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頻頻示警，不斷挑動公眾脆弱的神經，修改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隨之再起。對此，湖北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李春生，便積極呼籲修改刑事責任年齡，並給出具體建議“從14週歲降至12週歲”。
的確，低齡犯罪時有發生，“14歲以下不擔刑責”也確實影響了一些少年。前不久，湖北孝感13歲女生張某遭同為13歲的男生黃某用剪刀挾持，實施搶劫，並被剪刀刺傷頸部多處。因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當地公安便對案件予以撤銷。這一時還引發不少熱議。
對於為什麼建議下調年齡，李春生給出的理由是，“研究過不少案件的細節內容，施害的未成年人在作案時展示的辨識能力、心智發育程度甚至超過一般成年人的水準。”竊以為，這樣的解釋，並不足以支撐建議所言。
一是，所謂的辨識能力、心智發育程度，都是主觀上的一種判斷，但法律都是講客觀事實和證據的，依據主觀判斷得出的結果去做立法調整，既不科學，也不符合司法精神。二是，這些少年犯罪，恰恰是認知出現了偏差、心智不健康的表現，缺乏成熟的理性，無畏可能只是由於無知，冷靜可能只是出於懵懂。
其實，單純地降低年齡標準，是一種“懶政”思維。面對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從來不是目的，也不該是主要手段，教育矯正才是關鍵。孩子犯罪，社會有責，或是其家庭教育出了問題，或是其成長環境出了問題，而這些，都是可以改善和挽回的。
司法的本質，也從來也不是懲戒，而是建立一種標準和秩序。針對具體的犯罪個人、具體的犯罪情節，治病救人也要優於懲戒警示。換句話說，14歲也好，16歲也好，12歲也好，具體的年齡門檻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繼續培育、或者重新培育這些孩子。
在我國臺灣地區，少年有不良行為但還不夠入刑的，公安機關有專門的少年警務介入，有專門的社工組織對於不良行為孩子進行矯正。很多國家和地區也都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少年警務等。而我國內地的司法體系，在這方面則尚顯蒼白。
比如，收容教養制度缺少配套的法規、規章，在實踐中就出現了不少問題，屢屢引發爭議。而工讀制度，只限於城市區域，農村和偏遠地區往往無法“照顧”到；對去工讀學校的學生，需教育部門、共青團組織和公安機關聯合組成的招生委員會審査批准，還要徵得家長的同意。尤其是最後一條，很少有家長“同意”，也就使得工讀大大少了存在感。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應該做的還有很多，而這些工作，既是迫不及待的，也是優先的。改善收容教養制度和工讀制度，要更加可行，也能更加快速、高效地作用於實踐。簡單地下調刑事責任年齡，只能是下下策。
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或許可以提高威懾力，減少該年齡階段未成年人的犯罪“萌動”，但是，一旦這個年齡段的孩子被執行刑事責罰，將會背上前科和一段牢獄的經歷，這個名分和這份經歷對其後續成長的影響，究竟是正向的還是負面的，在實際操作中很難控制。
結合一些成年人的犯罪和牢獄經歷，甚至不排除，如果在實際中操作不當，還將進一步激發這些少年犯的犯罪慾念，在重新走向社會後，做出更惡劣的事情來。它起到的，可能不是一個封印震懾的功能，反而異化為一個潘多拉魔盒，萬不可輕易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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