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萊的時代，有如拉勃萊的時代一樣，男子極難把願欲、自由不羈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結合——婚姻——融和一起。
雪萊曾寫過：“法律自命能統御情慾底不規則的動作：它以為能令我們的意志抑制我們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愛情必然跟蹤著魅惑與美貌的感覺；它受著阻抑時便死滅了；愛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它與服從、嫉妒、恐懼，都是不兩立的。它是最精純的最完滿的。
沉浸在愛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賴的而且毫無保留的平等中生活著的。”一百年後，蕭伯訥重新提起這問題時說，如果結婚是女子所願欲的，男子卻是勉強忍受的。他的《鄧·璜》（DonJuan）說：“我對女人們傾訴的話，雖然受人一致指責，但卻造成了我的婦孺皆知的聲名。只是她們永遠回答說，如果我進行戀愛的方式是體面的，她們可以接受。我推敲為何要有這種限制，結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財產，我應當接受，如果她沒有，應當把我的貢獻給她，也應當歡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談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對於一切別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覷視。我始終爽直地回答，說我一些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並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麼她的談吐會使我厭煩，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預先擔保我一星期後的情操，更不必說終生了，我的提議和這些問題毫無關係，只憑著我趨向女性的天然衝動而已。”
由此可見反對結婚的人底中心論據，是因為此種制度之目的，在於把本性易於消滅的情緒加以固定。固然，肉體的愛是和飢渴同樣的天然本能，但愛之恆久性並非本能啊。
如果，對於某一般人，肉慾必需要變化，那麼，為何要有約束終生的誓言呢？也有些人說結婚足以減少男子的勇氣與道德的力量。
吉伯林（Kipling）在《凱芝巴族的歷史》中敘述凱芝巴大尉，因為做了好丈夫而變成壞軍官。拿破崙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為他們對於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堅謂政治家永遠不應當結婚：“看事實罷。”他說，“為何我能在艱難的歷程中，長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為晚上，在奮鬥了一天之後，我能忘記；因為在我身旁沒有一個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們底成功，或告訴我人家說我的壞話……這是孤獨者的力量。”婚姻把社會的癇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變得更懦怯。
即是教會，雖然一方面贊成結婚比蓄妾好，木亦確言獨身之偉大而限令它的傳教士們遵守麼？倫理家們不是屢言再沒有比一個哲學家結婚更可笑的事麼？即令他能擺脫情慾，可不能撰脫他的配偶。人家更謂，即令一對配偶間女子佔有較高的靈智價值，上面那種推理亦還是對的，反對結婚的人說：“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底水準而生活的。”這是對於婚姻的攻擊，而且並非無力的；但事實上，數千年來，經過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騷亂劇變，婚姻依舊存在，它演化了，可沒有消滅。我們且試瞭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緣故。生存本能，使一切人類利用他人來保障自己的舒適與安全，故要馴服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種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簡單社會中，集團生活的色彩還很強烈，遊牧飄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種力量。
但疆土愈廣，國家愈安全，個人的自私性即愈發展。在如此悠久的歷史中，人類之能建造如此廣大如此複雜的社會，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強烈的兩種本能，即性的本能與母性的本能。必須一個社會是由小集團組成的，利他主義方易見諸實現，因為在此，利他主義是在欲願或母性的機會上流露出來的。“愛的主要優點，在於能把個人宇宙化。”但在那麼容易更換對象的性本能上而，如何能建立一種持久的社會細胞呢？
愛，令我們在幾天內容受和一個使我們歡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這共同生活，不將隨著它所由產生的願欲同時消滅麼？可是解決方案的新原素便在於此。“婚姻是繫著於一種本能的制度。”人類的遊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婦生活之前，已具有神妙的直覺，迫使人類在為了願欲之故而容易發誓的時候發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們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謂婚姻並非我們今日的婚姻，那時有母權中心社會，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會等。但時間的推移，永遠使這些原始的形式，傾向於擔保其持久性的契約，傾向於保護女子之受別的男人欺凌；保幼、養老，終於形成這參差的社會組織，而這組織的第一個細胞即是夫婦。
蕭伯納的鄧·璜說：“社會組織與我何干？我所經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蓋於我個人人生之價值，即在永遠有‘傳奇式的未來'之可能性；這是欲願和快樂的不息的更新；故毫無束縛可言。”那麼，自由的變換是否為幸福必不可少的條件？凡是享有此種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麼？
《人生的五大問題》
莫羅阿著，傅雷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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