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六月，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萬千學子在今明兩天的考試後，即將進入焦慮的等待出分和錄取的過程。這其中的滋味，怕是隻有經歷過才能懂得。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作家趙瑜的文章，看看他在九十年代高考後焦慮等待的心路歷程。
那麼孤單和彷徨（之一）
分數
那年夏天，我的父親帶著我去開封一個遠房親戚家裡做客。很曲折的親戚關係，讓我對倫理結構有了新的認知。
從親戚家裡出來，父親不停地給我灌輸人情世故里最為實惠的觀念，說是：“分數夠了，也不一定能被錄取，這種事情多的是，你玲姐考中專考上兩次，都沒有被錄取，說是從高分到低分，誰去查啊，都是被別人頂了。所以，找人還是很重要的。”
我那時性格怪異，敏感而自尊。連續幾年的高三複習，讓我對中學宿舍裡的氣味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一想到如果念不了大學，仍然回到高三的復讀班裡，我就覺得人生無趣。
那是1995年夏天，我十九歲。
我面臨的現實是，我已經復讀了兩年的高三。第一年復讀，喜歡給遠方並不相識的女孩寫信。顯然，我的文筆得到了鍛鍊。那年我開始發表作品。第二年復讀，去了山東某縣的高中，因為某個女生，莫名地和人打了一架。我猶記得冬天的麥田裡，我被人一腳踢翻在地。心想，金庸的小說真是害人啊，我記得清楚的那些絕招，完全用不上。
除了這些，還有我的父親。是的，在他的口中，我是聰穎過人的尖子生。從小學至高中，過五關斬六將，從未失敗過。高考呢，就是輕敵了，沒有睡好。
父親喜歡反覆向別人描述我的將來，總覺得我一定會一考而中，將來騎著高頭大馬回來。他很享受他的描述，彷彿，他每多描述一次，我就更接近那樣輝煌的事實。
然而，那一年，高考分數出來以後，我仍然沒有過本科線。
幾乎，我聽到父親的內心裡一聲氣球洩氣的聲音。我以為父親會因此失去描述我將來的興致，哪知他絲毫不減。在他向鄰居進行的描述裡，我距離本科錄取線只差四分不是一份恥辱，而是一種驕傲。是啊，同年，初中畢業的妹妹，報考了一個四年制的中專，學費昂貴。我只好放棄了志願欄裡委託培養、走讀自費等等選項，直接報考了所屬地的開封師專，在報考志願的欄裡，中文系有一個填寫不下的全稱：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
父親帶著我拜訪的親戚，在我所報考的師專做中層，卻並不負責招生。他和父親談論雙方共同認識的人，我坐在他們家的沙發上，得以觀看城市人的生活內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家庭生活的環境可以如此整潔、乾淨。
父親並未得到準確的答案。在他的內心裡，我相信是這樣的邏輯，他已經託過熟人了，如果仍然沒有被錄取，那麼，他努力了。
父親的焦慮如今想來已經模糊，大抵是他常常向別人說起我的分數，總分多少，單科分數又多少，他呢，用這樣關心我的方式來抵禦他自己的焦慮。
不久後，我便接到了錄取通知書。父親終於找到了情緒釋放的出口，他把一切都歸在那個遠房親戚的幫忙上。經由他的描述，彷彿，這份錄取通知書，是遠房親戚跑到學校裡，幫我填好後寄給了我一樣。
高中讀了五年，細想一下。不過是和一些學科老師的鬥爭。有一陣子喜歡上歷史，是因為歷史老師的模樣好看，她的好看，差不多是我對異性審美的一種啟蒙。還有一陣子喜歡寫作文，是因為老師讀誰的作文，班裡的女生便會多看這個男生幾眼。種種過往都摻雜著豐富的荒誕。每一次想到小鎮上的那所高中，以及校園外的一些聊齋志異，我都有一種被囚的感覺。我那時候，已經開始寫詩。
是啊，像我這樣一個不務實際的人，不寫詩，怎麼能荒廢掉我那麼多青春期的心事。
父親奔走著為我辦理糧食關係的轉移。這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然存在的一種特權，不論是進了工廠當工人還是上了大學，糧食關係是需要轉的，我上了大學，那麼，便從農村生產自足的糧食關係變成了“商品糧”。
1995年9月，我到開封師專中文系報到。將行李放到宿舍，領取生活用品和教材後，坐在教室裡，看到課桌上放著一張校報。校報上一行大標題讓我吃了一驚，上面寫著：本校今年錄取最高分為653分。這不正是我的分數嗎？
我想起整個夏天都擔憂焦慮的父親，悲傷不已。
——選自《那麼孤單，那麼彷徨》，趙瑜著，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趙瑜，男，1976年生。河南省文學院專業作家。在《散文》《十月》《大家》《山花》《長江文藝》等刊發表散文小說多篇，出版長篇小說《我們都是壞孩子》《我鄙視你》《六十七個詞》，散文隨筆集《小憂傷》《小閒事》等。噹噹網年度暢銷書作家，曾獲在場主義散文獎、杜甫文學獎等。
趙瑜為70年代出生的新銳作家，比照同齡乃至略小一些的“80後”作家，他作品中對個人生活體驗和感受的表達，更側重於普遍經驗和集體記憶，呈現出“越是個人的，就越能引起共鳴”的特徵。
這本散文集也是他本人倡導的“有體溫”式寫作的一次全面嘗試。不只成為作者個人生命的記錄和再現，更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共同的回憶——畢竟，這世上所有的細節，都帶著它所隸屬的那個特定時代的印記。或者也可以說，這本散文集，同時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時代的影像剪貼簿，以及一部同時代人的思想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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