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單純的人——相對的單純，但按照世人的平均水平，這相對已經近乎絕對。他誠懇，有一雙不會撒謊的眼睛，和一種在寧靜的家庭之外幾別無欲求的儀態。他不會擋在任何人前進的道路上，除非有人故意挑釁他，除非那個人是歷史。
我說的是大衛•格羅斯曼，作家，以色列人。他最近的一本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讓我感到有一絲陌生。故事的主角，一個名叫杜瓦雷•G的脫口秀演員，在以色列西北靠海的城市內坦亞，面對一群酒吧裡的觀眾，是這麼講話的：
“相信我，要不是我得養著三個漂亮女人和一、二、三、四、五，五個孩子，算算看，五個吶，我對上帝發誓，今晚站在你們面前的可是史上第一個患產後抑鬱症的男人啊。五次啊！實際上是四次，因為其中有一對是雙胞胎。但其實還是五次，假如你算上我自己出生後抑鬱的那次。可著一大堆破事最後讓你得了好處……”
大衛•格羅斯曼
這些句子真不像是格羅斯曼寫出來的，他寫這些字的時候大概表情都是扭曲的。杜瓦雷•G謔語連珠，女人的肉毒桿菌，男人的禿頭，政府的稅種，國防部的安保措施，自己爹媽的性愛，一無遺漏。他的形象躍然紙上，但是，寫他的人是格羅斯曼。
“不過說實話，我至今想不明白，為何要從製造財富的人民那裡徵稅，這裡的邏輯是什麼？聽著，內坦亞，聽仔細了：國家應該只向有理由相信是快樂的公民那裡徵稅。那些能發出由衷微笑，那些年輕、健康、樂觀的人，那些能在大白天吹口哨、晚上有性生活的人。那些人才是唯一應該納稅的傻子，他們才應該被剝奪所擁有的一切！”
像個諷刺作家寫的，可是，格羅斯曼不善於諷刺。他愛寫傷心。凡人都有傷心事——在格羅斯曼的小說裡，沒有比這句話更強悍的真理了。傷心來自陌生化，投入地表演的人，被一個旁觀者看著，傷心在這時開始。退休法官阿維沙伊•拉扎爾注視著杜瓦雷，他知道他的真實名字——“杜瓦雷”怎麼看都不是一個以色列猶太人的名字——他的大名叫多夫•格林斯坦，57歲，從他嘴裡迸出來的一個個笑話儼然在他自己變做一個最大、最完整的笑話。而這是他所追求的。拉扎爾看到了他的形象：矮瘦，枯萎，戴著眼鏡，跟他海闊天空戲謔一切的表演內容形成了對比。傷心在這時開始。
他要說他自己的事情。說他的爸爸，一個理髮師兼很糟爛的父親，經常毆打兒子；說他的媽媽，一個被大屠殺陰影糾纏的女人，身背重負，只好以求死了結。他們的兒子，就是他自己，長得“只有花生粒大小，一錢不值”。為了討他媽媽的喜歡，他開始雙手倒立行走，為了躲避鄰居孩子的欺負，他把這項技能越用越純熟。
表演開始沒多久，他就被自己的話戳中了心事，抑或為了間歇性地回一下血，他“委頓下去，猛地被抽空了似的。他雙手擱在臀部，急速喘息著。他盯著空氣，眼神如老人一般凝滯”。
當脫口秀再次開始，我不再懷疑格羅斯曼是否能勝任了。他做到了，不僅做到，而且，他寫出了那種內含在話語之中的苦澀的成分。這苦澀是他所追求的，被臺下間歇性的鬨笑所加強，又被他自己吞嚥回去，消化掉。他的一個動作，有時候比動作的影子跑得還快，他會閃避，會佯攻，會撩撥，必要時會跺腳，會撒丫子跑，也會步履蹣跚。他用拳頭打自己腦門的時候，打的是他57歲的人生裡，因為未經善待而綿軟稀疏的部分——幾乎是每一個部分。
現在，我不再懷疑格羅斯曼是否做了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這樣的一次脫口秀表演，絕不是一小時滔滔不絕的脫口秀視頻能夠替代的。
一些人，來這裡就圖一個樂，聽他說起嚴肅的事情，便興味索然，走了；年歲大的觀眾也走了，因為杜瓦雷的一些心痛往事引起了他們的共鳴。有一個人離場時嘀咕道，來這裡是來玩的：“週末，想讓腦袋瓜清空一下，誰曉得被這廝變成了贖罪日。”一年一度的贖罪日，是猶太人為過去這一年裡做的錯事懺悔的日子。在杜瓦雷面前，他們先是發出了抑制不住的笑，繼而不情不願地歉疚，再繼而惱恨起他的“貨不對板”，說好的奉獻一次爆笑表演，誰知道，他要向觀眾們討要更多。
留下的觀眾，將走了的人帶走的那些注意力背到自己身上，就像從大屠殺中活下來的人覺得自己揹走了死難者的債務。他們和那位退休法官一道，成了杜瓦雷不情不願的合作伙伴，在他們的配合下，他益發沉浸到自己的故事裡，人們盯著他，目不轉睛，忘了他的醜，他的老。
而他也盯著臺下的老朋友阿維沙伊。阿維沙伊，這位退休法官一輩子的工作就是在估量人，現在，他看著杜瓦雷，奮力地從局部失憶中回到正常。他們是少年時代的朋友，四十多年沒見面了，直到杜瓦雷打電話請他來參加他的演出。格羅斯曼巧妙地把讀者放到了觀眾群裡，讓退休法官活到他們的身上，被臺上的人盯著看。
“我想要你看到我，”他說，“想要你真正看到我，然後告訴我。”告訴他什麼？阿維沙伊自問。“我想過，一種人格的光輝。內在的光芒，或者內在的黑暗。秘密，獨一無二的顫抖，兩個是一樣的東西。很多年前，當我才開始做法官的時候，我幼稚地發願要在每個站在我面前的人身上看到它們——看到秘密，看到那獨特的顫抖。”
翻譯過來的文字，在傳達脫口秀的內容這方面真是力不從心了。我只能揀我有感覺的詞句反覆琢磨。我喜歡主角這樣的句子：“有時候，我覺得這骯髒的盤算至今也沒有從我的血液裡往外冒出來，它做不道德。怎麼可能呢？這種骯髒……它是有放射性的，沒錯，這是我個人的切爾諾貝利。短短一瞬就能延續一輩子，依然在汙染著我要靠近的一切東西，每一個我觸碰的人。”我喜歡這個提法——“我個人的切爾諾貝利”。我的反應，和臺下的一個觀眾的反應是一樣的：“說下去。”
2017年，國際布克獎選中了《一匹馬走進酒吧》，是有些奇怪的。這本書裡有著太多的以色列人才能感同身受的幽默，主人公操著希伯來語，說著以色列人熟悉的生活，不管翻譯如何盡力，對別的國家讀者終究是難於理解的。格羅斯曼本人也很意外。他在接受《國土報》的訪談中說，自己不知該如何解釋這次獲獎。
不過，他說，他從小到大讀過並喜歡過很多書，都是別的國家、別的文化下的作家寫的，這使得他的《一匹馬走進酒吧》也帶上了雜糅的特點，“這種雜糅是吸引人的，儘管距離遙遠，卻讓讀者能夠在字裡行間有所想象。”
當然，它還需要譯者的貢獻。那畢竟是脫口秀。為了翻譯此書，格羅斯曼在一間翻譯工作室裡，當著15個譯者的面讀他的書，譯者們討論著一個個句子該如何翻譯。當小說唸到最後階段時，格羅斯曼眼睛盯著文字，耳朵聽到了抽泣和撕紙巾的聲音，他抬起頭，看到譯者們的眼眶裡都有淚水。
文| 雲也退
本文刊載於2018年06月12日 星期二《北京青年報》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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