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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了第一百六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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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WHO 說的是“遊戲障礙”，是一種遊戲行為（“數碼遊戲”或“視頻遊戲”）模式，“特點是對遊戲失去控制力，日益沉溺於遊戲，以致其他興趣和日常活動都須讓位於遊戲，即使出現負面後果，遊戲仍然繼續下去或不斷升級”。其中的重點在於，“就遊戲障礙的診斷而言，行為模式必須足夠嚴重，導致在個人、家庭、社交、教育、職場或其他重要領域造成重大的損害，並通常明顯持續了至少 12 個月”。
就目前來看，即使遠遠沒有到蓋棺定論之時，但 WHO 這一草案引發的爭議實實在在是巨大的。
福柯在《精神疾病與心理學》一書裡，曾以瘋癲病人為例，回顧了從十五世紀開始直到今天，“瘋癲”一步步被列入“精神疾病”的歷史。
無意討論或者論證“遊戲障礙”是不是一種“精神疾病”，反正從福柯寫的這段歷史來看，要把“用繩命打遊戲”確定為“精神疾病”，應該還有很長一段道路要走……先看世界盃調劑一下吧……
精神疾病的歷史構成
文｜
米歇爾·福柯譯｜王楊摘自｜《精神疾病與心理學》（有刪減）
西方世界給予瘋癲以精神疾病的身份是相對新近的事。
人們說，甚至過多地說，在實證醫學到來之前，一直把瘋子看作是“被附身的人”。在那以前，所有的精神病學史都想指出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瘋子背後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處在宗教和巫術含義的緊密網絡中的病人。因此，要等到無偏見的，而且最終是科學的醫學眼光的客觀性出現後才能發現人們此前只能辨認出超自然反常地方的本質損壞。這種解讀建立在一個事實的錯誤之上：即瘋子被看作是被附身的人；建立在一個不準確的偏見之上：即被定義為被附身的人們都是精神疾病患者；最後，建立在一個推理的錯誤之上：人們推斷，如果被附身的人的確是瘋子，那麼瘋子也的確是被當成被附身的人來對待的。
實際上，附身問題的情結並非直接來自一個瘋癲的歷史，而是來自宗教觀念史。醫學對所有這些宗教和準宗教現象的吞併與定義了精神疾病的偉大工程相比只是一個單邊的插曲；尤其是這種吞併並非來自醫學發展自身的努力，而是宗教經歷本身為裁決目的而以一種次要的方式來號召醫學證明和批判的。它以一種悖論的方式同時指出，宗教屬於神經症的幻想能力，而被宗教判決的人同時是他們的宗教和神經症的受害者。
15 世紀末肯定是瘋癲與語言的基本能力重新建立聯繫的時期之一。哥特時代的最後一些表現都在一種連續的運動中依次被死亡和瘋癲的煩擾統治。繼無辜嬰兒墓中表現的《死神舞》（Danse macabre）和比薩柱廊墓園牆上頌揚的《死神的勝利》（Triomphe de la mort）之後，便是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都十分樂於舉行的難以計數的瘋子舞和瘋子節。當時有受民眾喜愛的由“瘋人聯盟”奉獻的演出，如在佛蘭德（Flandre）的《藍色的船》；有從博斯（Jerome Bosch）的《愚人船》（La nef des fous）到勃魯蓋爾（Pieter Brueghel）和《瘋女瑪戈》（Margot la Folle）的一系列肖像畫；還有許多博學的文本、哲學或道德批判的書籍，如布蘭特（Sebastien Brant）的《愚人船》（Stultifera Navis）或伊拉斯謨（Erasme）的《愚人頌》（Eloge de la folie）。
最後還有關於瘋癲的一整套文學：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英格蘭戲劇和法國前古典時期的戲劇中精神錯亂的場面屬於戲劇結構的一部分，就像夢幻和稍後出現的招認場面：這些場面引導幻覺走向真理，將虛假的結束引導到真正的結局。這些場面是這種巴洛克風格戲劇和同時期小說的基本推動力之一：騎士故事中的偉大冒險往往變成了無法控制其空想的精神荒唐。文藝復興末期的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和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見證了早在一百年前就由布蘭特和博斯宣佈了其接下來的統治魅力的這種瘋癲。
一直到大約 1650 年，西方文化都奇怪地對這些經驗形式表現出了熱情。
17 世紀中期，情況突然改變了：瘋癲的世界變成了排斥的世界。
所有居住在拘留所裡的人共有的類型特徵，就是他們所處的沒有能力參與財富生產、流通或積累的處境（不管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過錯還是因為事故）。人們對他們的排斥與他們的這種無能成正比，這種排斥也標誌著在現代世界中出現的、此前並不存在的斷裂。因此，禁閉在其起源和原始含義中是與社會空間的這種結構重組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現象對於當代對瘋癲經驗的構建來說具有雙重的重要性。首先，因為長期以來明顯作為人們談資的、存在於前景上的瘋癲消失了。它進入了一個銷聲匿跡的時期，並且短時期內不會走出這種沉默，它被剝去了自己的語言；如果說人們還能繼續談論它的話，它自己卻無法再談論自己了。這是不可能的，至少一直到弗洛伊德之前是不可能的，因為弗洛伊德第一個重新開啟了理性與無理性在一個共同的、卻隨時都有可能斷裂和鬆解成難以理解的語言中交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禁閉中，瘋癲又結下了新且奇怪的親緣關係。這種把性病患者、放蕩的人和許多惡劣或輕微的罪犯同瘋子集中在一起的排斥空間引起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同化作用；瘋癲同道德上的和社會的罪行結下了它可能還沒有準備好去中斷的親屬關係。我們不必驚訝於人們從 18 世紀起就發現了在瘋癲和所有“因愛情而導致的罪行”之間的一種親緣關係，也不必驚訝於瘋癲從 19 世紀起就成了各種罪行的繼承人，因為這些罪行能夠在瘋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無罪的理由，更不必驚訝於瘋癲於 20 世紀在它自己的中心發現了罪惡和侵犯的原始核心。所有這些都不是在其本質的真實性中對瘋癲的逐漸發現，而只是西方歷史三百年來對瘋癲的沉積。瘋癲要比我們通常所想的更加悠久，但同時也更加年輕。
1789 年以前的改革者們以及大革命本身都既想取消作為舊壓迫象徵的禁閉，又想盡一切可能限制作為悲慘階級存在標誌的收容性救濟。人們試圖找到一個窮人能在自己家裡享受的、從而避免收容所煩擾的經濟幫助和醫療照顧的方法。但是瘋子們的特徵是，一旦重獲自由，他們就會給家庭和所在的群體帶來危險，因此有必要把他們收管起來，並對任“瘋子和危險動物”遊蕩的人處以刑罰。
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國時期，舊的拘留所都被一點一點地分配給了瘋子，但是這次是隻給瘋子。因此那個時期的仁慈解放的是所有其他人，除了瘋子；這些瘋子成了禁閉的自然繼承人，成了舊排斥措施的優先享有人。
這時的禁閉無疑有了一個新的意義：它成了具有醫療特徵的措施。人道主義的到來和終於屬於實證的一種科學的到來。
然而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如此。皮內爾、圖克，以及他們的同代人和後繼者沒有結束舊的禁閉做法；相反，他們使這些做法在瘋子周圍收得更緊了。
然而這些受當時生理學保護的手段是在一個純粹鎮壓性和道德的背景下被皮內爾及其後繼者重新使用的。淋浴不再用於喚醒，而是用於懲罰；人們不是在病人“燥熱”的時候應用它，而是在他犯錯的時候；即便是已經到了 19 世紀，勒雷（Francois Leuret）還在讓他的病人們被冰冷的淋浴淋腦袋，並在這個時候同他們交談，強迫他們承認自己的信仰只是妄想。
所有這些醫療遊戲都是建立在此後被拋棄了的一種生理學舊手段的精神病院版本。要點在於，皮內爾時代為禁閉而建立的收容所沒有表現出社會排斥空間的“醫療化”；它表現出的是一部分具有社會預防特徵而另一部分具有醫療策略特徵的手段在唯一的道德制度內部的混亂。
然而就是從這一刻起，疾病不再被認為是藉助於想象和妄想同時觸及身體和靈魂的總體性現象了。在新的精神病世界，在這個會懲罰的道德世界裡，瘋癲成了一個主要觸及人的靈魂、與其罪惡和自由有關的現象；它從此處在內在性的層面上了；由此，在西方世界，瘋癲第一次獲得了心理學的身份、結構和意義。
但是這種心理學化只是一個隱含的、處在更深層次上的活動的表面後果——通過這種活動，瘋癲進入了價值系統和道德鎮壓。它被圈進了一個懲罰性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被幼兒化了的瘋子在各方面都被視為孩子，被罪惡化了的瘋癲也首先被連接到了錯誤之上。因此，我們不必驚訝於心理病理學——始於埃斯基羅爾（Jean-Etienne Esquirol）的心理病理學，也包括我們的心理病理學——以這三個定義了它的問題的主題作為指導：自由與機械行為的關係；倒退現象和舉止的幼兒結構；侵犯和罪惡。我們在瘋癲“心理學”的標題上發現的只是人們用於包圍瘋癲的活動結果。如果沒有 19 世紀的“慈善”在一種“解放”的虛偽類別下圍繞在瘋癲周圍的德化虐待，那麼這一整套瘋癲心理學就可能不會存在。
我們說，一切知識都與殘暴的基本形式分不開。對瘋癲的認知也絲毫不例外。但是在瘋癲的問題上，這種關係無疑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首先是它讓對瘋癲的心理學分析成為可能；但尤其因為是它秘密地建立了一切心理學的可能性。不應忘記，“客觀的”或“實證的”或“科學的”心理學是在疾病經驗中找到其歷史根源和基礎的。是一種一分為二的分析使人格心理學成為可能；是對機械行為和無意識的分析建立了意識心理學；是對缺陷的分析開動了智力心理學。
一直到 18 世紀，西方人在這種無理性的經驗中遇到了自己真理的黑夜和對自己的絕對爭議，但是這種經驗會成為進入人的自然真理的途徑，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情況還是如此。這樣一來我們便理解了，這個進入途徑是如此模糊，而且它既要求做客觀的縮減（根據排斥的傾斜線），又不停地要求自我召喚（根據道德同化的傾斜線）。當代心理學的整個認識論結構都紮根在與大革命差不多同時期的、涉及人與他自己的關係的事件中。在現代人尋找其真理——又遺失它——的倫理世界表面，“心理學”只是一層薄膜。對於這一點，尼采看得很清楚，但我們卻把他理解反了。
這樣一來，瘋癲心理學就是可笑的，然而它觸碰到了本質。
可笑，因為要想創立瘋癲心理學，人們就要要求心理學損害其自身的條件，讓它轉向使它成為可能的東西，讓它繞過它本質上無法超越的東西。心理學永遠都不可能說出瘋癲的真理，因為是瘋癲掌握著心理學的真理。然而瘋癲心理學必然走向本質，因為它無聲無息地走向它的各種可能性結在一起的那個點；也就是說它逆自己的流向上，逐步走向人與他自己建立關係並開創使他成為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的這種錯亂形式。一直推進到它的根源，瘋癲心理學不是對精神疾病的控制，也不是通過控制精神疾病從而使它消失的可能性，而是心理學本身的毀滅和理性與無理性之間的這種非心理的、因為無法德化的基本關係的更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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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與心理學》
[法] 米歇爾·福柯著
王楊譯
1954 年，福柯發表了他的第一本專著《精神疾病與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但後來他對這部著作不甚滿意，認為它不成熟，因此在 1962 年再版時做了大量修訂，書名也隨之更改為《精神疾病與心理學》。
福柯在此書中強調“心理學只在瘋癲被控制之後才成為了可能”，將瘋癲的歷史放入社會及文化結構中進行探討。他通過對精神疾病特殊性的分析、對心理學具體形式的研究以及對瘋癲狀態的定義，呼應了書中的兩大方面：精神疾病的心理學範疇以及瘋癲與文化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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