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合格的江蘇人，不可以不知道關於“大內鬥省”的各種梗。
在聽到“你是江蘇人嗎”的問題時，蘇錫常三市人民總會笑答：“我是蘇南人”。蘇北人則更擅長打哈哈：“大家都是江蘇人”。新世紀之前，飽受冷眼的南京不被蘇南承認，只好曲線救國，硬造出了“蘇中”這個地域概念。
但真正的蘇南又在哪裡呢？
三十年江北，三十年江南
在過去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如今的蘇北並不窮，甚至是全國數得上的富庶之地，糧食豐足，根本沒有“擠進江南”的心思。
江北的農業其實是靠天吃飯，由富變窮的厄運說來就來。1128年和1194年黃河兩次決口，濁水在淮北平原上橫行了七百多年後，蘇北的經濟結構大變。昔日的魚米之鄉變成了只能種高粱和小麥的鹽鹼地，為了避開洪澤湖秋季漲水，農民不得不將雙季兩熟稻改為一熟早秈稻。
明萬曆三年（1575年）到清咸豐五年（1855年）間，黃河水倒灌，洪澤湖承受不來，潰決了140多次，淮北地區成為了“洪水走廊”，遠遠超出了天災的範疇，歸結到底，還是人禍。
明清政府治理黃河的目標始終不在控制洪澇。明朝治理黃淮水患，首先考慮的是保護朱元璋欽定的泗州祖陵，最終把黃河水引向了居民區。到了清朝，雖然不用考慮保護明祖陵，但依然延續了明朝的治水方式，南京大學馬俊亞的研究認為，這主要是為了保漕運。
大運河一直是江南漕糧北運的必經之路，但大運河從江南到濟寧地勢是上升的，從濟寧到京師地勢下降，北上並不符合水流動的自然規律，運河常常乾枯。為了給運河引流，明清政府在黃淮地區修了座大壩高家堰，蓄水濟運。
可惜黃河不遂人願，與它鬥，其苦無窮。黃河水含沙量過高，水位年年增高，高家堰就要一直加固，湖水逐漸吞噬了周圍的淮北平原。天旱水少時，高家堰要蓄水濟運，農民沒水灌溉；洪澇時大壩洩洪，整個淮北汪洋一片。
明清政府為什麼偏偏要保護漕運，不走海運？馬俊亞考證，元朝時海運技術和經濟效益就已經超過了漕運，明清政府一直不改漕運的重要原因，是因為河運興廢關係著利益集團的生死存亡。
1855年，漕運水道被直接沖斷，清政府內憂外患，只好取消河運。淮河平原大量依靠漕運生存的漕工、河工失業，蘇北地區那些運河兩岸的交通、商業中心城市迅速衰敗。產糧和產鹽的蘇北地區始終處在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下，興盛與否，與政策走向密不可分。
同樣在這段時間裡，蘇北賴以為生的製鹽業也因此走向沒落。早在秦漢時代，蘇北境內的先民就已“以漁鹽為業”，1495年黃河奪淮後，蘇北海岸泥沙不斷沉積，形成了廣袤的濱海平原，海勢東遷，淮南原來的舊鹽場離海更遠了，滷淡鹽薄。還有像洪澤湖這樣的淡水湖不斷衝灌鹽場，鹽的質量下降，鹽場數量大幅減少。
但蘇北鹽業的衰落更多是人為的。鹽政收入一直是惹人垂涎的肥差，兩淮鹽道上安插的都是正部級官員。為了守住這座金庫，兩淮鹽業一直重南、輕北。具體來說，就是強行縮減淮北鹽場產量，因為淮北的曬鹽法產鹽效率高，會有很多人鋌而走險販私鹽；相比之下，淮南煎鹽法無論是生產工具還是場地都更容易控制。
因此，官府重點發展淮南鹽場，甚至把古代中國最大的食鹽消費市場配給了淮南鹽場。直到清末，依然淮北鹽業的產量始終被淮南遠遠甩在後面。
可以說，明清官府親手葬送了原本繁榮的蘇北鹽業。這份一直被國家壟斷的財政收入，從京城皇帝到管理鹽業的各級官員、再到鹽商，在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滲入了太多的行政權力。
長此以往，蘇北和蘇南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江南雖然後發，但整體環境安穩得多，江南人都在忙什麼呢？
蘇南的崛起
和蘇北一樣，種水稻、種玉米，蘇南的水土一樣優渥。但蘇南人民走得更遠，除了農耕種植，他們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發展出了最早的輕工業。
江南養蠶的歷史已有5000年之久，但真正大規模發展還是在明清。
18世紀初，中國人口出現大爆發，到19世紀初漲到了3億，約佔世界人口1/3。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清政府並沒有想要限制人口，反而鼓勵農民發展副業、互相競爭。到18世紀時，上千萬江南農民已經變成了兼營農業的工人，工業生產已經成為遠遠超過農事的主業。
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長江沿岸的無錫、吳縣、江陰等縣經上海大量出口生絲，年出口量在5萬擔以上，“日出萬綢，衣被天下”，就是蘇州盛澤鎮絲綢貿易的真實寫照。雨果的小說中被稱為“The Modern Library”的紫花棉布褲子，一度受到19世紀30年代法國紳士們的追捧，就是嘉定、寶山一帶生產的“紫花布”做的。
紡織輕工業不僅帶來了財富，更重要的是給蘇南帶來了早期工業化的變革。在蘇州盛澤鎮、濮院鎮等地，每天都有大量工人聚集在固定的勞動力市場等待僱傭，這些江南市鎮的人口結構不同於傳統鄉村，從事工商業的人比農業更多，就是後來“蘇南模式”的基礎。
60年代的中國，城市工業生產停頓，物資短缺。儘管蘇南沒有像東北一樣國家投資拿到手軟，央企、鄉團企業不多，但農村地少人多，勞動力過剩，原先的工業基礎還在，讓蘇南比其他地區更早地走上了農村辦工業的道路。
蘇南鄉鎮上的小型工廠，當時被稱作社隊企業。公社制度取消時，這些集體企業並沒被解散，而是被下一任行政機構接收和經營。這些企業的產權屬於基層行政機構，其盈利除了發放工人工資之外，都用於地方建設，是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也就是說，蘇南模式也開始於集體經濟。
但集體經濟模式很快遇到了瓶頸。90年代後期，蘇南的集體企業批量發展成兩個方向：規模小的被轉售或拍賣，成為私營企業；規模大的企業大多數經由集體控股、參股，成了國企。
與集體經濟剝離，大量技術人才流向“鐵飯碗”國企，但這並沒有壓倒蘇南人。鄉鎮企業和蘇南模式有過名利雙收的高光時刻，也陷入過低谷，但辦法總比困難多。
在上海郊區以及蘇南等地，甚至誕生了一種名叫“星期六工程師”的工種。當時許多鄉鎮企業的廠長們往往都隨身帶寫著國企或研究所工程師聯繫方式的“聯絡圖”，只要一遇到技術難題，他們就聯繫這些技術顧問，用紅包換技術。
對於求賢若渴的民營企業而言，“星期六工程師”十分吃香，掌握先進技術的國企人暗暗掙著外快，順手拉了一把民企。
許多蘇南民企其實是由基層政府主導的鄉鎮企業轉變來的，到今天，蘇南鄉鎮的經濟水平完全可以和主城區平分秋色。蘇州就是典型，隸屬蘇州管轄的常熟、崑山、吳江、太倉等，個個都實力雄厚，蘇州GDP領先全省，它們功不可沒。
這也是很多人調侃大內鬥省內部還有小內鬥市的由來。經濟實力決定了話語權，崑山人，不一定承認自己是蘇州人；江陰人，不一定看得上無錫人。
擠不進的蘇南
大體上，江蘇南富、北窮的鴻溝已經沒有爭議，蘇南不僅僅是一個固化的地理概念，更是一個經濟概念。
蘇南究竟在哪裡，最主要的還是要看幾個蘇中城市能不能擠進蘇南。
譬如南通，這可能是全省最為矛盾的一個城市：1949年4月設立劃定的行署區中，南通全境劃給了蘇北，此後一心向往蘇南，如今身處蘇中。
本世紀初，南通愛喊“引領蘇中崛起”的口號，在南通人看來，“蘇中”應該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概念，在經濟上，他們應該和蘇錫常處於同一水平才對，因為一百年前南通也曾輝煌過。
然而往日的風光，幾乎都是清末狀元張謇一手建立的。他的大生資本集團涉及工業、交通、金融、航運等企業，總資本7000多萬元。和同期無錫的榮氏兄弟相比，張謇的身份更像是一位“紳商”。他在南通籌辦紗廠原本就是張之洞的授意，官商合辦，自然有許多掣肘。
1897年8月，張謇和官商盛宣懷簽訂《通滬紗廠合辦約款》，但最後也沒拿到投資款項。後來在外國資本大量湧入、國內戰局混亂的環境下，張謇投產後，首先支付的還是昂貴的官府利息。
時勢造英雄，一戰結束後，國內局勢陡轉。棉花產量不足加上日本棉紗傾銷，大生紗廠腹背受敵，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張謇向美日求助失敗後，商業王國很快衰落。那個時代的南通人一定想不到，今天的南通需要擠破頭皮，跟蘇錫常一比高下。
儘管經濟上一路追趕，2017年南通的地區生產總值7734.6億元，在省內僅次於蘇州和無錫，但在精神上依然擠不進蘇南的吳語圈，南通人只要一開口，江淮方言就暴露了自己“剛波寧”的身份。
不止南通，還有被蘇南集體嫌棄的省會南京，比起被甩了一大截的經濟，它的政治履歷足以碾壓蘇南。畢竟從三國時期孫吳建都以來，南京從未讓過東南重鎮的交椅。
清末，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鎮壓幾乎血洗南京城，大批來自河南、安徽以及江蘇北部的移民佔據了這座空城，從此大內鬥省達成了唯一的共識：南京是安徽省省會。相比之下，蘇州才是吳語文化區的精神省會。
經濟上基礎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貧富收入上，還深深影響了下一代的教育。
從明清兩代開始，蘇南蘇北的教育水平就已經和地區經濟水平直接掛鉤。江南的進士主要產生在蘇州、松江、常州、杭州、湖州等地，科第的興盛與這些地區經濟發達，是世家大族的集中地有關。
這樣的差異一直延續到今天，發達的蘇南往往比蘇北更能留住人才，加重了南富北窮的惡性循環。
來源：《蘇錫常地區和蘇中、蘇北地區創新能力比較研究》
2016年，江蘇省有34.7萬應屆畢業生留在本省就業，其中到蘇南地區的有15萬人，到蘇中的有7.6萬人，蘇北地區的12.1萬人，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當然，在全國人民面前提江蘇的教育水平，江蘇人會格外團結，甚至可以說“省內團結靠高考”。畢竟，南通各中學的模擬卷和“蘇錫常鎮”聯考考題都是江蘇考生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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