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致言
我算不上是校園貸的受害者，如果受害者是指那些欠債過多，積重難返的人。我足夠幸運，雖然每月生活艱難，但總算把校園貸還完了。
最開始很簡單，只是因為與家裡吵架，斷了生活費，所以想要借一筆小錢來維持生活。打開支付寶，沒想到我從不欠債的信用居然可以提供那麼多貸款。我隨便點開一個，資料填好，上傳學生證、身份證，連電話都沒有打過一個，3000元就進入了我的銀行賬號。
一個月後，生活費還是沒有出現。臨近高考，也沒有什麼家教的活來填補收入。打工總是與課業衝突，不得不取消，找兼職付出的中介費有去無回。
還款日要到了，身上只剩下三百塊，還了錢的話，就要餓一個月肚子。怎麼辦？四處問過，沒人有那麼多錢可借我一個月生活費。只好再借一筆。
在應用市場裡搜索校園貸，刷拉一下出現一列又一列。隨便點開一個，綁定“螞蟻花唄”，再上傳身份證，連學生證也不用上傳，就告訴我有8000元的額度。我借了3000，還掉了上一筆借款幾個月的賬單，剩下一些錢，又緊巴巴地過著生活。
其實這筆債務也算不上多大的數目，但沒有固定收入，就變成沉重的負擔。
還在大一、很難找到兼職的我，從此陷入一個債務的怪圈：一開始欠了一筆小錢，沒能及時還掉，累積到一個程度，開始覺得循環利息會痛，然後貸了另外一筆，拆了東牆補西牆，以為把還款模式改一改，可以降低利息。
沒想到，即使後來有了家裡的生活費，加上終於找到的家教收入，還是被每個月要繳的帳單卡死。一但有臨時支出，只好再找一家校園貸應急，又是新的債務。
隨著循環利息不斷推高，只能再去貸一筆筆的錢來填，收入加倍被卡死，債務加倍累積。最後，一輪又一輪堆疊，越疊越高。而我，就陷入一種瀕臨解離的狀態，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想要拿什麼來還錢，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要賺錢還債。看起來活得積極陽光、不斷做兼職，其實心裡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還上貸款而被迫為之。
就這樣過了一年，回頭一看，到底欠了多少？也沒多少，總共四萬七千元左右，就是每個月被逼得緊緊的，造就了一個容易欠錢的處境，不得不依賴提供週轉的金融服務。一年來，一把一把將鈔票送到金融公司，沒有多大的洞，卻就是填不滿。填不滿的洞，就是為金融公司生蛋的母雞。
我不是個物質需求很高的人，穿戴隨便，不追名牌，出門坐公交，學校住宿費每年六百，最花錢就只有閱讀和吃喝，讀書能借能下載絕對不買，吃飯儘量去學校食堂。像我這樣的人，竟也莫名其妙地每個月被帳單追著跑。
看到新聞上寫的校園貸故事具體而微地在自己身上發生，雖然稱不上受害者，也嚇得一身冷汗。
我身旁有許多安全網，人際網絡的支持、經歷或能力帶來的工作機會和幫助，總是可以接住我，甚至幫我還清欠款。我不至於淪落到無錢還債，電話被打爆，最後只好自殺躲避債務。
這一身冷汗，是看到整個遊戲如何把一個平凡人玩弄於股掌：如果生活平穩，那就算是生活舒適的乳牛，只要按時供乳就沒事；要是有個三長兩短，處境就惡化成養在牢籠裡的取膽熊。
那些新聞上說的受害者，還有更多沒有被看到的借款人，是不是也有我這樣的？我心裡沒底。
我開始覺得，過去我認為理所當然的欠債還錢，好像也沒有那麼理所當然。那些高利貸的借款人，有多少是和我一樣走投無路或者生活困難，才去借貸？那些還著房貸、學生貸款甚至信用卡的人，是不是都像我一樣，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要賺錢還債？但好像他們又沒我幸運，沒有安全網可以接著他們，所以要麼苟活，要麼死去，甚至有的人像新聞裡說的那樣，為了躲債跑到深圳，成了“三和大神”，賣掉身份證，成為沒有身份的人。
我們應該放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嗎？還是要想辦法，至少讓他們可以公平地、有尊嚴地生活？他們怎麼還清貸款，走出絕境？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經濟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債的歷史》中所說：“對一個真正的人來說，只是‘活下來’而已一點也不夠。生命也不應該只是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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