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怡
这是世界外交史上最富幽默性的事件之一，以至于时隔40余年，双方当事人依然会对此忍俊不禁。
1969年12月3日夜间，波兰首都华沙大雪纷飞。在中央车站东侧的文化科学宫地下一层，由南斯拉夫大使馆主办的一场外贸服装展示会正在进行，受邀前来观看的各国外交使节人头攒动。从签到后的第一分钟起，美国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J. Stoessel, Jr.）及其随员、使馆二秘西蒙斯就在寻找一个熟人——中国驻波兰大使馆译员骆亦粟。自从一年多前上一轮中美大使级会谈无果而终后，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跟中国外交官打过照面了；对1969年6月抵达华沙的中国驻波兰使馆新任负责人、临时代办雷阳政务参赞，美国人也是仅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在最近几次有限的直接联络中，西蒙斯获悉参与过大使级会谈的译员骆亦粟依然在任，因此急欲找到这位老相识。在展厅的另一个入口附近，美国人看到了两张东方面孔；尽管略显陌生，但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已经明示了其国籍。“我见过那两人中的一个，似乎是中国使馆的翻译”，西蒙斯用手一指。斯托塞尔兴奋地说道：“另一个大概就是新来的代办了。机会来了，让我们赶紧去缠住他们！”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脸盲症”略显严重的西蒙斯并不知晓，此时他已经犯下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雷阳代办和骆亦粟的确都在华沙，但当天晚上他们正在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出席一场宴会；在文化宫会场里观看时装展示的两位中国外交官，一位是新任二秘李举卿，另一位较眼熟的则是资深译员景志成。在一年多以前的会谈中，西蒙斯和景志成曾经有过几面之缘，因此把他误认成了另一位翻译骆亦粟。景志成对西蒙斯也略有印象，但并未见过一旁的斯托塞尔。当他发现两个美国人正朝着自己指指点点时，立即向李举卿做了报告，后者当即决定：“美国人说不定要耍什么花样，不要理他们。活动一结束，我们马上离开！”8时许，当最后一位身着婚纱的服装模特出场进行压轴表演时，李举卿和景志成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朝入口处走去。两个美国人也跟了上去。
在地下展厅的楼梯尽头处，有一个供观众存放大衣的小接待处。斯托塞尔和西蒙斯首先到那里取回了自己的外套，随后才小跑着走上楼梯。而一开始就没有除下大衣的李举卿和景志成走得飞快，已经到了楼梯中段。西蒙斯快步追上前去，拦住景志成，气喘吁吁地嚷道：“先生，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使，他有话要对您说！”而精通波兰语的斯托塞尔来不及借助翻译，直接自报家门：“我是美国大使，我想和您谈谈。”在此过程中，三个人都没有停下脚步。走在最前面的李举卿因为没有搭理美国人，此时已经穿过楼梯、来到了文化宫后门，径直朝停车场走去。斯托塞尔担心“中国代办”就此离开，继续对落单的景志成喋喋不休：“不久前我回了一趟华盛顿，见到了总统。我想告诉您，总统十分严肃地希望与贵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国家改善关系。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到您的回音！”景志成发现李举卿已经走得老远，担心就此被美国人缠住，也是一边小跑一边低声回复道：“我会转达！我会转达！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汇报上去……”
1970 年1 月20 日，中断两年之久的华沙大使级会谈正式恢复，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在
诚如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所言，在中美外交“破冰”的酝酿阶段，毛泽东是冷静、有远见的革命领袖，周恩来则是魅力十足而精明强干的行政主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依据国家利益重新规划中国的外交蓝图，到60年代末期利用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适时促成中美高层直接对话，周恩来为两国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做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展现出了顶级外交战略家的思维深度和执行能力。如同俾斯麦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从审时度势、灵活权变，力争实现尽量多的“可能性”的角度来说，周恩来以及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不愧为20世纪政治艺术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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