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1 09:34 | 上觀新聞
1938年5月26日，毛澤東開始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題為《論持久戰》的演講，歷時9天。就在第一次開講不久，毛澤東出人意表地“宣佈”了黨的成立紀念日：“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一週年。”事實上，當年舉行的抗戰週年及中國共產黨17週年紀念活動採用的是7月1日到7月7日紀念週時間區間，除了明確“七七”是抗戰週年紀念日，並沒有明確“七一”的歷史定位。但在此後兩年，“七一”紀念日在黨內漸成共識。
1941年6月底中國共產黨發佈《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明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週年”，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確定“七一”是黨的成立紀念日，凡此構成黨的“慶生”之源。那麼，毛澤東作此決策的歷史情境又是怎樣的呢？共產國際為何要為中共成立15週年舉辦慶祝活動？
談到“七一”紀念日的確定，就不得不提共產國際為中共成立15週年舉辦慶祝活動。
為中國共產黨成立舉辦慶祝活動，首先基於這個偉大政黨歷經艱難困苦所作出的偉大業績。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奮鬥與英勇犧牲震撼了國際共運。作為除蘇聯之外唯一擁有自己軍隊的無產階級政黨，並且局部執政，又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徵的磨礪考驗，中國共產黨的英雄業績足以傲人。適逢共產國際“七大”對國際共運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發佈“八一宣言”，被樹為民族統一戰線的榜樣。會後，共產國際決定翌年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5週年舉辦紀念活動。
1936年6月至8月間，相關慶祝活動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還要求諸國共產黨舉辦“聲援中國人民日”等活動，8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隨紅軍長征抵達陝北的中共中央發去賀電。相關舉動在國際共運史上均屬首次，從而為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活動破題。但是這場意味特殊的紀念活動，包括共產國際的賀電，並沒有觸動中國共產黨在翌年舉辦相關紀念活動。1937年7月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題為《十六週年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宣稱：站在新興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已鍛鍊成為共產國際最好的支部之一。報告雖未明確將“七一”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紀念日，但在這一天作關於中共黨史的報告，確實頗有紀念意蘊。
一次特殊的採訪讓弄清黨的創建史變得勢在必行
而就在這一時期，一次特殊的採訪卻在客觀上使對黨的創建歷史進行正本清源變得勢在必行。
顯然，毛澤東與董必武事先並沒有就此溝通，他倆有關中共一大開會時間的記憶各有表述。毛澤東對斯諾追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董必武同海倫·斯諾會談，如此說到他參加的中共一大：“我參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的“五月”說，可能記的是當年農曆。中共一大原定在6月中旬召開，而那年7月5日是農曆六月初一。不過，因為等待各地大會代表到齊，中共一大遲至7月23日始正式召開，那天是農曆六月十九，因此說“五月”就不是很準確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根據斯諾的記述，毛澤東顯然認同將中共一大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誌。
從 “八一”紀念轉型到“七一”紀念亮相，旨在引導共產黨員“認識自己”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前期就十分重視發起組織各類紀念活動，有人作過梳理，這些紀念活動大體可分為對國際共運重要人物、事件、節日的紀念，對近代中國重要人物、事件、節日的紀念，以及對中共自身重大節日、重要事件與革命先烈的紀念三大類。其中，對“七一”建黨紀念起到歷史催化作用的，理應是“八一”建軍紀念。
“八一”紀念轉型對“七一”紀念確立產生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之際，軍隊實現重大的歷史任務轉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理應加強。誠如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召開的擴大的六中全會上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至為關鍵，“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由此，確立黨的成立紀念日，成為“認識自己”的有效舉措。
毛澤東如何將記憶中的“五月”改為“七月”
在主客觀條件逐步具備的情況下，只留下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如何將記憶中的“五月”改為“七月”的？
在毛澤東提出“七一”紀念日之前，除了董必武對斯諾夫人的回憶，中共一大代表的相關憶述以及相關歷史文獻也大多將中共一大鎖定於1921年7月。然而，上述歷史文獻的影響極為有限。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所作的黨史報告中，均未確定中共一大召開於7月。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參與共產國際為中共成立15週年舉辦的慶祝活動，撰寫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明確寫到那年“七月下半月”博文女校，同樣沒有影響共產國際將此項慶祝活動推遲到8月。而由於種種原因，上述歷史文獻毛澤東無由得見，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影響了。
董必武是當時延安除毛澤東之外唯一的中共一大代表，他的“七月說”可能影響毛澤東，但不應晚於1937年9月，因為那之後董必武長期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二人沒有會面的機會。還有一種可能是，毛澤東在那兩年讀李達的辯證唯物主義譯著，同時何叔衡的犧牲、張國燾的出逃叛黨也引發了他一些感慨，這幾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際遇，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並重新激活了毛澤東的建黨記憶。
無論是何原因，最終的結果是：毛澤東果斷扭轉記憶偏差，創造性地解決疑難問題，將建黨的紀念日定於7月的首日。一年之中、新月之首，既照應中共一大開幕的當月，又便於記憶推廣，高瞻遠矚，寄意深厚，很快為廣大黨員幹部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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