洞朗地區有聲索主權”、“為保護不丹”的旗號為其非法越界尋找藉口，但從公開表態來看，不丹方面事先對此其實並不知情。這實際上是印度強行打著不丹旗號，粗暴干涉不丹的外交政策，粗暴阻止中不之間通過外交與政治途徑解決邊界爭端的努力。
中不邊界談判始自1984年，迄今已有24輪。2016年8月，中不第24輪邊界會談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曾表示，中不邊界談判近年來已取得重要進展。儘管如此，由於印方干擾，談判雖有進展但最終解決的前景依然很不明朗，不丹仍要看印度臉色行事。
▲2012年8月10日，中國代表團團長、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傅瑩（左）與不丹代表團團長、代理外交大臣坎杜·旺楚克在不丹首都廷布舉行中不第20輪邊界會談。
對於所謂的“洞朗爭議”，中方立場非常明確，即一方面中方必須履行1890年條約所賦予的權利，加強對洞朗領土的有效管控，這也是中方對1890年條約的尊重，對國際法的尊重。但同時，另一方面，考慮到不丹方面對1890年條約仍有不同看法，中方也願意與不丹通過和平方式加以“一攬子解決”。
然而，印度方面雖然口口聲聲要與不丹“密切合作，防止彼此國家利益受到損害”，但這種強行“替不丹”越界懟華的行徑既不符合中不間的友好協商精神，更是對不丹國家利益的侵害，反映的是莫迪政府不丹政策的利己性，反映的是印度對不丹內政外交的操控性。印不於1949年簽訂的“友好條約”即規定，“不丹同意在外交關係方面接受印度政府指導”。這一不平等條約直到2007年才有所修改，其中最主要的是將“指導”換成“緊密合作”。但換湯不換藥，印度仍是不丹事實上的保護國。過去33年裡的24輪邊界談判已使中不兩國政府在邊界爭端的解決方案上達成了諸多共識，但受擾於印度，不丹迄今既未與中國建交（是中國14個陸上鄰國中唯一與中國未建交者），也未與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目前，只有不丹與印度還未能與中國解決陸上邊界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地處兩個新興大國之間的不丹不能有效利用這一地緣優勢獲得長足發展。不丹迄今仍屬聯合國定義的最不發達國家（LDC）。
▲2016年8月1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右）在北京會見來華舉行中不第24輪邊界會談的不丹外交大臣丹曲·多吉。
其三，全然不顧及中印關係大局。中印關係當前的大體穩定局面來之不易，維護不易。儘管兩國存在“發展競爭面”“戰略猜疑面”“主權爭端面”和“歷史負債面”，但兩國同樣存在著“地緣互依面”“發展互補面”“戰略互需面”和“文化互通面”。作為兩個人口龐大、歷史悠久的新興大國，“謀發展、惠民生”本應既是兩國政府的長期要務，也是兩國合作的根本宗旨。而且，就在今年6月9日，中國領導人在阿斯塔納會見莫迪總理時還強調稱，中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要妥善管控和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莫迪對此表示贊同，並稱，雙方要深挖合作潛力，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溝通協調，尊重彼此核心關切並妥善處理分歧。言猶在耳，但莫迪政府還是製造了洞朗對峙事件。顯然，莫迪政府不是在“妥善處理分歧”，而是在兩國間製造爭議、擴大分歧。洞朗事件對兩國關係的衝擊將是深遠的。考慮到當下中印兩國各自所處的發展境況以及中印關係現狀，莫迪此時將中印分歧以這種粗暴的方式公佈於世，勢必衝擊中印未來在全球與地區層面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勢必對中國人民的“印度觀”以及中國對印政策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按說，印度作為一個有著5000餘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作為一個自1952年以來就實行多黨選舉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作為一個坐二望一的人口大國，是一個政治上足夠成熟的國家，一般不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錯誤。但洞朗對峙卻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了，且持續至今。
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印度戰略界特別是莫迪決策圈對絕對安全的執迷，以至於印度政府往往將臆測的安全威脅當作現實的安全威脅來加以應對，甚至不惜強行干預斯里蘭卡、尼泊爾和不丹等其他國家的內政外交。當前，印度莫迪政府製造此次洞朗對峙的最大動因就是，印戰略界懷疑，中國將修路至吉姆馬珍雪山，印度戰略要衝西里古裡走廊將因此受到威脅。然而，印度的這種“自我恐嚇”實質上只是一種冷兵器時代紙上談兵式的臆想而已。印度在洞朗至西里走廊兩側的超強軍事部署使這樣的臆想難以自圓其說。更為重要的是，印度不能為了自身的絕對安全而粗暴否決毗鄰國家的正當邊防基建。
▲日本、美國和印度三國海上軍事力量於2016年6月10日到17日在日本長崎進行了代號為“馬拉巴爾2016”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三國共出動11艘艦船和8000兵力參與此次軍演。
實際上，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絕對安全往往越追求越不可得，因為，一個國家的絕對安全即是其鄰近國家的絕對威脅。這隻會導致毗鄰國家和地區陷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至少洞朗對峙事件使中方認知到，中方前沿軍力部署相比印度而言處於嚴重劣勢，今後必利用當前軍改奮起直追，直至中方邊防現代化建設具備兩種能力，既能抑制印度方面製造對峙的軍事衝動，也能第一時間有效清理類似洞朗這樣的軍事對峙，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邊界事端對兩國關係的不斷衝擊。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只有可持續性安全而沒有絕對安全，而可持續性安全只能通過合作共贏才能獲得，而非通過其他路徑。
印度尤其是莫迪政府為何執迷於絕對安全呢？究其原因，無外乎以下三點：
其一，這是印度戰略思維慣性使然。印度自詡“大英帝國殖民遺產的天然繼承者”。英國近兩百年殖民（從1757年普拉西戰役始，至1947年英國人撤離次大陸止）留給印度統治精英的重要戰略遺產之一就是“緩衝區”理論與實踐。依據該理論，西藏應為中印間的“緩衝區”，喜馬拉雅山應為中印間的“天然屏障”。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尼赫魯政府曾反對中國和平解放西藏的根本原因（尼赫魯希望西藏永遠保持半獨立的政治地位）；這也是印度建國之後很快即與尼泊爾、不丹、錫金簽訂“友好條約”以操控這些喜馬拉雅山小國安全與外交的根本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新德里不樂見中尼鐵路修通、中不建立正常關係的根本原因。在此次洞朗對峙問題上，印度的算盤是讓洞朗成為一個小緩衝區，中方不得在此修建任何邊防設施，從而確保印方長期享有單方面的絕對軍事優勢。實際上，不丹、尼泊爾乃至印度北部、東北部地區的貧窮落後正是印度統治階層與戰略界這種“緩衝區”思想與實踐的最大受害者。
其二，這是莫迪政府自信心爆棚使然。莫迪執政以來，內政外交處處得勢。對外方面，大國外交搞得風生水起。印美安全合作不斷同盟化，印日安全合作不斷突破底限，美日印三方安全對話越來越實、級別越來越高，美日印“馬拉巴爾”三國海軍聯演規模越來越大，甚至還要拉澳大利亞入夥。此外，印非峰會、印度-南太峰會更是規模空前。難怪印度外長十分自信地對外聲稱，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支持印度在洞朗事件上的立場。對內方面，莫迪推進稅改，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印度構建了統一的國內市場；莫迪強力廢幣，助推了印電子商務實現跨越式發展；在“莫迪旋風”下，執政的印度人民黨在素有“政治票倉”之稱的北方邦選舉贏得大勝，進一步夯實了印度政壇一黨獨大地位；莫迪執政三年來，宏觀經濟表現搶眼，GDP增速超過中國，且是全球綠地投資首選地。一次次政策冒進的意料成功極大地刺激了莫迪政府的“冒進”衝動。
洞朗對峙就是這種“冒進”衝動的結果。
▲圖為印度西里古裡的大吉嶺喜馬拉雅鐵路。西里古裡走廊是指印度錫金邦與孟加拉國之間的寬約僅僅20公里的狹長地帶，它是印度連接其東部的陸上通道，也是印度國土的咽喉要地。
其三，這是莫迪政府對華敵意加深使然。莫迪與印人黨的選勝結束了印過去三十年聯合政府的執政現狀，聯邦政府的決策能力大大增強，曾催生了兩國人民對中印關係大發展的殷切希望。中國總理在莫迪就職後的一個小時之內即致電祝賀，李克強總理就職後不到兩個月即將首訪放在印度，中國政府還打破領導人南亞之行必同時包括印巴的傳統習慣，中方領導人還一再與莫迪總理探討“一帶一路”倡議與印方“季風計劃”“香料之路”“棉花之路”實現對接的可能性，如此等等。中國政府對印政策的總體思路是以擴大共識來減少兩國分歧對雙邊關係的影響。然而，中方的善意卻屢屢遭遇莫迪政府“問題外交”的衝擊。莫迪政府不相信兩國關係能超越雙邊分歧，堅持中印戰略合作必須基於雙邊分歧尤其是邊界爭端解決的基礎之上，甚至將中方基於原則而未能滿足莫迪政府“強國訴求”的一切外交行為視為中國不樂見印度崛起，從而將中國視為印度崛起的“主要攔路者”，加入美及其同盟體系牽制中國的各類鼓譟及安全合作中。莫迪政府這種對華敵視思維及其所伴隨的處處懟華的政策選擇已使中印關係處於嚴重的戰略互疑狀態，甚至有可能讓中印關係由此前的“競合關係”（競爭與合作）徹底滑向“敵對關係”。中印關係越敵對，印度對華防範就越易走極端。洞朗對峙就是很好的例證。
總之，洞朗對峙事件如何結束將很可能成為中國政府改變南亞政策的轉捩點。
本文作者胡仕勝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學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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