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國商業銀行發佈一份白皮書，考察了“一帶一路”建設如何影響中國境外併購、出口、融資和風險管理的趨勢，其中提到，“一帶一路”建設的宏偉藍圖需要鉅額融資支持。而“一帶一路”沿線的各種風險無疑增加了建設主體的融資難度。專家指出，目前“一帶一路”的資金多來自官方機構支持，建議未來應設立更多合理的機制吸引私營部門參與投資。此外，由於沿線國家存在不穩定因素，投資時要注意風險防範。
錢從哪兒來？
據白皮書披露，45個亞洲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16年到2030年期間的發電項目，就需要總計11.7萬億美元資金，交通基礎設施項目需要7.8萬億美元，電信基礎設施需要2.3萬億美元。
王有鑫認為，未來公共部門的資金還會加強投入。“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中國已宣佈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規模達7800億元人民幣，包括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也要發揮私營部門融資的主力軍和橋樑作用。王有鑫指出，基礎設施由於規模大、週期長、風險高，很少有金融機構能獨立承擔，因此私人資金參與度不高。目前來看，全球都面臨這個問題。此外，亞洲地區還存在資本市場深度不夠、缺乏適當的投資渠道等問題，導致私營部門沒有合適的渠道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當前，亞洲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公共部門提供了超過90％的資金。
洪灝指出，從目前看，“一帶一路”資金來源的渠道主要有幾個，一是從銀保監會此前公佈的信息看，“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支持，主要由3家政策性銀行和5家大型商業銀行承擔，如國開行作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銀行和中國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國開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發放貸款1789億美元，餘額超過1100億美元。二是“一帶一路”國家主權債和專項債券的發行也能幫助政府和企業籌措資金。“比如英國、匈牙利、波蘭政府發行人民幣債券，還有些企業發行‘一帶一路’相關項目人民幣債券。交銀國際也深度參與到相關領域，2017年5月在香港幫助馬爾代夫共和國發行2億美元的主權債券。”此外，“一帶一路”投資還需要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洪灝表示，“近年來，中資機構嘗試利用PPP的方式引入社會資本，如中國銀行和西非某國家有一個基礎設施項目，就是通過PPP這種方式引入社會資本，目前進展順利。未來PPP也會是‘一帶一路’資金籌措的一種重要方式。”
王有鑫指出，從融資方式看，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等間接融資方式是主體。儘管絲路基金及一些專項投資基金和部分商業銀行已通過股權、發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為“一帶一路”項目籌資，但總體規模仍較小，參與度還有待提高。王有鑫提議，為吸引私人部門參與，金融機構可在共同出資、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的基礎上，通過設計合理的項目融資結構，將不同風險偏好和回報要求的投資者與項目需求匹配起來，這有助於吸引包括險企、養老基金、對沖基金等在內更廣泛的私營部門投資，提升基礎設施投資的整體效率。對具有重要意義、溢出效益較大的項目，政府可以通過前期加大資本投入、提供信用擔保等形式來吸引私營部門參與。
高風險加大融資難度
談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資有何標準，洪灝表示，“一帶一路”建設中並沒有統一的投資標準。“不要把‘一帶一路’理解為一項官方政策，可以將其理解為一項發展使命，它並無固定的成員名單，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官方定義，各家參與機構甚至各個項目，有其特定的投資標準。”
洪灝表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使用靈活的、定製化的投資標準和投資模式，可以更優化投資策略並分散項目風險。洪灝以部分官方機構舉例，如國開行注重項目自償性，貸款條款遵從IMF標準。“國開行主要以項目自身產生的現金流作為還款來源，並未增加項目所在國財政負擔。依據市場化原則，國開行在自主選擇項目時一定會選擇能產生經濟效益，並在經濟上具有可行性的項目。對少數主權類客戶的貸款，國開行對合作國的財政狀況和主權信用等級等方面有嚴格要求，授信額度及貸款集中度都會在IMF控制的貸款額度之內，貸款利率、期限等貸款條件也與IMF的要求一致。”
洪灝同時介紹，進出口銀行設定了國別債務上限，但會根據項目條件靈活處理。“進出口銀行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國別風險管理體系，對每個國家都設定了債務上限。達到上限後，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意義特別重大、經濟效益特別好的項目，還會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洪灝表示，亞投行貸款項目必須滿足三大硬性標準:財務可持續性好、環境友好、被當地社會接受。絲路基金主要是為“一帶一路”框架內的經貿合作和多邊互聯互通提供融資支持，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原則開展投資業務，可以運用股權、債權、基金、貸款等多種方式提供投融資服務，也可與國際開發機構、境內外金融機構等發起設立共同投資基金，進行資產受託管理、對外委託投資等。
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風險問題，洪灝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不少存在政局動盪、地緣衝突等問題，“低風險國家僅4個，佔6.4％；中等風險國家有43個，佔68.2％；高風險國家有16個，佔25.4％。”
王有鑫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環境不穩，社會矛盾和制度問題根深蒂固，財政和貨幣紀律失控。這類國家對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會有較大需要，但未必有充足的償付能力。“有學者測算了沿線國家的融資需要，並與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數據庫進行對接，發現2020年沿線基建投資總體資金需求中，16％來自風險較高的無評級國家，35％來自投機級國家，只有50％來自風險較低的投資級國家。可見，主權信用評級低，導致沿線的融資面臨較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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