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是中國大地飽受塗炭的時期，內憂外患，外國列強虎視眈眈，蠶食中國，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租借地，租借地也就成了列強的殖民地。
其中，有一位名叫莊士敦的英國人，他曾先後在香港、威海衛（現在的山東威海）的英殖民政府任職，他不僅是一位高級行政長官，還是一位地道的“中國通”。
莊士敦和溥儀
怎麼個“中國通”法呢？
首先莊士敦曾先後畢業於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因精通漢語，在升學考試和工作中屢得校方和上司的垂愛，後經英國租借地威海衛大臣駱克哈特的特別推薦，莊士敦從香港來到威海，並一路升遷，最後做租界行政首長的位置，成為英國租借地威海衛的行政大臣。
莊士敦不同於其他租借地的外國人，他不但不歧視中國，還特別仰慕中國，仰慕中國文化。“莊士敦”是他的中國名，他的英文名是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他不僅給自己起了箇中國名，還仿照中國傳統為自己起字“志道”，而且該字取自《論語》“士志於道”。
莊士敦之所以“字”取自《論語》，那是因為他不僅迷中國的文化、歷史和風土人情，還積極致力於對儒、釋、道、墨以及中國地理、唐詩宋詞的研究，為此他走訪中國名山大川和名剎古蹟，曾到達過五臺山、九華山、普陀山等地，還把自己的走訪，整編以後出書。
由於莊士敦對中國的獨特喜愛，對中西文化的精通，使得他的名氣大增。1918年，清遜帝溥儀的老師徐世昌因要出任民國大總統而辭去“帝師”之職。此時名聲大噪的莊士敦經李鴻章的次子李經邁推薦，成為末代皇帝溥儀的最後一位帝師。此時，溥儀14歲，莊士敦45歲。
由於莊士敦融貫中西，閱歷豐富，步入紫禁城後，為整日生活在高牆內的溥儀帶來很多新鮮知識，年少的小溥儀，對莊士敦帶來的西方事物充滿好奇，對莊士敦崇敬萬分。很快，兩人互相信任，好似一對“忘年交”。
莊士敦還為他的這位特殊學生起了個外國人的名字“亨利”，溥儀則在大婚之日賞賜莊士敦“一品頂戴”。雖然此時大清已經滅亡，但莊士敦的“一品頂戴”在紫禁城內，還是惹人嫉妒的。被賞賜“一品頂戴”後的莊士敦興奮異常，他恭敬地戴上大清朝的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張照片寄送給英國的眾多親友。
莊士敦
而且，莊士敦自從擔任清遜帝溥儀的老師後，便終生以清朝大臣身份自居，出入行清朝禮節，並滿心希望清政府能復辟成功，溥儀能再次登上皇位。
溥儀則對莊士敦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對他言聽計從，後來溥儀還把紫禁城的內務管理權交給了莊士敦。溥儀還在莊士敦的引導下，減掉辮子，戴上眼鏡，在皇宮裡裝上電話，學習騎自行車，還給胡適通了電話，會見外國使節。
在莊士敦的引導下，生活在皇宮高牆內的溥儀眼界大開，為此溥儀還加封莊士敦為御書房行走、頤和園總管，兩人志同道合，本欲向著他們的復辟的夢想前行，不料世事難測。1924年，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溥儀在莊士敦的幫助下借道英國使館逃往日本轄區。莊士敦就此辭去帝師職務，返回英國租界地工作。
在英租界工作了六年後，1930年10月1日，莊士敦代表英國政府參加威海衛歸還儀式後卸任，結束了英國對威海32年的殖民統治。此後，莊士敦回到英國，在倫敦大學任中文教授，教授漢學，繼續傳播著中華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莊士敦還曾做過當代文學大師錢鍾書的老師。
晚年的莊士敦，雖然回到了英國，但他十分懷念在中國的生活，在倫敦教書期間，他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論著，比如《佛教徒的中國》、《威海衛獅龍共存》、《儒教與近代中國》、《中國戲劇》等。最值得一提的是《紫禁城的黃昏》這本書，此書一出，風靡西方，讓晚年的莊士敦賺的金盆缽滿。
突然賺了很多錢的莊士敦並沒有買豪車、別墅，而是在蘇格蘭買了個小島，島上的房子分別命名為松竹廳、威海衛廳和皇帝廳等名字，並升起清朝的龍旗。還在其住所辦了個陳列館，陳列著溥儀賞賜給他的朝服、頂戴、飾物等物件。
莊士敦，終其一生，都熱愛、眷戀著中國。1938年，63歲的他，帶著些許遺憾和對中國往事的無盡思念在家鄉愛丁堡逝世，至此，他希望溥儀復辟的夢想就此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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