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吳韃靼｜蘇俄轉播（ID：post-soviet）
蘇聯天網、蘇聯電子貨幣、蘇聯去中心化網絡、蘇聯Siri、數字化儲存意識、宇宙主義永生觀、科幻改造世界、賽博國家與賽博憲法……這些都是出現在蘇聯1970年代的偉大構想，他們並不像一些人說的「是註定會失敗的嘗試」。故事的結局並沒有事先寫好，蘇聯互聯網的失敗是可以避免的。而蘇聯互聯網的悲劇命運，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一、從宏偉計劃到無疾而終
1973年底，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紹蘇聯發展用於管理國家經濟的計算機系統。文章發表前，作者、紐約時報科學版編輯亨利·利伯曼（Henry Lieberman）完成了為期兩週的環蘇聯旅行。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他親眼見到了建設中的首批 OGAS（國家計算和信息處理自動化系統）網絡計算中心。按計劃，兩年後，項目應開始使用。
亨利·利伯曼（Henry Lieberman）
到1990年前夕，蘇聯經濟應完全交由計算機控制，為此，需要連接至少5萬家工業企業，以及同等數量的大型農業生產企業。
這一工程的總指揮是世界著名數學家維克多·格盧什科夫（Victor Glushkov），他希望通過計算機中心繫統去中心化，為發展放緩的蘇聯社會主義帶來一次升級。格盧什科夫建立了管理國民經濟的神經控制系統。
維克多·格盧什科夫（Victor Glushkov）
對於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來說，這一「超級國家計劃」可能比 Skynet（電影《終結者》系列裡的人工智能防禦系統） 更令人沮喪。對於相信理性和公正社會的技術樂觀主義者來說，格盧什科夫的項目是失落的家園。
但無論如何，數字共產主義夭折了。蘇聯互聯網的創造者沒能改寫歷史。這一切為何會發生？媒體歷史學家本傑明·彼得斯給出了答案。
通常認為，蘇聯 IT 產業與美國競爭失敗有三個原因：首先，蘇聯的技術基礎薄弱，且寄希望於仿製美國電腦（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仿製）；其次，缺少私有制、競爭和創業熱情；最後，有前景的技術被侷限在軍事部門，鮮少開發同時能運用於蘇聯經濟的技術。
講述蘇聯互聯網歷史的一本書，作者：本傑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
彼得斯沒有嘗試反駁這些觀點，而是側重於另一種解釋：在他看來，紅色互聯網失敗的關鍵因素之一是蘇聯官僚。由於無法說服上層領導，格盧什科夫的計劃暫停。
1982年，在這名院士英年早逝，之後，再也沒有誰為蘇聯互聯網奔走。這個形式上未被拒絕的項目在1989年前夕才被偶然關閉。
彼得斯說：「蘇聯沒能建立互聯網，與其說是由於缺乏技術或沒有私有制，不如說是無法通過各部門來推動這樣一個巨大的項目，這不符合這些部門的利益。」
二、用控制論反對獨裁
格盧什科夫項目絕非蘇聯創建互聯網的第一次嘗試。1958年，軍事工程師、控制論先驅安納多利·基托夫（Anatoly Kitov）的團隊開發了當時世界上最快的計算機之一——M-100，每秒能進行十萬次計算。
他的智慧在荒野裡迴盪，蘇聯控制論第一騎士。安納多利·基托夫（Anatoly Kitov）
基托夫很快意識到了計算機聯網的重要性。為此，基托夫撰寫了報告，他撰寫報告時，美國人尚未開始 ARPANET 項目，後者是互聯網的前身，蘇聯衛星發射後，美國為應對蘇聯，開始了ARPANET項目。
1959年，基托夫寫信給赫魯曉夫，提出了一個名為「紅書（Красная книга）」的方案。信中，
他介紹了設立蘇聯國家統一計算中心網絡的設想，在他的設想中，這一網絡將軍隊和國民經濟管理合二為一。基托夫認為，創造一個全新的技術平臺，是「無需追趕，直接超越美國」的機會——在美國人尚未擁有優勢的領域，完成質的飛躍。彼得斯認為，基托夫的信是由「解凍」引起的。在基托夫看來，控制論是科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管理理論所使用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對基托夫來說，電子化是解藥，對抗並不久遠的過去——那個國家生活中的所有決定都是由一個人決定的時代。
基托夫把他的計劃看作是去除 Stalin 化的工具。這反映的是60年代初蘇聯的科學浪漫主義思潮，即對蘇聯人文科學家的崇拜。 「也許控制論甚至可以保證新的獨裁者不會出現。」——彼得斯說。
「紅書」計劃建議蘇聯計算機網絡主要用於解決防務任務。但是，基托夫認為，夜間，軍隊休息時，民間組織可以利用計算機網絡計算經濟計劃。基托夫認為，專為軍事對抗美國設計的計算機，也可以用於普通數據的實時處理，可以讓蘇聯的經濟計劃做到每日精確。
基托夫寫給赫魯曉夫的信被軍方攔截，軍方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軍隊與國家計劃共享資源的想法是對國家防禦能力的攻擊，並且可以預料會對其自身利益造成損害。秘密委員會認為基托夫的想法是有害的，基托夫被開除出黨籍（後又恢復），他的軍事生涯也走到了盡頭。
這之後的十年，將蘇聯經濟轉入為網絡控制的想法基本被遺忘。直到1970年，一個大型蘇聯網絡烏托邦計劃出現了——這正是格盧什科夫的計劃，OGAS。
三、網絡社會主義
在「紅書」和 OGAS 計劃提出之間，蘇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速度明顯放慢，蘇聯工程師的競爭力也不斷下降。這一次，美國控制數據公司（CDC）加入了蘇聯網絡的建設，這家公司與蘇聯政府簽訂了為期十年的合同，內容除計算機網絡外，還涉及半導體技術領域諮詢。 那時，CDC 與 IBM 和 DEC 並列，是美國三大計算機設備製造商之一。但合同的執行異常複雜，因為美國法律禁止向蘇聯轉讓包括電腦在內的最新技術。CDC 被調查，美國國會為此召開了特別聽證會。
OGAS 地圖
那時，美國的 ARPANET 已誕生四年，這是美國軍方為應對冷戰而創建的網絡。 OGAS 項目表明，蘇聯仍有可能在計算機網絡領域取得技術突破。按照最初設想，ARPANET 只是核衝突爆發後的通信系統，這一網絡繼而發展為科學信息交換系統，而 OGAS 設計者的初衷，是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潛力。
蘇聯工程師的宏偉計劃引發了美國人的恐懼。
ARPANET 和 OGAS 誕生於個人電腦時代到來之前，很難想象，前者如何變成了今天的互聯網。
OGAS 的問題在於蘇聯工程師計劃過於宏偉，他們不願侷限於備份通信系統，卻沒有預料到發展這一系統遇到的的挑戰。他們想要的是紅色互聯網投入使用後，立即出現的社會主義新圖景。
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進入停滯時代，格盧什科夫認為，OGAS 是蘇聯進一步發展的唯一機會。蘇聯政府早就已經知道他正在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在建設共產主義的方向，但他們沒有指明如何達到。
一直以來，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具體形式問題都存在爭議。起初，列寧採用了戰時共產主義，然後轉向新經濟政策。斯大林則設計了蘇聯計劃經濟樣板：由莫斯科部署的五年計劃、軍事動員與軍事化、超中央集權。
格盧什科夫認為應該採取下一步措施，他斷言，如果沒有自動化，到1980年，蘇聯成年人口將不足以有效管理蘇聯經濟。在紐約時報採訪中，他給出了更悲觀的預測：
隨著計劃經濟的增長，它的技術秩序的日益複雜，為了做出有效決策，將需要100億個管理員。唯一能夠拯救計劃經濟的，是將這項工作委託給機器。按照他的構想，數千臺區域計算機通過地區大型機（服務器）互相連接，這種大型機的網絡在全國各地同步，信息、數據、行業標準交換一刻不停，機器不需要休息，不犯錯，讓國家離共產主義更近。
有趣的是，當年試圖建立網絡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只有蘇聯。
英國控制論專家斯塔德福·比爾（Stafford Beer）
1970年，智利社會主義政府邀請英國控制論專家斯塔福德·比爾來到智利，開發智利版的 OGAS——Cybersyn 計算機系統。到1972年，這一智利的紅色網絡連接了大約500家企業。軍事政變及政權垮臺導致該計劃結束，已建成的網絡被摧毀。
四、自由派、正統派和控制論者
「開發 OGAS，我們的目標不僅是中心化，還有去中心化。」
格魯什科夫對《紐約時報》編輯說。交給電腦的重要經濟決策可以在本地進行，本地授權用戶未來可以直接相互通信，無需網絡中心節點許可。OGAS 計劃放棄馮諾依曼架構，即內存、中央處理單元和控制設備獨立運作。今天，它可以被稱為神經網絡——格魯什科夫的開發人員模擬了巨型共產主義網絡的連接系統。
列寧格勒的機器人和控制論研究院
在彼得斯的書中，第二章致力於討論「經濟控制論」，其中包括對蘇聯經濟理論家的分類，他們分為三組：正統派，他們認為改革是多餘的；自由派，他們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以及控制論者認為改革的基礎是技術突破。
控制論者的主要領導者格盧什科夫認為，如果我們認為市場不可靠，那麼我們就需要估算供需平衡，這需要使用巨型計算系統。這一系統由計算機構成，能夠實時檢測市場需求，效率遠高於人工——即使他們是黨員。
OGAS 的某些部分把他所在的時代遠遠甩在了後面，例如，推行無紙化辦公，使用自然語言編程（蘇聯版Siri！），甚至引入了電子貨幣來實現企業結算。蘇聯電子貨幣項目1962年由格盧什科夫設計，但後來沒有引起該國領導層的興趣。
五、不朽的遺產
彼得斯寫道，格盧什科夫憑直覺理解了交換本地信息在網絡構建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生活也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他生活在兩個城市二十年間，他負責管理蘇聯科學院控制論研究所的烏克蘭分院，但每當要解決的實質性問題，他就不得不去莫斯科。
格盧什科夫經常在「基輔 - 莫斯科」專列上思考數學問題——他稱這輛列車為第二故鄉。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所在研究院員工的平均年齡為25歲，彷彿是蘇聯科幻作家斯特魯加茨基兄弟早期的小說中的科學烏托邦。
蘇聯科幻文學巨擘斯特魯加茨基兄弟
1963年，生活規律的格魯什科夫突發中風，這一疾病最終導致他在19年後去世。 美國媒體發表的格魯什科夫訃告稱他是「蘇聯控制論之王」，他的傳記作家稱他是一個博學的人。
十幾歲時，他就用原文研究黑格爾，用英語講課，成年後，他曾在一次長達兩小時的爭論中用德文聲情並茂地引用歌德的文章。受美國科幻大師克利福德·西馬克（Clifford Simak）和艾薩克·阿西莫夫（Issak Asimov）啟發，格魯什科夫團隊成員討論了「數字不朽」理論上的可能性 ——將人的意識用數字形式記錄，儲存在計算機上。
臨終時，格魯什科夫安慰他的妻子，這番言論極具宇宙主義者尼古拉·費多羅夫（Nikolai Fyodorov）的精神：「別擔心，我們地球的光會到達遙遠的星系，在每個太陽系中，我們都重生，所以我們會永遠在一起。」
格魯什科夫的妻子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關鍵作用，20世紀50年代時，年輕的科學家面臨著職業選擇，他最終決定搬到烏克蘭首都，投入控制論領域，因為他的妻子喜歡基輔柔和的秋天。
《新星球》，1921，康斯坦丁·尤昂（Kanstantin Yuon）
格魯什科夫領導下的控制論研究所很會玩：1960年新年前夕，他們虛構了一個機器人管理的國家「賽博託尼亞」。之後， 「賽博託尼亞」在基輔和利沃夫常常舉辦活動，出版小冊子，發行貨幣，甚至頒佈憲法。
「賽博託尼亞」的形象代言人
1965年，他們向孩子們頒發了這個「國家」的護照，封面是一個演奏薩克斯管的機器人。這件事被報紙「基輔晚報」報道，而他們也出版了自己的「賽博晚報」。
彼得斯將這個柔和的先鋒運動與西方國家的傳統聯繫在一起：網絡文化往往是一種叛逆文化。
六、反對「超級國家計劃」
1970年10月1日，蘇聯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了採用 OGAS 的可行性，一場關乎蘇聯互聯網未來的關鍵戲劇揭開了序幕。如果說基托夫的項目在審議階段之前就被軍方否決，那麼格魯什科夫的 OGAS 走得更遠。
其反對者是蘇聯財政部長瓦西里·加爾布佐夫（Vasily Garbuzov）——他擔任這一職務二十五年之久，直到蘇聯改革開始。加爾布佐夫認為，電腦當然可以用於國民經濟，但他不接受控制論專家的觀點。
他認為，電腦可以發展家禽養殖、控制照明，為雞孵蛋播放特殊聲音。彼得斯譏諷說，在格利什科夫進入克里姆林宮之前，已在明斯克看到過這些創新技術。
事實上加爾布佐夫並不那麼天真——他的真正動機與保護其部門地位有關。
據傳聞，與總理、改革者柯西金（Alexei Kosygin）的私人會議期間，他威脅說，如果競爭機構（即中央統計局）保留其對 OGAS 的控制，財政部將被迫阻止任何來促進該項目的行為。五年前，加布爾佐夫在柯西金本人提出的改革中發揮了類似的作用。順便一提，蘇聯政府部門之間這種形式的競爭在當代俄羅斯幾乎沒有改變。
在那一天的政治局會議上，柯西金、年輕有為的勃列日涅夫缺席 ——這兩個人本可以支持格盧什科夫。結果，加爾布佐夫說服了與會者不需要加快 OGAS 發展。儘管政治局最初對格盧什科夫的態度積極，但他最終什麼也沒有得到。
OGAS項目儘管從未被完全放棄，卻被擱置多年。政府頗為保守的計劃規定，第九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應該為 OGAS 奠定物質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這又回到了基托夫的想法。
就這樣，光是討論這個計劃，蘇聯官僚們總共花了十五年時間。但最終，即便如此，計算機網絡開發計劃既沒有得到必要的資金，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實施。
OGAS 艱難而漫長的命運中，不止與財政部發生了利益衝突。蘇聯政治歷史上對計算機技術發展強大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彼得斯曾幻想，如果格盧什科夫活到了1985年，並向戈爾巴喬夫報告了他對社會主義的未來的願景，那會發生什麼。
在 OGAS 的歷史中，對官僚體系的兩種觀點相互衝突。顯然，格盧什科夫相信韋伯式的理性主義理想，並試圖為官僚裝備理想武器。但是蘇聯權貴階層追求不同的利益，主要利益之一便是維持現狀。
七、失敗並非早已註定
彼得斯認為，蘇聯互聯網的失敗不是必然的，是可避免的。這是控制論科學家和蘇聯官員的政治鬥爭，而鬥爭結果並沒有預先確定。
「摧毀OGAS的力量最終導致了整個蘇聯的崩潰，」彼得斯寫道， 「這說的是蘇聯官員濫用職權的做法。」
蘇聯系統的邏輯迫使數字社會主義的潛在受益者——從國家最高領導層到普通工作者，在短期內抵制任何變化。控制論研究所主動而有遠見的人們、來自其他領域的改革者……他們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不夠的。
因此，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有了成千上萬個不同的計算中心，而沒有自己的互聯網。
彼得斯總結說：「蘇聯國家未能創建國家計算機網絡，並不是因為它太僵硬或垂直組織化，而是因為它實際上太動盪，不可靠。」
換句話說，蘇聯互聯網的悲劇並不是由於蘇聯社會的過度剛性，而是相反，不同部門之間的競爭不受管制。
沒有人可以迫使這些部門開放、平等地工作，為新技術突破做好準備。
彼得斯認為，將互聯網的發展歸功於自由市場勝過社會主義計劃的傳統解釋，是一個錯誤觀點。
基托夫明白這場危機的未來，他在50年代末向赫魯曉夫申請創建單獨的、能夠保證政府和中央政治局利益的控制部門。這項提議也遭到拒絕。蘇聯軍方和黨派領導人都不想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中見到新的競爭對手。
顯然，石油價格的波動也對拒絕改革——既包括自由主義改革，也包括「控制論」改革——產生了影響。
蘇聯官僚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對未來信心滿滿，彼得斯的書中沒有提到這一信心的來源。與此同時，自1973年以來，石油美元不斷湧入蘇聯預算，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政治局可能做出的決定。蘇聯互聯網在石油的遮蔽下度過了十五年，當對互聯網需求再次出現時，這一領域的專家都已不在了。
如果20世紀70年代初期蘇聯採取了不一樣的措施，蘇聯互聯網就可能成為現實。
但從彼得斯的觀點來看，資本家比社會主義者更像社會主義者，而蘇聯官僚則相反，更像是兇惡的大資本家。官僚主義肆無忌憚的競爭是蘇聯自 Stalin 主義時代以來的制度造成的惡果。
顯然，我們沒有合適的分析工具來評估蘇聯過去的另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在同一時代，計算機網絡出現在兩個平行世界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世界。但只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活了下來。
八、網絡是不可避免的嗎？
彼得斯認為，蘇聯互聯網的悲劇不僅僅是歷史教科書中的一個簡單篇章，這是一個帶有政治背景的理論問題。
為什麼相同的技術思想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發展方式不同？為什麼中國發明瞭火藥，卻沒有釋放火藥的潛力？為什麼當時的第二大經濟體蘇聯擁有一切人才、計算和金融條件，卻不能創造自己的全球計算機網絡？
換句話說，這一問題關乎技術決定論的界限。
決定論用最簡單的形式展示了技術發展決定社會互動的模式，確定了它們的界限。
例如，鐵路運輸使集中營成為可能——正是長途運輸費用下降為20世紀專制政權提供了技術先決條件。可以注意到，不是每個擁有鐵路的社會都出現了集中營。更復雜的模型避免了線性依賴，並提出社會和技術共同演變的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彼得斯轉向政治批評，並建議將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哲學家、人類學家）著名的論題轉為「科技是一個持久的社會」。
作者說，反過來也是如此，所以社會是一種脆弱的技術。
「儘管今天我們的計算機網絡正在蓬勃發展，」彼得斯寫道，「蘇聯互聯網的歷史告訴我們，當前的網絡不是自然的或不必要的。」
他認為，儘管全球互聯網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結果，但並不能保證蘇聯控制論計劃的命運不會降臨到它的身上。個人、大公司和州監管機構的利益可能會摧毀幾十年來一直為公共利益服務的網絡。
現在的俄羅斯官員正在想辦法建立一個主權網絡，財政部長加爾布佐夫的角色再次出現。他們保護部門的利益，並準備為此目的再次埋葬開放的網絡。蘇聯互聯網的歷史是我們——不僅是俄羅斯——未來的可能情景。
電腦真的能讓計劃經濟更有效率嗎？如果是這樣，在什麼條件下？如果控制論的社會主義在原則上不可行，而格盧什科夫和他的同事的設想從根本上說是錯誤的，那麼他們想法若實現會帶來怎樣的外部效應？數以萬計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將有機會交換信息，蘇聯的社會情況將如何變化？
蘇共和蘇聯軍隊的新技術能力將如何被利用？蘇聯網絡會造成新的數字獨裁還是加速民主化？如果蘇聯有互聯網，它將如何應對油價下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公開性？它如何跨入1991年？如果有蘇聯和美國兩個計算機網絡，兩種交換數據的可能性，這將如何改變世界？
蘇聯互聯網的另一種可能，正在真實的互聯網上被熱烈討論著，而我們當下的命運又該交給誰去討論呢？
翻譯：Zwk
原文：gorkymedia
在這個話題無孔不入且熱愛閱讀的新媒體編輯部，我們經常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公眾號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眾、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鮮玩意兒。
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裡。
我們也隨時歡迎您的參與，留言向我們推薦您讀到的低調好文。
本文由公眾號「蘇俄轉播」（ID：post-soviet）授權轉載，歡迎點擊「閱讀原文」訪問關注。
閱讀更多 大象公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