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120多年了，黃海上的硝煙還沒有散盡。
那場決定中國近現代的國運走向、中國萬萬不能輸的戰爭，不管是中國還是外國的觀察家，不管是炮艦還是工業實力，都不會認為中國都會輸掉戰爭。然而，好像是魔咒一樣，往往在最不該出問題的地方出問題，這場戰爭引發的歷史轉折，不管怎麼解讀都不為過。這場戰爭不僅僅是中日國運的轉折點，也是中日民間心理基礎的奠基石，以至於偌大的大清王朝失去了“中興之世”，陷入了任列強宰割的亡國境地，清王朝徹底失去了政權的合法性，成為過渡政權，而中國人則需要用接下來半個世紀的犧牲來為當初的戰敗洗刷屈辱。
（甲午海戰）
戰前，中國有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在世界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並沒有落隊，在很多工業指標上，晚清政府的表現可圈可點。
“中國近代礦業已開始用機器採煤，僅開平礦務局，至1889年年產量已達24.7萬噸，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進口。1882年輸入天津的洋煤為5400噸，到1886年便減至301噸。1890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了抵制洋鐵入口，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1893年全部竣工，該廠設備先進，擁有十個工廠，3000多工人，號稱東亞第一鐵廠。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出口到美日等國。1879年，李鴻章在天津成立了電報總局，到1885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設了電線，總長度達到一萬數千裡，連廈門、臺灣之間都架設了海底電纜。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1880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李鴻章也派人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近代紡織業從上海、寧波、鎮江、武昌等地向全國蔓延來。1882年，廣州開始有了自來水，稍後，武昌、上海也相繼辦起了自來水廠。近代化的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民用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
（東亞第一鐵廠）
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於中國。
日本雖然在甲午戰前的20年裡，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已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
如果只從這些數據來看，或者從避免現象來看，日本敢於挑戰蓬勃發展中的大清帝國，已經讓世界各國大為驚歎，而最終日本能戰而勝之，更是宣告了大清帝國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各種指標看起來嚇人，卻不禁一戰之力。日本戳破了大清帝國外強中乾的玻璃紙，此後的列強再無忌憚，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明治維新）
那麼，導致大清帝國戰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政權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歸根結底要說明的是當權者憑什麼掌權、別人憑什麼服從的問題。合法性理論把合法性歸納為三種來源：
1、神意、宇宙秩序、絕對觀念……如“君權神授”、“奉天承運”等；
2、來自人的契約，如公民選舉、公民對憲法原則的同意等；
3、對價值準則的反射式認同。
實際上，清朝一直沒有很好的處理好這個問題。在核心關鍵的問題上，清王朝一直掩耳盜鈴，激烈的民族矛盾貫穿了清王朝的始終。
到了晚清時期，封建帝制逐漸脫去了神秘的外衣，“奉天承運”雖然還寫在聖旨上，但是不管統治者還是臣民，都只將他作為了一個歷史的慣性罷了。彼時，世界上的君主立憲政府、共和政府不勝枚舉，只有沙俄帝國與大清帝國還在堅持封建君主專制，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在社會已經形成了信仰危機。或者說，由於大清帝國的少數民族政權的特點，使得大清帝國一直沒有完全取得傳統漢民族王朝的政權合法性，這從滿清200多年來不斷的農民起義、會黨起義中就可見一斑。而傳統上，中國政權是沒有社會契約基礎的，作為最大的無神論社會，政權也沒有宗教基礎，也不存在公民選舉的政治傳統。
至於第三種政權合法性，對價值準則的反射式認同，意即在全社會形成的政治道德觀。中國社會對“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觀點的認同，以及政權以服從“為民做主”、“為人民服務”、“弔民伐罪”等正義性質的宗旨來交換人民的擁護。說的直白一點，對內能夠發展民生，提升國民幸福感；對外能夠抵禦外辱，提升國民自豪感。清王朝執行的“愚民”、“文字獄”等政策，實在難以與這一點搭上一點關係。
（文字獄：愚民政策）
晚清政權缺乏政權合法性，即使得晚清統治者在面臨大爭之世時，應對外界危機往往出現內外交困的局面。在應對甲午戰爭以及接下來的一系列戰爭時，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首鼠兩端、前倨後恭的特點來。如甲午戰爭爆發時，群情激憤，舉國喊打喊殺，此為盲動，意欲藉助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積累政權合法性的經驗值；可是戰事一敗再敗時，清政府卻匆匆選擇議和，不惜放棄重大利益，來挽回搖搖欲墜的政權。
清政府的洋務運動，追求的目標是“富國強兵”，不管是左宗棠還是李鴻章，他們做的基本都是軍工企業。隨著國家財用的匱乏，李鴻章興辦的很多“官民協辦”的企業，最終都執行了“國進民退”，竭澤而漁。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攀上了新高，而晚清社會民生卻難有起色。清王朝的社會底層，依然到處充斥著阿Q、孔乙己這樣的人。因此，清王朝即便是有著世界一流的軍備和訓練，卻沒有辦法提供一流的兵員。晚清的中國，徒然擁有4萬萬民眾，其真正能夠參與國事的，也只是那一小部分精英。如此，清軍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一敗之下，怎能復起？
（手持鋼鞭將你打的阿Q）
於此可見，清王朝200多年的統治，使得這三種政權合法性皆無。“反清復明”作為政治口號，與其視為人民群眾懷念明朝，不如視為群眾在要求當政者的合法性。那麼，在晚清政府信仰危機（民眾覺醒）出現後，清王朝是如何做的呢？
統治者選擇了以政權有效性來代替合法性——即清政府是眼前現實，別無選擇，人們只有服從。然而，有效性並不等於合法性啊。一個具有有效性但缺少合法性的政權是可以存在的，甚至能維持相當時間，然而前提是要取決於有效性的程度。對僅僅基於有效性的政權，一是公眾會無止境地要求其有效地承擔一切責任和解決一切問題；二是一旦有效性下降，社會不服從馬上就會成正比地上升。而合法性卻是相反，它往往不是在有效性強的時候體現，而是在有效性不夠的時候體現。
有效性獲得的是服從，合法性獲得的忠誠。據此，就不難理解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時看到的是一群表情麻木的群眾，“民不知有國，而國亦不知有民。”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
當清政府越來越陷入到了深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時，其政權有效性也不存在了。在“東南互保”時，清政府已經陷入了名存實亡的境地。之所以清政府還能支撐一段時間，一直熬到1912年才壽終正寢，是因為列強們侵略和征服中國需要尋找一個合適的代理人的需求。至此，清王朝已經喪失了合法性和有效性，只是作為過渡政權而存在。中國在風雨飄搖的封建社會末世中，步履蹣跚地迎來了近現代的慘淡命運。
有鑑於此，清王朝的政權性質，已沒有辦法在王朝末世重新建立起政權合法性（皇族內閣的出臺，標誌著清王朝最終的喪失民心），戰爭的目的對於清王朝而言只是政權有效性的延續。在缺乏民眾普遍的忠誠的基礎上，清王朝缺乏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意志，是清王朝輸掉甲午戰爭的最大原因。
由於清王朝的戰爭意志的選擇建立在無法更改的政權性質基礎之上，因此，甲午戰爭的結局也就難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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