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從秦漢到北魏，中國的興衰其實都取決於中央政府與自耕農經濟之間的有效互通。可是中國太大，自耕農太多，中央政府只通過各級官吏去管理。但是如果以資產作為官吏選拔的標準，那就等於承認兼併，最後國家的資源就會過渡到豪強手中，使中央政府瓦解。怎麼辦呢？
間接脫胎於北魏的隋朝，創造性地提出了科舉制度，也就是通過考試重新塑造了一個官僚系統。藉助於儒家思想，這個官僚系統有自己然信念與紀律，並且與豪強沒有天然的聯繫。從這個角度來看，科舉制度正是中國步入第二帝國時期的關鍵因素之一。
不過還是那句話：中國實在太大，自耕農也實在太多了。隋朝之後的唐朝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高峰，但即便是唐朝，其中央政府也沒有足夠的組織能力去真正調整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或者說是這樣一個龐大的農村；一旦出現了問題，中央政府的反應也註定遲鈍。就比如說最基本的人口增長問題吧，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各級官吏挨家挨戶地搜查登記，這種低效的行為註定皇帝永遠不可能知道，他的國土上到底有多少應當納稅的自耕農。
中國的悲劇在於，地方組織及技術設備還沒有發展出規模，就已經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所以帝國的頂層與基層之間，缺乏一個真正有效的中間階層，當皇帝清明有為時，一切還能有效運轉；一旦遇到昏君，政令不出長安城，一顆小小的石子都能激起巨大的波浪。
唐玄宗時期，一顆石子出現了：那就是安祿山。安祿山是東北一個掌兵的將領，依仗著軍權向中央發起衝擊。後來叛亂被平叛，但唐朝辛辛苦苦收攏的權力與資源，由此分散到地方的將領身上了。唐朝晚期，又一顆石子出現了：這一次是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因為中央集權已經被打破，黃巢可以在不同將領勢力範圍的夾縫中左右逢源，如入無人之境。
安祿山與黃巢共同暴露了中國“中央集權制”的矛盾。一個有效的中央政府開支極高，又極端依賴於君主個人；但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後果也不堪設想，唐朝的滅亡就是因為被動的分權。唐朝滅亡于軍閥，眾多軍閥又將中國帶入了分裂得不成樣子的五代十國時期。史學家們大多認為這一個混亂時代是中國歷史的恥辱，但黃仁宇卻慧眼獨具地找到出了分裂的優勢：因為分裂，所以各個政府只相當於一個省級單位，行政上更能注重到地方實情，也更有意願去發展轄區內相對落後的地區；從財政上說，免除了兩層政府的開銷，國家的經濟負擔輕了很多。關係良好的國家之間在災荒時還會相互救濟，這些都是大一統的政府很難做到的。
最終五代十國統一於北宋。說是統一，北宋的面積遠遠比不上唐朝，面對的遊牧民族也更為強大。盤踞在北方的遼國與西夏都不是單純的遊牧民族，他們也有著農業基地，懂得築城開展防禦戰，北宋沒能向北方開疆拓土，也有一點時機不濟的因素在裡面。但是從改革的視角來看，北宋依然是輝煌的。比起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北宋更誕生了一次偉大的改革，那就是王安石變法。
應當說，王安石變法極富天才。比如他提出的“青苗錢”，讓農民在需要種子的時候向農民貸款，等農民用這筆錢開展耕種、取得收成之後附加20%的利息還給政府。又比如說“市易法”，就是將國庫裡積壓的貨品貸給商人，等商人獲利後連本帶息歸還。
為什麼說王安石變法極富天才呢？因為之前中國的改革，都是以農為本的改革，而王安石變法則是以重商主義為切入點。要知道近代西方各殖民帝國之所以能發展，也多半依靠重商主義，所以稱王安石為劃時代的改革家也不為過。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幾乎沒有一項成功，各級官吏為了應付上級交辦的任務大搞數據主義，到頭來農民反面受到了更大的剝削，紛紛開始抵制新法，於是這一項劃時代的改革也就失敗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王安石的設想遠遠越過了北宋政府的能力範圍。王安石變法想要成功，必須建立在整個財政制度實現“數目字管理”的前提上。各種度量衡務必標準化，商業交換需要獨立的監督機構，官僚必須以技術做主，等等等等。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王安石就開始推行重商主義，自然不可能成功。
北宋滅亡后皇帝南遷，於是形成了南宋。南宋的經濟也是極度發達的，科學上也出現了大量新發明，但商業的影響力最終沒有越過農業。也因為如此，南宋經濟與技術上的繁榮，也不可能引發出文藝復興等運動，它缺乏一個內在的推動力。在這之後，南宋又遭遇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徹底的外族——蒙古族征服，所有發展也不得不中斷了。蒙古人在馬上得天下，但卻難在馬上治天下。不到一個世紀，這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就被明朝取代，中國由此進入了明清第三帝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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