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徽州這片土地上以及從古徽州走出去的人之中，曾有非常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徽州私人藏書之所以豐富，一是因為這塊土地上文風昌盛，二是因為有經濟基礎。豐富的私人藏書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古徽州素有“東南鄒魯”之稱，這裡山青水秀，人傑地靈。明清時從這裡走出去的徽商富甲天下。在這塊土地上有歷史上著名的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劇等學術藝術流派。徽州的刻書業曾在明代盛極一時，萬曆年間達到鼎盛。這裡生養了一大批讀書愛書之人，他們對書愛讀也愛藏，見到好書不惜重金購買收藏。古徽州的藏書有3種情況：府、縣兩級儒學藏書、書院藏書和私人藏書，其中私人藏書最為著名，影響深遠。
古徽州私人藏書概貌
徽州私人藏書始於南唐。南唐時休寧人查文徽，官至工部尚書，他在青年時代曾手抄書數百卷之多。休寧洪慶之在南唐後主李煜徵集天下遺書時，因為獻書有功，授奉禮部郎、新喻令。這是有文獻可考的最早的徽州私人藏書。徽州私人藏書大興於兩宋。其中有代表性的藏書家就有24人，他們分別是：歙縣的閔景芬、黃宣、祝穆、汪杲、潘綸、吳豫；休寧的程大昌、金青松、吳瓘、宋松年、汪一龍、程珌、程卓、程明；婺源的汪藻、朱熹、詹廷堅、許大寧、王舟、胡霖、胡博、遊克敬、汪杞、滕璘。
元代徽州私人藏書，相對於其它地方是比較集中的。元代徽州私人藏書家有代表性的是：歙縣的吳以寧、鮑深；祁門的李偉、李與廉；黟縣的汪泰初、王仲祥；婺源的程直方、戴焴；休寧的程文海。另外，元代的徽州私人書院、書塾遠比兩宋時興盛，這可能與高壓的時局與徽州人的個性有關。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取得較長期統一穩定的時期，經濟的發展促使了文化的進一步繁榮，私人藏書在數量上、規模上都超過了宋元時期。有史可查的共39人：歙縣20人，休寧7人，祁門2人，黟縣3人，婺源7人。與前面幾個朝代不同的是，明代出現了一些專門藏書讀書之人，而在以前，大多是為官一方，有奉祿，又看到了讀書的重要性，就開始收書藏書，罷官以後帶回家鄉，修藏書樓藏之，以給後代子孫看。到了明代，藏書的功用性減弱，娛樂性增強。比如說歙縣的呂旭，他就在先世的祖墓之側，修瓦屋十幾間，蓄書史圖集，並取室名苞雪軒。歙縣的吳希元時而挾書試南都，時而持算客廣陵，後築室溪上，鼎彝在陳，圖書在壁，如身在三湘五嶽、商周秦漢間。歙縣的吳守淮常自言：“摩挲彝鼎，親見商周，雖南面王樂不易此”。清代的私人藏書最興盛，主要是因為刻書業發達，書籍產生廣而且多，清政府大規模地編刊圖書及創建藏書閣，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徽州私人藏書家數量遠遠超過宋元明藏書家總和，其中本地的共有63人：歙縣25人，休寧10人，祁門1人，績溪5人，黟縣8人，婺源14人。另外，旅外的徽州籍藏書家有54人：歙縣32人，休寧18人，祁門2人，婺源2人。這種鼎盛與徽商鼎盛是有關係的，徽商經營的成功，為私人藏書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徽商促成私人藏書鼎盛
徽州的私人藏書之所以如此眾多，名聞天下，其初始是因為這裡的人大多是北方遷來的達官貴族，他們大多有著很好的家學底蘊。徽州的私人藏書始興於宋朝。史書上說：“宋代，徽州學風日益昌盛，徽州人大興藏書。”宋朝，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宋代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和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是徽州。朱熹曾兩次回徽州省親，每次都逗留好幾個月，到處講學，從學者無數。朱熹曾說：“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極大地促進了徽州的讀書風氣，使徽州研究學問、從事著述的人極多，對徽州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也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徽州的私人藏書漸露頭角，在宋代比較有名的私人藏書家就有：創建延芬樓的歙縣人吳豫；在溪上建堂，收藏古今異書，為堂取名經畲，自號經畲居士的歙縣人潘洋發；嗜好藏書，“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的祁門人汪伯彥；藏書極為豐富，並從中採擷各家詩話，纂寫了《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共100卷的績溪人胡仔；不僅家裡藏書十分豐富，而且是宋代著名的刻書家黟縣人汪綱。
正像新安理學興盛的時候，徽州也是“縉紳之家往往自編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誦讀”，徽州後來的私人藏書興旺發達依據的也是徽州人長期經商創下非常顯赫的物質財富。例如，元代，歙縣的鄭紹祖、黟縣的汪大初和祁門的李偉，均以家富藏書著稱。明代休寧縣的程敏政是一個家境很富有的藏書家。隨著徽州人的在外經商，清朝許多的藏書人大多寄居在蘇杭江浙一帶，他們即是生意人，也是著名的藏書家。比如，清代，寄籍在浙江桐鄉的休寧人“汪氏三子”：汪文桂(字周士)、汪森(原名文梓，字晉賢)、汪文柏(字季青)兄弟三人，同以藏書而盛名，汪文桂和汪森共同修建了裘杼樓，聚書萬卷；另外汪森還獨自建有碧巢書屋；文柏家有古香樓，收藏秘籍珍本以及名書名畫。與汪氏三子同時寄居在浙江桐鄉的歙縣人鮑延博，特別喜歡收買散佚書籍，家中收藏的古異書籍達數千種。僑居揚州的祁門人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二人，酷嗜經典，常出高價購曠世奇書，家中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祁門人光緒十年在家鄉渚口興建的藏書樓就耗銀萬兩。總之，買書藏書是要錢的，古往今來都沒例外，徽州的私人藏書之所以能夠名揚天下，是以徽商的財富為堅實基礎的。
徽州私人藏書貢獻文化發展
徽州豐富的私人藏書不僅蔭及子孫後人，也給那些名人學者提供了讀書閱覽做學問的好去處。元代名儒陳定宇、倪道川、胡存庵常聚在黟縣汪大初的貯書萬卷的遺經樓裡，觀書、研討新安理學。江永、戴震、汪肇龍、程瑤田等樸學大師經常到歙縣汪梧鳳家的疎園觀書聚會探討學問。海內名流黃宗羲就曾經和朱彝尊、汪純翁等人，與世稱的“汪氏三子”交往甚密，經常到裘杼樓、藻之堂觀書，晚年還為搜抄稀有書籍，特地來到歙縣，向叢桂堂的主人鄭俠如借書抄錄。著名漢學家惠棟經常到馬曰璐的小玲瓏山館看書。僑居淮安的歙縣人，購書五萬卷，曾特邀吳敬梓到其家觀書數月……誰能說他們的學問和成就中沒有這些徽州藏書人的心血呢？
徽州的私人藏書，給四庫全書提供了豐富的、寶貴的書源，極大地豐富了四庫全書的館藏。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庫全書開館，向民間徵集書籍，流寓浙江桐鄉的歙縣人鮑延博獻書600多種，而且大多是宋元舊版；僑居浙江錢塘的歙縣人汪啟淑，工詩好古，藏書甚富，向四庫全書獻精醇秘本500多種；僑居揚州的祁門人馬曰琯，由他的兒子獻出高價購來的曠世奇書776種。
徽州古籍珍本亟待收藏保護
徽州人愛書、藏書，往往是一家幾代人，傾盡所有，竭盡心力。明初，歙縣方富禎、方鑾、方大治一門，累世積書，才有“萬卷方家”；寄籍浙江海寧的休寧人吳騫，遇善本必傾囊購買；寓居江蘇崑山的歙縣人徐乾學，築樓貯書數萬卷，名其樓為“傳是”，告誡子孫：“所傳者惟是矣！”。績溪人胡培翬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創建世澤樓，與族人購置大批圖書藏之，成為有名的胡氏家族公用圖書館。可惜的是，由於戰爭、統治者的禁燬、火災、子孫的不守和變賣等等，徽州的私人藏書被毀和散佚。在建國初期，有些人把古舊書籍當成封建糟粕，大量變賣焚燬。1953年，屯溪和歙縣兩地的私營土特產信託公司，收作紙漿的古籍竟達3萬多斤。1956年9月，屯溪文化館從屯溪爆竹廠的廢紙堆裡，一次就搶救出比較珍貴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書店開業，僅頭4個月就收購古籍7萬多冊，其中有明成化刊本的《滄海遺珠》、嘉靖刊本的《新安大族志》、萬曆刊本的《三關圖說》等珍本1000多冊。現在古徽州這塊土地上，保存完整的私人藏書樓已找不到一座，那些耗盡了古人心血的古籍珍本，現在也不知歸於何處。古徽州這塊土地上，沒有了這些連名字都吐露著芬芳的私人藏書樓，這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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