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繼增
上世紀30年代，共產國際的情報組織為了支援中國抗戰，保衛蘇聯政權，派出了一批優秀的諜報人員潛入中國，與日本法西斯及中國反動勢力展開了一場殊死較量。德國女共產黨員漢布爾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熱愛中國，協助中共中央特科剷除叛徒，溝通抗日部隊與共產國際的聯絡，蒐集日、英、美等國的絕密情報資料，創造了一個“頂尖級國際女諜”的傳奇。
在上海加入國際情報組織
1930年秋，在中蘇邊境滿洲里開往大連的火車上坐著一位端莊的歐洲女子，她就是德國共產黨員、後來成為著名國際特工的烏爾蘇拉·漢布爾格。身旁那個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羅爾夫·漢布爾格。他們將從大連搭乘輪船前去上海。
烏爾蘇拉·漢布爾格1907年出生於一個德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她的孃家姓庫欽斯基，她結婚後改夫姓漢布爾格。其父羅伯特·庫欽斯基，是20世紀德國工人運動中著名的統計學家，善於運用統計學知識揭示德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披露資產階級的剝削實質。母親是英國籍畫家。漢布爾格的哥哥于爾根·庫欽斯基是一位經濟史學大師、社會活動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狀況史》，10卷本《社會學史研究》等。他們一共兄妹六人，五個是共產黨員。漢布爾格中學時代就是柏林工人運動積極分子，19歲加入德國共產黨。她在柏林馬克思主義工人圖書館工作，經銷德國所有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同時參加當時德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的文藝活動。
未料她23歲時與中國有了機緣。
首先，她認識了文學巨匠魯迅先生，“我常常到魯迅家裡去拜訪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輕的妻子和他們的小兒子生活在一起……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而且蓄著像高爾基那樣的鬍鬚。”魯迅在日記裡，曾記載過與一位德國婦女“漢堡嘉夫人”的四次交往，這位“漢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即漢布爾格。她曾經從德國蒐集並幫助魯迅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畫，為魯迅主編的《奔流》發表過介紹德國左翼文學的文章。
其次，結識了女作家丁玲、翻譯家董秋斯夫婦、學者陳翰笙夫婦等。通過與這些人的交往，漢布爾格瞭解到中國的現實狀況，特別是瞭解了中國共產黨人。她還和宋慶齡建立了聯繫。漢布爾格曾到廬山避暑三個多星期，在從廬山寫給家人的信中談到過對宋慶齡的印象：“她在政治上進一步接近左翼。當時她已經認識到與蘇聯合作的意義。我也單獨拜訪過她。她是一個嬌嫩而又嫵媚的女人……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綢子做的衣裳，我穿了許多年。”
此外，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是，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了當時在上海工作的共產國際情報員理查德·佐爾格。佐爾格是畢業於柏林大學的博士，1914年應徵加入德國軍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年來到蘇聯，加入蘇聯共產黨，並被蘇軍情報機關錄用。後被派到中國和日本從事諜報工作，有“紅色諜王”之稱（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法西斯殺害）。佐爾格在上海工作的3年時間裡，建立了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情報部，曾與周恩來及中共中央特科密切合作。當時在該情報組織（包括外國組和中國組）工作的諜報人員多達上百人。經莫斯科情報總部批准，漢布爾格成了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成員和助手，她在法租界霞飛路1464號的家，就是佐爾格小組一個經常活動的秘密據點。他們把從各個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情報，特別是日軍的動向和部署等情況加以分析整理，然後通過秘密的方式傳遞到莫斯科情報總部。
有一次，佐爾格要求漢布爾格把一個遭特務追捕的中共地下黨員隱藏在她家中，但她的丈夫羅爾夫反對這樣做，說這對孩子和她太危險了。漢布爾格警告羅爾夫，他的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一位同志喪失寶貴的生命，如果這件事情做不成，她將永遠不會原諒他。羅爾夫最終還是同意了，但漢布爾格心裡明白，他們的婚姻已不可能長期這樣維持下去了。那位同志在漢布爾格家住了大約兩個星期。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一旦樓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樓上的床上，免得讓人聽見動靜。這位中國同志得到漢布爾格的精心照料和掩護，但她始終沒有打聽他的身份，甚至連姓名都不知道，體現了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協助中央特科剷除叛徒
193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叛變。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恩來首先調整了特科新的領導班子，委派陳雲負責特科工作，併兼一科（指揮科）科長，潘漢年任二科（情報科）科長，康生兼三科（行動科）科長。
潘漢年及時來到佐爾格情報小組的住處，通報顧順章情況，給他們安排了新的住處。康生兼任行動科科長後，特意打電報到北方局，將曾跟隨他工作過的李士英調回上海，行動科共有21人，下設三個組，李士英任第一組組長。
不久，中央特科決定公開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國民黨特務機關並充當骨幹的叛徒死刑。新組建的特科行動隊（紅隊）把第一個懲治目標定為王斌。此人叛變後不遺餘力地為敵特賣力，被任命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督察員兼行動組組長。剷除王斌的任務落到了李士英小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組的成員誰都不認識王斌其人，甚至連一張照片也沒有。一籌莫展中，他們想到漢布爾格這位國際朋友，把剷除叛徒遇到的難題告訴了她。漢布爾格立即答應想辦法，並無意中解決了這個難題。
懲治王斌的行動在上海灘引起了極大轟動，第二天各大報紙以醒目的標題作了報道。剷除叛徒幹得乾淨利落，周恩來表揚了“紅隊”的果敢行動，還特意指出遠東情報小組漢布爾格的特殊功勞。
李士英隨即又率員收拾第二個目標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總工會工作，叛變後任國民黨上海警察局督察員兼情報組長。漢布爾格通過內部關係找來了照片給李士英看，曹清澄長著一張國字臉，濃眉大眼，相貌堂堂。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動隊成員也對其進行了辨認，周密細緻地跟蹤盯梢。
5月6日，李士英率組員分頭前往拉斐路源順裡41號曹清澄的住處附近蹲守伏擊。但是這次行動很不順利，驚動了當地巡捕。雖然叛徒曹清澄最終被擊斃，但行動組人員李士英、李澤才、劉國寶三人卻被巡捕抓獲。1932年5月31日，國民黨警特機構以“危害民國預謀殺人”的罪名，將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審理。中央特科千方百計設法營救他們，並請了上海著名律師唐豪、史良、章士釗等為李士英等人辯護。漢布爾格聞訊後暗中送去了一筆資金，留作打官司的費用。這筆費用對於拮据的中共來說，真是雪中送炭，在審理案件中起到了作用，由死刑改為緩期。後來李士英在日本飛機的轟炸中逃離監獄（解放後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等職）。
希特勒在德國攫取政權後，漢布爾格斷了返回德國的路，她自己似乎也習慣了這種在逆境中搏鬥的生活，她說：“我要與中國共產黨人一道，為反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而鬥爭。”1932年底漢布爾格奉調離開了上海，去莫斯科接受特工訓練。佐爾格在向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推薦時，給她起了個好聽的蘇聯名字——“索尼婭”。
為東北抗日部隊傳送密碼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在密林中有幾棟巨大的紅色磚房，門口站著哨兵，裡面有蘇聯軍人活動和出入。這就是蘇軍總參情報部的軍事情報學校。漢布爾格在此接受了射擊、政治、爆破、化裝、報務、跟蹤反跟蹤等秘密工作專業訓練。
一天，一位少校向漢布爾格宣佈說，她將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國“滿洲”的奉天（瀋陽）執行秘密工作任務。不久，漢布爾格又被召到局裡，正式把她未來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紹給她。他叫恩斯特，和漢布爾格受過同樣的情報技術訓練。
1934年4月初，漢布爾格帶著兒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達上海。丈夫羅爾夫非常高興地迎接他們。因為漢布爾格出現在奉天需要一個可靠的公開身份，她走訪了上海多家書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當美國出版家伊文斯駐上海書店的代理人。漢布爾格以批發價格購買了一些圖書，並拿到了她最需要得到的東西：一紙書店駐“滿洲”公司代理人的證明。有了它，漢布爾格就可以在“滿洲”境內公開活動了。離開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漢布爾格購買了許多組裝發報機的零件，裝在隨身攜帶的箱子裡。在“滿洲”邊境，箱子曾被打開檢查，但最終他們還是有驚無險地幸運過關了。
漢布爾格一行到達奉天后，住進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飯店。恩斯特搞來的“萊因金屬與打字機公司”介紹信，漢布爾格從伊文斯書店弄來的證明文件，全都公開地放在起居室裡，隨時準備應付警察、特務的檢查。在飯店裡他們從來不談工作。根據共產國際情報部門的指示，他們的任務，是配合“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的特殊形勢，在抗日部隊和蘇聯之間建立電臺聯繫，將東北抗日聯軍的處境和要求及時報告給蘇聯，同時向抗日武裝傳達蘇聯的指示。
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一處可以安裝電臺並使之運行起來的住宅。最終，漢布爾格相中了一棟石砌的二層小樓。漢布爾格租下了這座小樓。這樣，秘密情報站便建立起來了。
深夜，奉天一座石樓裡亮著微弱的燈光。燈光下，漢布爾格頭戴耳機在發報。嘀嘀噠噠的電波聲，在小小的石屋內迴盪，她一口氣發出了300組密碼。“整個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我一個人醒著，向太空裡發送著抗日遊擊隊的消息；在海參崴坐著一個蘇聯紅軍，他在接收這些消息。”漢布爾格回憶，這樣的工作大約每週都要重複一兩次。通過無形的電波，他們向蘇聯彙報抗日武裝的行動計劃和執行成果，拍發關於政局和日本軍隊情況的報告，以及最新的、值得關注的動態動向。
1934年9月，楊靖宇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在吉林江縣三岔子附近重創日偽軍。楊靖宇要求共產國際派一名聯絡員將聯繫密碼送來，以打通與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聯繫。於是，共產國際將這個送密碼的任務交給了漢布爾格。按約定，她首先乘火車由奉天出發，經撫順、清原，然後進入吉林境內，在輝南下車。又換乘長途客車經杉松崗、撫長到達龍泉。這時，等待她的一位中國同志出現了。來人趕來一輛平板馬車，讓漢布爾格坐在上面，便趕著車進入了山區。出了樹林，溪邊有一棟簡陋的房子，漢布爾格在莫斯科見過這種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應她的那位同志將她領進了房內。只見屋子裡擺著一張木桌，幾個樹墩。四五個穿灰布軍衣、綠布軍衣的人正圍在桌子上，看一幅帶日文標誌的東北地圖。這些人見漢布爾格進來了，便都站了起來，讓她坐下。不久，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走了進來。他面帶微笑，自我介紹：“我叫楊靖宇，歡迎國際的同志來我們這裡看一看。”漢布爾格站起來，仔細打量眼前這位軍人。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指揮員。令她吃驚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國人難得見到的偉岸身材”：濃眉大眼，腮邊有些鬍鬚，腰扎寬皮帶，腰間別了一把勃郎寧手槍，身後還揹著一支德國二十響毛瑟槍。
“楊司令，見到你很高興。”漢布爾格努力用學來的漢語說道，“這是上級讓我送來的密碼，請你收下。”說完，將密碼本交給楊靖宇。楊靖宇接過密碼本，笑了笑，“不巧哇，我們的電臺壞了，一時還跟國際聯繫不上。”“是什麼毛病，我可以幫你們看看。”漢布爾格決心幫助他們。問題很快查清，是發報機的電鍵壞了。漢布爾格利用營地內現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個簡易的發報機電鍵。一試，發出嘀嘀噠噠的響聲。屋內的抗日戰士為此對她佩服不已，漢布爾格也開心地笑了起來。
楊靖宇領導的抗日部隊一度進攻到寬甸、桓仁一帶，令日偽軍大為震驚。共產國際立刻把注意力轉移到這支抗日武裝上，並決定給漢布爾格指派一個新的聯絡員，他叫王濟之。 在一次接頭時，王濟之告訴漢布爾格，現在行動隊急需一批炸藥，希望她能幫忙搞到製造炸藥必備的材料。漢布爾格爽快地答應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於瀋陽城裡的藥鋪、雜貨鋪，購買配置炸藥需用的化學藥品。由於恩斯特不會說中國話，購買的任務都由漢布爾格出面來完成。
漢布爾格來到一家雜貨鋪，發現有大量的硝酸銨。漢布爾格試探性地問：買10磅行不行？她怕買多了引起懷疑，沒敢多要。然而售貨員把她的計量單位理解錯了，竟拿來了50公斤。太棒了！漢布爾格心滿意足地把買來的東西裝到一輛馬車上，運到了她的住處。很快，這批硝酸銨和一些硫磺、鹽酸就經過王濟之轉到了抗日行動隊的手中。
◆晚年漢布爾格。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漢布爾格照常到瀋陽南湖附近和王濟之接頭。約定的時間過了，王濟之卻一直沒有出現。連續兩天在接頭地點仍未見到。漢布爾格只好向蘇聯方面彙報王濟之的失蹤。不久她聽說王被逮捕了，特務在丹東從他家裡發現了炸藥。他和他的同志們大約10人被捕，後來全遭日本人殺害。實際上，日本人在追查上線時，已經盯上了漢布爾格，但一時誤認為她是個“俄國婦女”。國際情報組織指示漢布爾格，立即中斷與抗日組織的一切聯繫，離開奉天撤往北平，在那裡重建電臺。遵照上級的指示，漢布爾格帶著兒子米沙和拆散的發報機先來到北平，租住在了一個小四合院裡。相對於奉天，在這裡的工作顯得比較平靜。1935年10月，漢布爾格再次接到上級命令，離開北平，去莫斯科接受任務。
烏爾蘇拉·漢布爾格在中國前後工作了5年，她曾深情回憶：“ 我熱愛中國人民，熱愛他們的苦力、農民、兒童、母親，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受苦受難的人們。離開中國，我也是打心眼兒裡感到沉痛。我在這裡生活了五年。當1949年這個國家解放的時候，我把這一天視為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對於我個人來說，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悅之一。”
從功勳女諜到著名作家
離開中國後，漢布爾格受蘇軍情報局派遣，先後在波蘭、瑞士、英國從事情報工作。
當時在瀋陽工作時，她懷上了同事恩斯特的孩子，由於工作調動必須與恩斯特分手，恩斯特勸她流產，她卻堅持認為多一個孩子多一層掩護。後來，她在波蘭生下女兒雅尼娜，這時在上海降生的兒子米沙也已六歲。她的丈夫羅爾夫此時陪伴在她的身旁，掩護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他們才在瑞士辦理了離婚手續。這時漢布爾格的德國護照已經失效，有被瑞士當局遣送回德國的危險。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她須與一位來自英國的同志倫·畢爾頓辦理假結婚手續，以便轉去英國工作。後來漢布爾格成了畢爾頓的真正妻子。
漢布爾格1941年初到達英國，在牛津鄉下定居下來，並與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繫，開始她的情報工作。她除了與蘇聯特工定期交流情報，還組裝了新的發報機，冒著風險與莫斯科總部直接聯繫，逐漸發展小組成員，建立自己的情報網。她流亡到英國的父親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向她提供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在英國期間她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與德國流亡的核物理學家克勞斯·福克斯合作，陸續把英美研究和製造原子彈的情報資料提供給蘇聯，為打破核壟斷作出了傑出貢獻。
漢布爾格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蘇聯紅軍情報局長的表揚。作為一位德國共產黨人和紅色特工，漢布爾格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立下了汗馬功勞，曾兩次榮獲蘇聯政府頒發的紅旗勳章。漢布爾格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成功的“頂尖級情報員”。
漢布爾格1950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一件事就是參加幹部審查，向黨組織彙報近20年在國外的“主要經歷”。但她不能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因為她在國外做的事情，當時尚屬機密。不知底細的人總認為她有20年的“空白”沒向組織交代清楚，甚至一有機會便設法刁難她。這個為戰勝法西斯貢獻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這種刁難，1956年（49歲）乾脆辭掉公職，以魯特·維爾納為筆名開始了寫作生涯。
中國是她最初綻放青春的地方，那裡的一切令她難以忘懷。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個不平凡的少女》，扉頁的題詞是：“獻給為我們的美好事業而鬥爭並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國同志。”作品描寫的是一個德國姑娘來到中國，參加東北抗日聯軍，作為一名報務員，克服民族風俗、生活習慣的差異，在戰鬥中與中國戰士戀愛結婚的故事。小說帶有明顯自傳性，可見她在中國從事秘密工作那幾年，給她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後來她還以自己與恩斯特在中國的經歷為題材，創作了中篇小說《鋸碗匠的鐋鑼》。接著又出版了描寫反法西斯女戰士的傳記小說《奧爾迦·貝納里奧》等。這些作品在蘇聯及東歐各國產生了強烈影響。
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號召老革命家們撰寫回憶錄，向青年一代進行傳統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當時國家安全部對外宣傳局長動員她把自己的經歷如實寫下來，去給他部下的年輕軍官作報告。她便開始透露當年“核機密”有關情況。他看過這些材料，覺得很有價值，於是又勸她整理出來出版，作為國家安全部成立20週年（1970年）的獻禮。書稿完成後，送交部長審查，不料從此杳無音訊，一壓便是4年。漢布爾格幾乎徹底失望了，她意識到書中所涉及的機密，目前尚不便於公開。
◆漢布爾格的《索尼婭的報告》中文譯為《諜海憶舊》。
後來她哥哥和黨刊《統一》雜誌的主編，為她打通了直接面見黨中央總書記昂納克的門路。總書記說前半部可以出版，但後半部由於涉及向蘇聯提供核機密問題，仍需要研究，並答應一週後告訴她結果。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專門為這部書稿召開了會議，其實主要是徵求蘇共中央的意見。後來昂納克通知她，書可以出版，但要刪掉那些機密部分。
即使這樣，這本經刪節的《索尼婭的報告》，1977年才在波恩出版。她說：“我把這部回憶錄獻給那些為創造現在，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基礎，而快樂地生活過、戰鬥過並做出了犧牲的人們！”書中講述了她在中國等地做情報工作的傳奇經歷。人們這才知道，原來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著名作家，還是一位從九死一生中闖過來的女英雄。作者為此榮獲國家文藝獎金。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也以《諜海憶舊》為書名，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遠在德國躺在病榻上的漢布爾格拿著剛剛收到的書樣，向前來探視的人們欣喜地展示，回顧她在中國的難忘歲月和結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又重新推出《索尼婭的報告》，恢復了那些曾被刪掉的內容，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該書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並被拍成電影。不過，曾經的“索尼婭”沒能看到自己這部書的最後出版。這位極富傳奇色彩的國際功勳女諜，於2000年7月7日在柏林逝世，時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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