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的點映幾場後無差評，安利的常用評價就是：很現實，很深入，很殘酷。外加一番因為這樣的電影廣電過審之後對社會進步的稱讚和老母親般的欣慰。
藥神中的每一個形象都有與之對應的家庭背景和人物特徵，“印度仿製藥項目組”的人幾乎涵蓋了各種類型下的弱勢群體，徐崢飾演的程勇代表了代表了困與道德和生活之間的普通個人群裡，週一圍飾演的曹斌代表了困與情法之間的警察群體，與之相佐的有病人和病人家屬，印度製藥方，與之相對的有瑞士製藥方，警察局長，張長林等，強烈的共情，令電影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著強烈的代入感。
每一個立場都沒有明顯敵對，糾結，是電影情感來源中心。雖然結尾處因醫保改革給了整個故事中一點兒悲情的安慰，可惜藝術作品中映射現實的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
電影中張長林說得對，世界上最難治的病是窮病，多得是沒人折騰就沒人注意的事情，不巧你身在其中，未必就次次幸運，在當吃瓜群眾的同時還能分到一點羹。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解決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死過人抓過人之後才能正視藥品天價的問題？？
電影中有病中尋求各樣出路的群體，有同情共情的群體，有協助守護渠道的群體，有因此牟利獨善其身的群裡。
唯獨無法出現一個探究藥品真實價值，在時間開始之初就提出藥價不合體的群體或者勢力。
高價的正版藥品在引進之處就是一場市場交易，從成本到手工到包裝的一系列利益翻倍，售價2元的小瓶維生素和198的大瓶維生素差別只是在於可使用添加劑和包裝而已。片子中病人說“真藥”，程勇說“真藥”，曹斌也承認是“真藥”，所謂的正版本質還是一場資本交換，印度的低成本藥品到底是沒能進來，售藥進醫保的舉措，也不過是成本承擔方的轉移而已。
缺少的那個探究藥品本身真實價值的角色，將永遠缺席。
《我不是藥神》能有強烈共情的現實映射不光是指出了一個問題一種現象。反觀近期深刻的好作品，就會發現：我們所叫好的、引發思考的、令人動容的、反應現實等等的，呈現的問題似乎都是無解的。
就像是《嘉年華》後社會關注了性侵、《二十二》後我們關注了慰安婦、《起跑線》後又討論了階層固化、《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後爭取到了女性地位的改善。他們都是深入挖掘了一場一直存在的社會問題，再賦予現實意義和改善願景，拋出大多數人每天都在抱怨或者關注的社會的問題之後，給一個略微有些差強人意的問題解決方式。
因為紅黃藍的故事最後也不是道怎樣了，慰安婦依舊一個一個少了，甘肅的姑娘還是因為性侵和不理解不支持跳樓了，學區房的價格還是以萬為單位瘋狂增長著。類比《我不是藥神》的進醫保的解決方式，大抵就是上述社會問題引起大家注意的一個程度。
同樣是逐利還是救命的爭議，在電影原型的陸勇事件中也過有探討，真藥，假藥，仿製，三無。我不知道自己在絕症和窮併發的同時有沒有勇氣嘗試一個沒有天朝機構保質保量的藥品，即便是有專業的成分檢測報告，就這樣投身去當小白鼠，怕還是心有餘悸。
未曾有病痛貧窮雙重絕境的場景，恐實難體會求生的強烈。
徐崢的角色程勇再被抓之前，看到拿藥的病人沒能成功逃脫，明明是絕望的。
可是在法庭宣判之前卻說：我相信會越來越好的。
越來越好這種事情從來都沒人懷疑的，問題是，在困難面前，我可能沒這麼心大去為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而欣慰自豪進而延伸出一系列的希望憧憬。不知道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渺小的我們，能否能趕得上，在不巧纏綿病榻之時，不再有”
是放任病死，還是掙扎窮死“的艱難選擇。所以，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窮死和病死，你會怎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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