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書結緣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我是個農民的兒子，我的父母目不識丁，但他們知道“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豬”這個民俗的道理。可是他們從來沒給我買過一本書。我不怨他們，他們實在沒錢，他們成年累月地趴在土地上摳泥巴，只是為了求得一口飯吃。
我七歲上蒙館，從《百家姓》讀起。幾個月下來，我熟背全書，可是手中的書也幾乎成了碎片，家裡人說我“吃書”。讀書居然能“吃書”，這當然說不上有什麼“緣分”。引起我對書籍有興趣的是小學六年級。我寫了一篇農民交公糧的小文章，在上海《少年報》上刊登，報紙還配發了少年趕毛驢馱糧行路的插畫。那時沒稿費，報社給我寄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丁丁遊歷北京城》等幾本書，小朋友們爭著看，最後不知書歸何主了。但從那時以後我愛上了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地理圖書。我家鄉間茅舍的牆壁上掛著我自己繪製的全國各省地圖和鐵路分佈圖。我上初一時就訂閱了《旅行家》雜誌。當時有一種天真爛漫的想法，將來學成之後，做個旅行家周遊世界該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於是我使勁地讀書。父母給我幾個錢，我拼命地節省下來也是為了購得一兩本書。記得初二那年暑假，縣血防站組織我們部分同學普查全縣的地方病，調查結束後，我大概分了幾塊錢。我用這個錢買了一條三角褲（打籃球時穿用），還買了一本陳垣主編的《同音字典》。我在這本字典的扉頁上，寫上了“我永遠熱愛的啞巴先生”這句話。這位幫我經常幹活的“知己”伴我讀書至今，我的隨和和不願差強人意，恐怕就受到這本“同音”字典的影響。這也算是一種緣分吧。
上大學的我更愛讀課外書了。雖然我依然貧困，但到書店購書成了我的一種“業餘愛好”，只要口袋裡積攢一點錢，就去跑書店。最先購得的《古代詩歌選》和《古代散文選》，成了我大學晨讀的主要教材。我的專業是政治理論，但我的愛好是文學。這沒辦法。班主任老師在同學面前說我的“專業觀點不強”，但每次考試我的專業課成績並不賴。我對付的竅門是，平時讀文學，考試時突擊讀專業書。我去書店購書也都是文學類，所有的馬列著作都是學校當作教科書發給我們的。政治理論書籍我只買過馮定的兩本書：《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文革”前夕畢業要寫論文，我選的題目是《資產階級幸福觀的標本——評馮定同志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實在地說，我很喜歡讀這兩本書，可又要“批判”這兩本書，我說不清什麼道理，只能叫差強己意了。後來論文還被選入學校編印的《優秀論文選》。“文革”時，我的藏書中保存的馮定的這兩本書和馬南邨的《燕山夜話》當在圍剿之列。我寢食不安、輾轉無策，如何收藏這幾本書成了我當時的“心病”。最後，我想了一個絕招：將這幾本書用報紙牢牢實實地包紮起來，送到鄉下吊在我姐姐家的屋樑上。鄉下人只管種田幹活，瞭解不到多少“不該發生的故事”，即使他們看到了也想不到上邊收藏的是封資修“大毒草”。當然，當時這樣做也是要有一點“英雄精神”的。後來，“文革”結束，“四人幫”倒臺，這幾本經歷了風雨的書成了我的珍藏書目。我住家從江北到江南又到南粵，幾經周折，我都將這幾本書視作珍貴的實物遺存收在我的書櫃中。說真的，好書同我是有緣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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