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遺址。
1871年，憑著對《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戰爭真實性的堅定信念，施裡曼在土耳其發現特洛伊城遺址廢墟。
其後，考古學家們於同址在深達30米的地層中發現了分屬9個時期、從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00年的特洛伊城遺蹟，找到了公元400年羅馬帝國時期的雅典娜神廟、議事廳以及市場和劇場的廢墟。
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荷蘭設計事務所MVDRV打造了一個“展館中的建築”，圍繞展館中央唯一的立柱，館內上下兩層形成互相獨立但又連通的展區。
MVDRV的設計者們意圖像德國考古學家施裡曼發掘特洛伊古城那樣，展示歷史的革新以及城市的建造過程，最終呈現“社會不斷交替演變”的概念。
一、歷史上的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施裡曼在土耳其發現的特洛伊城遺址廢墟，符合《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作者劉易斯·芒福德對城市的認知，他認為，城市的本質是人類開展交易和群居生活的中心，“城市從其起源時代開始便是一種特殊的構造，它專門用來儲存並流傳人類文明的成果；這種構造緻密而緊湊，足以用最小的空間容納更多的設施”。
特洛伊城的發現，更新了人們對古希臘文明的瞭解——在19世紀初，歷史學家只能將古希臘文明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另一方面也佐證了世界城市的來源與最初發展狀況。
“人口的急劇增長往往是由於灌溉農業的迅速擴張帶來的。人口密度的突然增長，加劇了大型社群帶來的協調和管控問題，使專門領導者的需求大大上升。”大衛·克里斯蒂安總結，人口的快速增長使領導者擁有的資源成倍增長，這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從起源角度可以把城市定義為“內部有複雜勞動分工的大型社區”。
按《市政學》對城市階段的劃分，卡洪屬於典型的古代城市，這一階段的時代背景為奴隸社會，大致時間是原始公社解體到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該時期城市成為國家的行政、軍事、手工業和宗教的中心，城市的政治統治功能突出、經濟功能弱。
荷蘭設計事務所MVDRV打造了一個“展館中的建築” 。
二、未來城市是用經濟與科技相聯結的“數字”世界。
從整體上看，城市在其古代階段規模很小，數量也很少。不過城市本身築起的高大城牆，通過將內外世界分割，在城內創造出一種組織功能性更強的分工與聯繫，為權力、法律、藝術等提供繁育的基礎。
過去1500多年內，城市的功能日趨多樣化，分佈範圍越來越廣泛，城市規模與數量快速增加。
以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的紐約為參照可以看出，城市已逐漸成為以機器大工業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生產力的中心，以及世界貿易和科學技術中心，同時不斷成為社會意識形態劇烈衝突與各類文化彙集的區域，還成為各類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為集中的地方。正如E.B.懷特在1948年所寫：“紐約是藝術、商業、體育、宗教、娛樂和金融薈萃之地，在這麼一個濃縮的競技場上，擠滿了角鬥士、佈道者、企業家、演員、交易員和買賣人……這座城市必須保持寬容，否則就會在仇恨、怨憤和偏執的輻射雲中爆炸。”
縱觀世界城市進化史，這兩種方式並非非此即彼，有時甚至同時存在於同一座城市。總的來說，當世界經濟體系逐漸超越政治權力成為影響城市的最大因素，現代城市的主要功能變得更加明顯，劉易斯·芒福德稱其為：“化力為形，化權能為文化，化朽物為活靈靈的藝術造型，化生物繁衍為社會創造。”
在這類背景下，如何最有效地讓第三產業與高新技術在城市融合，形成區域與世界之間的可持續生態，就成了城市進化的關鍵。
數字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全球化智庫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儲殷近日發表分析文章稱，後工業化時代城市將再次迴歸商貿節點，整個商貿體系將在數字化的基礎上，變得更加“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內部的信息系統、商業系統、物流系統、金融系統的效率和開放度都將有質的提升，最終形成一個有機生命體。他說這也是各大城市紛紛爭奪“新零售之城”的原因所在。
“如果說要有一個城市能夠代表改革創新和發展的高度，我覺得只有上海。”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在與百聯集團簽約合作時表示，新零售的第一站選擇在上海。在上海金融和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看來，這並不讓人意外，“新零售之都”必須是能和消費者密切接觸、能夠時刻感受到市場脈搏變化的城市，同時它也要擁有最多的零售業態。
不妨對比這樣一組畫面：公元前3000年左右，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地區城市的蘇美爾人，一般是兩人用葦管共飲一罈啤酒；在2018年的中國，國內知名的啤酒品牌青島與全球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合作，消費者不僅能共享美酒，還能享受以大數據為驅動，通過人、貨、場的重構帶來的新零售體驗。
所以現代或後現代的城市，就像MVDRV為深圳的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設計的展覽主題那樣，呈現的將是“數字之維”和“科技之美”。
文/ 蘇靜
首發於《新週刊》5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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