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歐陽修提出正統王朝的標準是“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這十個字，知易行難。北宋一朝力行仁政，文治不可謂不昌盛；然而在武功方面，一個連燕雲十六州都未能收復的朝代卻要以“大一統”自居，實在是有些汗顏。也源於此，自趙匡胤時代開始，收復燕雲十六州便成了北宋軍政最重要的議題。只是北宋軍力不復大唐氣象，在面對契丹的戰事中屢戰屢敗，最終以澶淵之盟艱難收場。自此之後，兩國約為兄弟之國，但北宋每年卻要繳納“歲幣”，和平之下，亦是恥辱。
當然，對於北宋君主而言，燕雲十六州意義更不僅僅侷限於軍事，更在於“王者大一統”天命正統。戰而難以取勝，和則有損天命，這其中的矛盾穿透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治鬥爭，直到靖康之難發生才最終結束。
收復燕雲十六州一事之所以不再成為議題，是因為這一年，北宋連整個中原都通通淪陷了……靖康年間，取契丹而代之的金國大舉南下，皇帝被虜，中原淪陷。康王趙構南遷宋室，借南方的半壁江山立國，史稱南宋。是役之後，趙匡胤“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中的豪氣，變成了趙佶“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無南雁飛”的蒼涼，而宋廷殘存的將領，也只能在一片殘山剩水中發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怒吼。
與司馬睿南渡相同，趙構一方面自然繼承了北宋的天命，另一方面也繼承了北伐中原的使命。那麼，南朝宋齊梁陳權臣當國乃至於易代的故事會不會在南宋重演？劉裕北伐，南朝宋代東晉；蕭衍北伐，南朝齊代南朝宋——藉助於血統，南宋君主或許並不擔心其天命正統的來源，但在東晉滅亡的前車之鑑下卻不能不擔心其天命的延續。於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在天命面前，也只能重“君子大居正”而輕“王者大一統”了。
在偏安困境從未未能解決的前提下，南宋國祚卻能延續一百五十餘年，而歐陽修的絕統理論也依然延續下來，並在朱熹手下進一步昇華成了無統理論。據《資治通鑑綱目凡例》所載，朱熹認為“凡正統,謂周、秦、漢、晉、隋、唐……無統，謂周秦之間、秦漢之間、漢晉之間、晉隋之間、隋唐之間、五代”——這背後自然也是對歐陽修等人天命理論的肯定。
兩宋時代武功嚴重不足，但天命理論卻以一遠遠超過其疆域的氣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昇華。從歐陽修、司馬光到朱熹，天命得以從“五德終始說”式的奉天承運過渡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的道德評價，儒家的歷史觀也由此進一步擺脫玄學而回歸人間，這已然接近於史學意義上的思想啟蒙。
“五德終始說”背後依託著五行哲學尚且被剝離出了政治，盛行一時的讖緯之學、祥瑞之說更隨之式微，這其中表現最明顯的是宋朝士人們對傳國玉璽的態度。後唐滅亡時，李從珂攜傳國玉璽自焚，待玉璽再次現世時，宋哲宗趙煦興致勃勃地改元“元符”以應此祥瑞，劉恕在其與司馬光的書信中表示：
“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為正統。是神器大寶，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強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為僭偽乎？”
相比之下，朱熹的無統理論則更強固了史學與玄學的分野。事實上，朱熹是支持五行哲學的，《朱子語類》中便有“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的表述。然而一旦脫離了哲學，朱熹對歷史演進、王朝更迭自有獨立的道德判斷，德運、讖緯、祥瑞但不足道了。
一方面是“君人者在德不在寶”，一方面是“始知恃險不如德”，兩宋時期的天命理論創新幾近於學術革命，天命正統背後的政治文化秩序由此一變。南宋滅亡後，受禪建國之事絕跡，清民易代時雖有禪位之舉，但已經無關於天命。對於這一變化，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的序言中有一段精彩論述：
“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
兩宋之變，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陳邦瞻所稱的“五季”即是五代，因明朝士人多不以五代為正統，故以“五季”、“後列國”等稱謂代之。不僅如此，明朝士人還因北宋初期為求正統而推崇五代頗有不屑之感，只是這種不屑並不影響對兩宋的認同，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兩宋的輝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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