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上世紀60年代我正處在兒童歲月,那時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有一次看的是露天電影,即現在的濟南第一工人文化宮,在院落的最西邊有片很大的空場地,用磚頭水泥砌成一排排低矮的跺道,給觀眾當座位。記得在那兒看過我國第一部剪紙動畫片《豬八戒吃西瓜》和木偶片《小哥倆》。還有就是在大觀園電影院看過我國的第一部彩色立體寬銀幕電影《魔術師的奇遇》,是由陳強主演。
後來隨父母下放到農村,就只是看露天電影了。上世紀70年代初有一批覆映的老電影,如《南征北戰》《鐵道衛士》《打擊侵略者》《奇襲》《地雷戰》《地道戰》。五年後返城,已是70年代中期,進電影院的機會比較多了,記得有《春苗》《決裂》《反擊》。
那時也引進一些外國電影,但都是當時和中國友好的國家的電影,如羅馬尼亞的《葉塞尼亞》,北朝鮮的《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看不見的戰線》,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像》等。人們當時的流行調侃是:“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文革”後粉碎四人幫,解放了一大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優秀電影,那可真是一次精神的饕餮盛宴。我那時已進廠參加工作,我師傅也是一個影迷,對孫道臨在《家》《早春二月》裡的扮演,對王心剛軍人的扮相,都是讚不絕口。記得我師傅看完《早春二月》,在車間看著廠房窗外的春柳,喃喃自語:春天來了,多麼美好的青春啊。他那時未婚,正處在談戀愛時期。《大浪淘沙》有許多鏡頭是在濟南拍攝的,有我們熟悉的老火車站,北關車站東鄰——那是我們工廠的一個貨場,我在那兒幹過,能在影片裡看到便感到格外親切。
當時我們人手一張二十二位電影明星的標準照相片,四寸大的黑白照,有趙丹、孫道臨、王心剛、白楊、王曉棠、王丹鳳、於藍、田華、張瑞芳、崔嵬、陳強、於洋、謝添、上官雲珠、秦怡、龐學勤等等,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經周恩來總理提議,四大電影製片廠和文化部提名評選出的,也是我國電影界的第一次造星行動,個個大名鼎鼎,如雷貫耳,當時我們崇拜得不得了。
還有憑藉一場電影就讓我們記住的演員,如《甲午風雲》裡的李默然、《今天我休息》裡的仲星火、《洪湖赤衛隊》裡的王玉珍、《柳堡的故事》裡的陶玉玲、《平原游擊隊》的郭振清、《青松嶺》裡的李仁堂、《董存瑞》裡的張良。
《董存瑞》張良
我們對每個演員在哪一部影片裡出演誰都耳熟能詳,那個時候,我幾乎是每部影片都看了,有些影片看過不止兩三次,我們幾乎跑遍了濟南大大小小的電影院,看到哪裡有新放映的電影,便早早跑去排隊買票,去晚了就買不上票了。
在售票口排隊,冬天凍得搓手跺腳,夏天擠一身臭汗。望著長長的隊伍,哪怕排上一兩個小時亦無怨無悔。那時偶爾也有退票的,但是等票的人多,退票的少,要想賣掉餘票,你都不敢聲張,因為會圍上來一群人,把你那多出來的一兩張票都能搶撕了,你不知要賣給誰好。退票者也沒有現在的黃牛這般漫天要價,大多數人還是原價,那時的人還比較實誠,不敢倒買倒賣。
坐在影院裡,無論樓下還是樓上,座無虛席,人潮慢慢浸滿了一個個的空位。隨著影院燈光的熄滅,全場的嘈雜聲、嗑瓜子聲,頓時安靜下來。電影放映後,偶有幾個遲到者,跟隨場內管理員打著手電筒,找到各自的座位。其實有些就是故意等場內暗下來後才來的怕曝光者,這多數是談戀愛的人。
那時我去得比較多的電影院是舊軍門巷的新華影院、火車站南的軍人影院、經二緯三路的職工影院、經二緯一路的中蘇友好影院(後改名反修、勝利)、共青團路上的中國影院、青龍橋南的解放影院。當然了,十二馬路的明星電影院、成豐橋附近的光明影院、西市場的和平影院、歷城區的洪家樓影院、經二緯三路的市衛生教育館(原小廣寒)我也都去過。那時還有一些劇場也放映電影,如大觀園商場裡的大眾劇場、新市場裡的天慶戲院,此外還有山東劇院、實驗劇場(原北洋大戲院)、大同劇場、鐵路文化宮等。
看過大量的電影后忍不住手癢,後來我也寫起了電影劇本。到省圖書館查閱資料,廢寢忘食,後來還真鼓搗出來一個厚厚的劇本,寄給了北京一家雜誌社。當然,後來是人家附了熱情的親筆信給退稿了。我還訂閱了《大眾電影》,每至一年期滿便裝訂成冊,對電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體制變遷,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我漸漸不再進電影院,改在家裡上網看了。六十年代學生票五分錢,成人票一角五至兩角五。1988年濟南最高達到1.5元。後來漲到2元、3元,等漲到十元以上我們基本就不去電影院了。後來動輒數十元、上百元,就更是不屑一顧了。至於什麼票房上億,也不知道怎麼統計的,但那上億的錢和我們這些老影迷大多沒什麼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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