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長期存在著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及軍功集團，其地位顯赫，並在政治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而到宋朝，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沒有形成，軍功集團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無疑值得關注，它不僅反映了宋代統治結構的重要變化，而且對其政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尚未有專門、深入的研究①，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以探究其形成的動因及影響。
一、先秦以來軍功貴族在政治上的傳統地位及影響
眾所周知，先秦時期，源於早期氏族血緣巨大影響的三代，大致實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各級世襲貴族成為政權的主要支柱和統治力量，所謂“世卿世祿”。與此同時，由於早期國家的職能主要體現在祭祀與征伐方面，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②，即注重血緣祭祀維繫宗法統治的作用，同時依賴武力手段征伐和壓制周邊邦國，因此各級貴族成為軍事的主角，出征將帥由公卿貴族承擔，戰士通常由下級貴族的士等組成。周天子左右的大臣，除了在內執政外，其對外的主要職責就是統軍出征，如姜尚、周公東征等典型例證。《周禮》反映：西周時期，設置大司馬一名，由卿大夫出任，小司馬二名，由中大夫擔任；軍司馬四名，由下大夫出任；輿司馬八名，由上士擔任；行司馬十六名，由中士擔任；旅三十二名，由下士承擔。③即使“禮崩樂壞”的春秋之時，貴族從軍與崇尚軍功的傳統依舊，如齊國仍設21鄉，其中士鄉15，“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④，即齊國軍隊由15鄉士構成，分別由國君與國子、高子統帥。而秦國則在原有與西戎融合的基礎上，又部分地繼承了周代的制度，尚武的貴族繼續在軍事活動中保持主體地位。因此，這一時期，貴族從軍不僅是義務，而且也是特權和榮譽。所以，當時貴族教育的內容——“六藝”，就有“射”、“御”等軍事性科目。孟子即雲：“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⑤以後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習“文武之道”，以射術和御乘為先，其他技能倒在其後，“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⑥。由此可見，貴族與軍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其實也是人類文明社會早期階段的共性，即所謂人類“英雄”時代的特點。
春秋戰國之際，在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諸侯、列國之間的戰爭更加激烈。隨著戰國時代戰爭規模的擴大與時間的延長、戰爭方式及兵種的變化，特別是各國圍繞爭霸圖強的目的不斷實施變法，使舊有的軍事制度逐漸發生演變，下層民眾更多地被徵發從軍，軍功的開放又撕裂了舊貴族的專屬特權，並造就出一批批的新興貴族及階層，其中以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突出。秦國走“農戰”的強國之路，其軍事實力迅速崛起，終於用武力手段滅亡六國。其中二十等軍功爵制度的推行，引導國民發展，大批新興軍功階層從而成為秦國主要的統治力量。
秦漢時期，因為國家統一形勢的需要，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嶺越，因此軍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事實上，由於軍功貴族、軍功階層在秦漢帝國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遂長期佔據統治集團的核心地位。如現代學者研究指出：“秦之國家和社會由此完全由秦之軍功受益階層所支配和主導。”而漢初軍功受益階層也完全主導了西漢建國後五十多年，歷經漢高帝、惠帝、呂后與文帝。此後其影響力逐漸衰減，但仍持續了五十餘年，“直到武帝末年從歷史舞臺上消失”，前後影響西漢王朝超過一百多年。⑦還值得關注的是，西漢時期將軍的地位極為突出，如當時大臣列名時，大將軍及諸將軍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⑧宋代陳傅良雲：漢朝“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⑨。由此可窺見當時將軍顯赫地位之一斑。
東漢及其以後，在以往傳統政治深刻的影響下，開國軍功集團在各王朝建國後都拜官授爵，並長期佔據顯赫的位置，在統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如東漢的南陽豪強軍功集團、隋唐的關隴軍功集團，都在東漢與隋唐國家前期的統治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國、十六國、北朝及五代時期，由於戰爭頻仍，大小政權對軍事力量的依賴更為強烈，一時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態中佔據突出的位置，軍功貴族、軍功集團更扮演了主導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來，軍功貴族或軍功階層、集團長期擁有傳統的重要地位，於是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即使隨著政權的不斷演進，其特權地位逐漸衰減，但其影響力仍能慣性地延續相當時間。就這一階層、集團的角色而言，無疑具有鮮明的尚武特性。因此，在國家發展的路線設計上，他們倡導走強軍強國之路，施政上強調軍事手段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外通常採取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態度，如漢唐時代對塞外強大遊牧勢力的積極戰略及其活動。在極端化的情況下，甚至有“窮兵黷武”的傾向，如十六國、隋煬帝及五代時期。而理性的統治者則強調武功與文治之間的配合，如深諳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間的關係：“斯二者遞為國用。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際，則貴幹戈，而賤庠序。及乎海嶽既晏，波塵已清，偃七德之餘威，敷九功之大化，當此之際則輕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廢也。”⑩即：戰時軍事手段和武將發揮重要作用，平時文治與建設中，文臣則居於主導地位。
官僚體制自戰國、秦朝形成後，雖然出現了文、武分工，但彼此並無絕對的鴻溝，因統治需要而常有“出將入相”之說。所謂“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其餘如尹恢、陳涓皆以丞相出師。(11)再如隋朝楊素，唐朝李靖、徐世勣、劉仁軌、婁師德及郭元振等人，也先後因軍功而入朝為相。據唐人記載：“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於是世稱：“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唐玄宗時，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鹹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12)。這同樣說明軍功集團在政壇上的重要影響。
上述軍功貴族、軍功集團長期的傳統影響，還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了廣泛的導向作用。三代時期，貴族因壟斷軍戎而造成的崇高社會榮譽自不待言。戰國、秦漢時代，軍功及軍功爵對國人的發展無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獲得軍功爵不僅可以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而且還可以入仕為官。如秦有所謂“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13)之說，即指秦之官職爵位的高低與軍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聯繫。漢代雖然對低爵授官加以限制，但官職對高爵者則仍然開放。(14)因此，投身沙場博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從而在社會上營造了強烈的崇尚軍功的意識。這種軍功爵制度一直延續到曹魏時期，其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即使是世族門閥盛行的兩晉南北朝之時，士族中統兵者仍不少見，軍功也成為世人嚮往的重要目標。當時影響頗大的《顏氏家訓》指出：“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為將則暗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15)又諄諄告誡道：“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16)如名士阮籍之謀求步兵校尉，謝石、謝玄之熱衷帶兵。現代學者因此指出：將軍在漢代已出現“用為優崇之銜”的情況，可以加給並不帶兵的文官等。到魏晉南北朝時，諸“將軍”逐漸演變成由眾多軍號構成的軍階，授予的對象“並不限於軍官而已，也包括文職官員”(17)。這種原本武事性的將軍稱號，授於武臣之外文官的現象，也折射出軍功在當時社會上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唐代時期，文人投筆從戎的現象屢見不鮮，反映出世人的價值取向。如李白勉勵外甥從軍：“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18)一時“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之類詩句唱響南北。中唐以後，文人還常常以投身藩鎮幕府為晉身要途，自願效力於武夫悍將，所謂“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19)。五代亂世，學子棄文從武的記載更不少見，更折射出武風甚烈的社會意識。
二、宋初以來抑制軍功集團的舉措及其效應
宋朝創建之後，在施政理念、制度建設、社會變易的推動下，傳統軍功貴族、軍功集團的命運遂發生了重要轉變，其政治影響力也與以往大不相同。
宋太祖建國伊始，如同以往王朝一樣存在著開國功臣，特別是協助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的一批高級將領，以及追隨宋太祖的部下將官，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韓重贇、羅彥瓌、王彥升及張瓊等等。於是，在宋開國僅幾天後，就公佈了第一批獎賞的功臣名單：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揮使遷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由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自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遷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他們同時獲遷更大的節鎮；王審琦則從殿前都虞候遷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和趙彥徽也分別由禁軍廂都指揮使升任侍衛馬軍、步軍都指揮使，並都由防禦使升為節度使。(20)不久，韓重贇等人也先後得到提拔。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禁軍宿將對新朝採取合作的態度，對穩定時局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原後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韓令坤、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都手握重兵在外，但因與趙匡胤關係密切，主動稱臣，因此分別被提拔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點檢(21)，獲任禁軍兩司最高軍職。這樣，在宋朝建國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組成的軍功集團，他們還代表了唐末、五代以來在社會、政治上具有強大影響的軍人力量。如果依照傳統習慣，他們將自然成為宋朝統治的骨幹力量，並在政治上佔據顯赫的地位與影響。
然而，唐朝後期、五代經歷了長達百餘年的藩鎮割據、武人跋扈。當此之時，盤根錯節的各種藩鎮武裝勢力控制了各地，不僅社會經濟遭到破壞，而且國家秩序混亂，文官集團受到壓制，皇權也走向式微。事實上，五代十國的大小帝王也大都為藩鎮出身的武君。後晉時，軍閥安重榮便敢於發出“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22)的呼聲。體現出社會觀念對傳統君權神聖法統的挑戰。這種強烈的時代背景，必然對宋初政治產生莫大的影響。
因此，宋初統治者一方面急於統一天下，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復統治秩序和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宋太祖君臣探討以往長期動亂的核心癥結時，一致認為便是臣強君弱所致，其禍根則是武力因素超強幹預政治的結果。(23)如宋人總結：“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24)於是，在剿滅割據政權的同時，採取一系列收兵權舉措，並消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觀念，以結束動亂、維護中央集權和專制皇權的統治，這正是物極必反的事物發展的邏輯結果。
在上述背景下，宋太祖首先要解決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問題，以消除來自身邊禁軍高層的直接威脅。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先罷免了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的兩司最高軍職。不久，又通過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之舉，剝奪了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張令鐸和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等人的禁軍帥職，令諸將各歸本鎮。而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兩職不再除授。石守信同樣被責令出鎮，雖仍兼任馬步軍都指揮使一年左右，“其實兵權不在也”(25)。而馬步軍都虞候一職，在張令鐸罷任後“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26)。此舉其實只是通過經濟贖買的辦法，剝奪一批開國功臣統帥禁軍的權力，與以往漢高祖殺戮功臣的精神一致，僅僅是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宋太祖統治集團在完成以上舉措的前後，又對藩鎮勢力逐步加以壓制。最初，除了對反抗的李筠和李重進兩大藩鎮鎮壓外，對其餘節度使則採取包容默認的態度，並不斷提拔有功的將領進入節度使行列。在控制兵權之後，便採取一系列削藩舉措，如利用一些舊藩鎮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機會，解除他們的節度使之銜，並終止其後嗣繼任，從而結束了藩鎮世襲的陋習。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再通過“後苑之宴”，集中解除了一批舊藩鎮的節鉞，“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27)。與此同時，實施“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28)的措施，對各地節度使的地方實權予以剝奪，在制度上逐漸形成文臣知州、知縣管理地方的體制，取代了舊有藩鎮屬下的武臣刺史、縣令，節度使遂演變為位高而無權的官銜。
大致來說，在宋太祖的壓制下，軍功將帥及其家族享受到優厚的經濟待遇，在“杯酒釋兵權”過程中，趙匡胤還鼓勵他們置買歌兒舞女、良田美宅，為其發財致富打開便利之門。同時，其子弟也享有恩蔭入仕的權利，但卻失去了以往世代把持政治大權的機會。其實就其恩蔭的特權而言，與文臣高官並無多大差別。所以，他們也不能成為政壇上的壟斷勢力集團。
最後，宋太祖君臣還動手解決長期存在的文、武關係嚴重失衡的問題，禁止將帥干預中央和地方政治，強調文臣與武將的角色與分工(29)，並採取各種措施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會地位，在體制上牽制武將勢力，以便從根本上杜絕來自武力因素對國家秩序的危害。宋初以來，統治集團更在意識形態上予以配合，竭力恢復並強化儒家的綱常倫理觀念，以維持社會穩定。在此基礎上矯正以往風氣，在社會意識中消弭重武輕文的觀念，以更大限度地穩定新生的政權秩序。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舉動，旨在向天下傳遞尊儒重文的信息。可以說，“崇文抑武”的治國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發。(30)
經過宋太祖朝治國思想方略的啟動、一系列制度建設和舉措的推行，武人不僅遠離了朝政的中心，而且軍功集團也趨於瓦解，逐漸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其政治影響力大為減弱。
宋太宗即位後，繼續了以往的施政路線，尤其是隨著二次北伐的失敗，宋統治集團將注意力轉向內部，採取“守內虛外”之策(31)，從此徹底放棄武力收復燕雲的目標，也停止了開疆拓土的活動，其軍事思想轉為保守，積極防禦的戰略被消極防禦的戰略所取代。據記載，當第二次北伐失敗後，以重臣趙普為首的執政群體便激烈批評北伐行動。趙普還告誡道：小人(指武將)好戰，“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又從維護皇帝個人利益出發，特別提出“兵久則生變”的勸誡，深得宋太宗的認同。(32)基於第一次北伐期間有將領謀立宋太祖之子事件的教訓，因此，宋太宗加劇了對武將的猜忌心。王船山即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33)於是追求專制皇權統治穩定和“文治”功業成為施政的重心，邊防則退為次要問題。因此，“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遂得到確立，即：側重於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國，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以求長治久安。表現出的國家發展路線便是：強調文治，重心在內，迴避、放棄武功。為了防止軍事將領群體干擾其主導方針，又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對武將處處設防，不斷鉗制打壓。
通過宋太祖、太宗兩朝的上述舉措及活動，開國軍功集團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在政壇上失去了發展的空間，很快被瓦解和邊緣化了，軍事將領僅僅成為官僚隊伍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唐末五代以來強大的武人社會力量也迅速消解。到宋太宗朝，武將群體不僅地位下降，而且精神狀態也呈現一派頹勢，受到士大夫的輕蔑。以至於文臣王禹偁為此不平，提出了“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抑儒臣而激武臣”(34)的激進主張。位居樞密使的大將曹彬，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要做出退避讓路的姿態。(35)曹彬此舉頗具有象徵性和示範性。
宋人張演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36)也就是說宋廷對武將在經濟上給予優待，但在權威、禮儀上卻予以壓制和歧視。此語極為深刻地道出了宋朝壓制武人及軍功集團的精神要點。這種以鉗制、打壓為根本，以優容、寬縱為表象的做法，實非偶然或一時權宜，而是出於當時“崇文抑武”思想方略與現實統治的需要。
事實上，宋初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除了統治者的主動舉措外，其實還存在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即：唐宋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遷，中古時代的特權門閥世族至宋已經消亡，士庶區隔消失後，地主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此，軍功貴族失去了生存的社會環境。同時，宋朝在以往的基礎上，大規模實行了募兵制度，特別是實施“荒年募兵”的舉措。(37)而在租佃經濟發展起來的背景下，募兵隊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擠出來的破產農民組成，另外還包括充軍的罪犯，因此其社會地位便低於以往徵兵制下的軍人，這從士兵面部刺字這一與罪犯共有的標記可以說明。如宋代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38)士兵被視作“賤隸”的結果，也極大地削弱了軍人的社會地位和尊嚴。而極端化地加強皇權和收兵權的結果，自然進一步抑制了軍功集團的社會影響。
三、宋朝軍功集團消失的影響
宋朝開國以來，在前述一系列方針、舉措的推動下，軍功集團迅速退出政治舞臺的中心，以往長期存在的軍功影響政治的傳統因此發生變化。而這一結果的出現，對宋朝政治及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總的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加速了科舉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在政壇的崛起。如上所述，在唐宋之際社會鉅變的過程中，宋統治者代表以地主為主的有產階級的利益，認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緩急盜賊竊發，邊境騷動，兼併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39)。自然也要依靠他們的支持。而人數眾多、分散各地的地主，是無法像以往對待少數貴族、世族那樣都給予政治特權，只能通過選拔或流動的辦法，由他們中的代表人物組成國家的政治中堅力量。於是科舉制度迅速發展，必然成為選官制度的主體。
隨著宋初抑制軍功集團的措施和“崇文抑武”方略不斷髮揮效用，大致到宋太宗朝後期，武將勢力在政治上已逐漸處於配角的地位，科舉官僚則居於統治集團的核心，隨後其影響力日益擴大，至宋真宗朝以後則完全成為統治集團的主體。通過《宋史·宰輔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執大臣基本由科舉出身構成的事實，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進士。其餘非科舉出身的7人中，其中僅有3人為開國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無一人出身武臣。(40)南宋時期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舉，6人出身太學生，其他4人出身恩蔭，1人出身武臣。(41)
不僅如此，為了防止軍權旁落、武人干政，宋朝設置樞密院掌管最高軍事決策和機要。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機關中科舉出身的文官逐漸在人數上佔據優勢。宋真宗朝“澶淵之盟”後，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樞密院。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就從樞密院退出，直到北宋滅亡，樞密院都幾乎是文臣掌管。(42)南宋時期，由宰相兼任樞密使往往成為定製。再從各地軍事統率組織來看，大約在“澶淵之盟”後出現了文臣參與統軍的現象，到宋仁宗時代遂形成了文臣擔任主帥、武將充當副將的制度，如宋哲宗朝人所說：“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43)因此，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壇的位置而言，確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地位。(44)北宋中葉人即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45)南宋時期，大致延續了這一格局。
如此一來，宋朝科舉文官集團長期執政，武將群體受到壓制，文官武將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新的失衡，併產生巨大的鴻溝，使得宋朝以前盛行的“出將入相”現象消失，從而極大地改變了統治集團的構成，形成了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
其次，對宋朝國家發展走向產生重要影響。軍功集團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制約了尚武力量對王朝施政的影響，文官大臣的主張更容易付諸實施，特別是體現在對外政策與邊防方面，積極進取、開疆拓土的活動遂受到遏制。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敗後，文臣張齊賢便上疏反對用兵：“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46)到第二次北伐失敗後，文臣執政群體便激烈批評用兵行動。趙普認為：“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47)端拱(公元988-989年)初，宋太宗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宰相李昉“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48)。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太宗與宰臣呂蒙正討論到戰爭議題，呂氏以隋、唐動武之害為例，認為隋唐兩朝數十年間，四次討伐遼東，人不堪命。因此“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文臣的這些意見，最終都影響到宋太宗的態度。如宋太宗接受了宰相呂蒙正的意見，表示：“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49)“守內虛外”遂成為重要的治國之策，並被作為祖宗之法為後世所沿襲。如：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當有將領反映西夏“頗不遵守誓約”時，宋真宗詢問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則說服道：“止戈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內，每謂興師動眾，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為然。(50)
由此歷史上高度重視和依賴軍事武力的傳統發生了轉變，強軍強國的發展路線逐漸被追求文治和穩定的思想取代。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們追求的是“聖王”之道，而不是秦漢以降的“霸道”。如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也勸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漢唐盛世，而應當直追三代、“法先王”(51)。宋朝主流意識從理論上否定漢、唐“盛世”，便意味著反對追求“霸道”和武功，對開疆拓土從價值上予以否定，文治昌盛成為國家追求的發展目標。
第三，對社會價值觀與風尚的深遠影響。宋初以來，隨著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退，以及“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科舉制度與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響力持續高漲，逐漸形成了文尊武卑的價值觀。北宋中葉人田況引用當時人的話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52)從“文”遂成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標，所謂：“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囂囂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53)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54)。投軍則很難受到世人的讚許，如著名理學家張載年輕時，面對爆發的對夏戰爭，“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55)。南宋初，抗金形勢異常緊張，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時議者以為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為濁流。”(56)可見即使在國家用兵之際，這種觀念仍然在產生影響。
與以往相比，宋代社會風尚發生重要的變化，軍功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大為削弱，士人、文臣通常不願投筆從戎，政壇還形成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官不願轉換為武職。(57)而作為領風氣之先的文臣學子的這一行為，又無疑對當時社會風尚產生重大的影響，造成以從軍為恥的觀念，社會精英遂遠離軍伍，從而使傳統的“尚武”精神顯著衰減。
最後，對邊防產生直接的影響。如前所述，由於傳統的軍功集團及其政治傾向在宋代受到遏制，宋太宗以來又奉行“守內虛外”之策，被動、消極防禦的戰略主導了國防，併為其嗣君所繼承，將帥對軍隊的指揮受到各種鉗制。因此，雖然宋朝軍隊數量龐大，但邊防卻不免長期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通覽宋朝歷史，不難發現自宋太宗北伐失敗之後，統治集團便實施全面防禦的軍事部署，積極主動的軍事主張及活動通常受到壓制，將領往往處於束手束腳、無所作為的境況。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58)，致使邊防出現被動挨打的狀況。史稱：“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59)宋真宗登基後，在消極防禦的祖宗之法影響下，北方和西部戰線頻頻告急。“澶淵之盟”訂立後，宋統治集團又進一步視議和為解決邊患的“良藥”，邊防建設更得不到足夠重視，軍隊少有積極行動。如宋人所說：“澶淵之盟”後，宋真宗君臣安於現狀，迴避邊患問題，“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60)。到宋仁宗時代，由於統治者對邊防缺乏遠見，依舊固守原有的部署，於是在數十年的和平環境之下，軍隊士氣和戰鬥力低下的情況更為嚴重，至宋夏衝突爆發後，脆弱的防禦體系立即暴露無遺。所謂：“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61)以後，宋朝雖然在個別階段對軍事部署有所調整，但其主體宗旨卻從未改變，可以說，宋統治集團繼續了排斥武功的傳統，滿足於維持內部的穩定，重大邊防戰爭不到不得已通常不為之。誠如朱熹所指出：“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個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62)南宋時期，大致延續了北宋的做法，雖然長期處於外患的巨大壓力下，要求抗金的呼聲不斷，但在長期慣性思維與制度的推動下，主和仍然成為朝廷的主流意識，不敢也不願主動用軍事方式收復北方失地，而滿足於偏安江南。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殺害岳飛之舉，實施第二次“收兵權”，壓制主戰派和一度抬頭的軍功集團力量。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政壇上長期存在的軍功貴族或軍功集團，至宋代迅速瓦解，傳統的軍功的重要政治影響力也隨之衰亡。這一現象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宋代的統治結構，而且對其政治、軍事以及社會風尚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註釋：
①目前，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劉子健：《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載《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黃寬重：《中國歷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版)等，主要從武官的地位變遷及構成等方面論述。在本文關注的主旨問題上，還缺乏進行全面、深入的探究。
②《左傳》成公十三年，《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2頁。
③《周禮》卷四《夏官司馬第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國語》卷六《齊語第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⑤《孟子》卷五《滕文公上》，四部叢刊初編本。
⑥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頁。
⑦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3頁。
⑧《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39頁。
⑨陳傅良：《歷代兵制》卷二《東漢》，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三章第一節《大將軍(附各種武官)》，在對秦漢時期武將的設置情況進行敘述的同時，充分肯定了高級武將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其中特別是大將軍至前後左右將軍的地位相當高，而大將軍、驃騎將軍的權威甚至在宰相之上，車騎將軍、衛將軍等也位比三公，在九卿之上。
⑩李世民：《帝範》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洪邁：《容齋續筆》卷一○《漢初諸將官》，四部叢刊續編本。
(12)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7頁。
(13)《韓非子》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14)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多成果，參見漆俠《二十等爵與封建制度》，《求實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9頁。
(15)《顏氏家訓》捲上《勉學第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16)《顏氏家訓》卷下《誡兵第十四》。
(17)參見閻步克《品位與職位》，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4—35頁。
(18)《李太白文集》卷一四《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之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舊唐書》卷一三八《趙憬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778頁。並參見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20)《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辛亥，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頁。另，張、趙二氏無傳，其事蹟略見於《宋史》卷二五○《韓重贇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823—8829頁。另《宋史》卷二五○將韓、羅及王氏傳與石守信等並列，亦為佐證。
(21)《宋史》卷二五一《韓令坤傳》、《慕容延釗傳》，第8833、8834頁。
(22)《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302頁。
(23)《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條(第49頁)記載宋太祖雲：“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答道：“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24)範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庚午，第50頁。
(26)《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第620頁。
(27)陳傅良：《歷代兵制》卷八《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第50頁。
(29)參見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76頁。
(30)參見陳峰《試論宋朝“崇文抑武”治國思想與方略的形成》，載《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70頁。
(31)參見漆俠《宋太宗與守內虛外》，載《宋史研究論叢》第3輯，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32)趙普的議論，見於《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第8934—8936頁、《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頁。第一次北伐期間，曾發生了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稱帝的事件，宋太宗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此事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6頁。
(33)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37頁。
(34)《長編》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73頁。
(35)《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第8982頁。
(36)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二一《官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參見鄧廣銘《北宋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第7頁。
(39)王明清：《揮麈後錄·餘話》卷一引《樞廷備檢》，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頁。
(40)《宋史》卷二一○至二一二《宰輔年表》，第5416—5531頁。
(41)據《宋史》卷二一三、二一四《宰輔年表》(第5543—5655頁)記載，可知57人出身情況。其餘沈該、曾懷、錢象祖、留夢炎和吳堅等5人出身背景，則考諸其他史籍獲知，見陳騤《南宋館閣錄》卷七《官聯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7頁；《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第653頁；陳耆卿：《赤城志》卷三三《人物門·本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第830頁；陳騤：《南宋館閣錄·續錄》卷八《官聯二》，第308頁。
(42)陳峰：《從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看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3)劉摯：《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卷六五《百官門》，《宋朝諸臣奏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頁。
(44)參見陳峰《宋朝的治國方略與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學集刊》2006年第1期。
(45)蔡襄：《端明集》卷二二《國論要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6)《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第9151—9156頁。並見《長編》卷二一，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辛卯，第484—485頁。
(47)趙普的議論，見於《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第8934—8936頁；《長編》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頁。第一次北伐期間，曾發生了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稱帝的事件，宋太宗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此事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6頁。
(48)《宋史》卷二六五《李昉傳》，第9137頁。
(49)《宋史》卷二六五《呂蒙正傳》，第9147頁；《長編》卷三四，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第758—759頁。
(50)《長編》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1672頁。
(5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第2頁。
(52)田況：《儒林公議》，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葉適：《水心別集》卷一三《科舉》，《葉適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99頁。
(54)張端義：《貴耳集》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
(55)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載於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6)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紹興六年十一月戊寅，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參見陳峰《從“文不換武”現象看北宋社會的崇文抑武風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8)楊億：《武夷新集》卷一○《李繼隆墓誌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9)《長編》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67頁。
(60)曹彥約：《經幄管見》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1)《蘇軾文集》卷三七《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050頁。
(6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本朝一》，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051頁。
陳峰. 宋代軍功集團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響[J]. 中國史研究, 2008(4):10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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