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學書法，開始的時候興致很高，有的“筆性”也很好，但往往學習了一段時間以後，進步就不明顯，甚至停滯不前。這是怎麼回事呢？我想這主要是沒有梳理好書法史上的風格體系和筆法傳承的脈絡，以至於不“對路”。對此，我談談在這方面的認識。
1．楷書學習的“對路”
書法史上，楷書甚多，若分不清它們的風格體系，理不順它們的筆法傳承脈絡，學起來就會分不清頭緒，臨帖時就會東一榔頭西一棒槌，顯得很盲目。
那麼，怎樣來分清它們的風格體系呢？黃惇教授曾提出中國書法史上楷書、行書的體系問題，他認為，從書法審美的角度看，中國書法史上的楷書可歸結為三個系列，即晉楷一系、魏楷一系和中唐楷書一系。晉楷一系發端於三國時的鐘繇，而完成於東晉時的王羲之父子，其後這一系楷書由智永而傳至初唐諸家。這種由文人書家師徒授受，時代相傳，在筆法和審美意蘊上與鍾、王筆法一脈相承的楷書體系稱之為晉楷一系。再者就是魏楷，即魏碑楷書，是北魏碑版及與北魏前後書風相近的碑誌、石刻書法的總稱。最後是唐楷一系，唐楷這裡主要指中、晚唐楷書（初唐楷書從筆法上講，應歸入晉楷一系），其代表書家為顏真卿和柳公權。黃先生將楷書分為上述三個體系，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明晰的學書路子。
我認為這三系楷書，就是三條學習軌道，無論從哪一條軌道上開始學都行，但不能今天寫鐘王，明天臨顏柳，後天學“二爨”，無論在哪一體系上學習，都應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大量臨習這一系統內的碑帖，儘量做到搞深搞透，融會貫通，等到某一體系的筆法基本掌握了，鞏固了，再考慮學習另一種筆法。我還認為，學書應該從主流書風學起，這對於初學楷書者尤為重要。晉楷一系應為主流書風，它肇於鐘王而流被後世，從釋智永到“初唐四傑”（歐、虞、褚、薛）無一不奉二王書法為圭臬，直到元、明趙孟頫。
因此，從二王——智永——“初唐四傑”向下觀照後人（虞、褚、趙等）、研究後人；也可以通過後人向上追溯前人、理解前人，這是學習楷書的正脈、大道。魏碑楷書，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未成熟的楷書，其用筆與二王一系楷書大相徑庭，它的筆畫有明顯的刀刻、斧鑿之痕跡，初學者往往捉摸不透其筆法特徵，甄別不出其優劣，所以筆者不主張一開始就從魏碑學起。然而這種楷書恰恰又具有雄渾樸茂、恣肆爛漫、自然天成的特徵，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具有獨特個性的審美典型。如有一定的書法基礎，再來寫一寫魏碑是很有必要的，特別是魏碑中的佳品《張黑女墓誌》、《張猛龍碑》、《鄭文公碑》、《龍門二十品》、《二爨》等。最後說說唐楷。20世紀40年代以前出生的書家，學習書法大多從唐楷入手，甚至人人都學顏、柳。其實把顏、柳當作學書基礎是可以的，但有了基礎以後就一定要學會“變”。顏、柳楷書用筆上最大的特點是起、收筆處重提按，尤其是“鉤畫”還出現了“三角鉤”、“鵝頭鉤”等，他們把楷書推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
2．楷、行書的過渡問題
有了一定楷書基礎的人，總想早日進入行書階段的學習，因為行書更具實用性和藝術性，更容易抒發性情。有人把寫行草書說成是毛筆在紙上“跳舞”。
那麼學了楷書後如何朝行書上過渡呢，它們之間是否有內在的聯繫？其實是有的，比如說，學行書前可先寫一寫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大字陰符經》，接著可選釋智永的《真書千字文》、虞世南的《汝南公子墓誌銘》、陸柬之的《文賦》，無論鐘王”的狹隘思路顯然需要打通。路子對了學起來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甚至會“南轅北轍”。倘若學了顏、柳之後直接去寫行書《蘭亭》、《聖教》或“宋四家”（蘇、黃、米、蔡），不但不能順利過渡，反而會因不見效果而喪失學書的信心。學行草亦然，如唐代草書大師懷素的《自敘帖》，可謂草書之典範，後人學草書多有受其影響的。可寫了《自敘帖》後直接去臨習晚明張瑞圖、黃道周等人的行草書就很難一下子上手，原因是《自敘帖》中“使轉”筆法特別多，全用“圓筆中鋒”，這是懷素用筆的一大特色，而張瑞圖、黃道周等行草書卻有過多的“翻、折”用筆，特別是張瑞圖的用筆，方折緊束，下筆尖利橫撐，顯露鋒芒，凡行筆改變方向處，都用翻折筆鋒，稜角分明。清人說：“張二水書，圓處悉作方勢，有折無轉，於古法為一變。”這樣，我們就明白了懷素的狂草與張瑞圖、黃道周等的行草在用筆上的分野了，初學者很難在二者間找到契合點，其筆法很難相互轉換。若要硬著頭皮去寫，這就說明你學習不講究“對路”，不講求方法，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學書要用心琢磨，仔細研究，掃清它們之間的筆法障礙，打通其筆法血脈，才能夠做到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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