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憂外患之時碾壓日本隊的球王李惠堂,怎麼看待發展足球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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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一代球王李惠堂,逝於香港,享年75歲。

客名君在題目裡面寫的“中國球王”,在那個時代,或者當今,他都是當之無愧的,之前用一篇長文寫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滬橫掃歐洲球隊、鉗壓日本隊10年的傳奇球王李惠堂是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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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進球

本文想結合他和他對發展足球的看法,探討足球產業的發展。有一句話叫“國難思良將,家貧想賢妻”。真正有價值,且彌足珍貴的,是球王這樣的人。球王李惠堂,不僅是一座永恆的精神豐碑,還因他執教多年,他在足球方面的偉大實踐和發展理論,有著強大的意義。

李惠堂,民國時期最著名的足球運動員。1905年出生於香港。活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亞洲足壇。他曾帶領港滬兩地足球精英,稱霸於第七、八、九、十屆遠東運動會。他從17歲成為甲級隊員,到42歲掛靴退役,在亞、歐、澳三洲都打過比賽,每次比賽都有進球紀錄。

據統計在各項足球比賽中共射進1860個球,世界上進球逾千個的球星,屈指可數……民國時期有“聽戲要聽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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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還是足球運動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48年,退役後的李惠堂作為教練參加第十四屆奧運會足球賽,並且成為中國人中第一位獲得國際裁判資格的人。1954年,他當選為亞洲足球聯合會秘書長;1965年,當選為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在國際足聯獲得最高職務的中國人;1966年,當任亞洲足球聯合會和國際足球聯合會的副主席,在世界足壇享有威望。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論家,持續探索足球理論,有《球圃菜根集》、《雜果盤》、《足球裁判》、《魯衛吟草》、《南遊散記》等足球論著問世。

結合球王的理論和實踐,中國的足球運動,應該怎樣發展呢?或者說振興?

1

對自己和世界的差距

要有客觀、精準、全局的認識

李惠堂所參加的足球隊,曾榮獲過5次遠東運動會冠軍,4次全國冠軍,26次香港冠軍,1次廣東省冠軍,2次印尼冠軍,2次亞洲冠軍。他曾兩次代表中國出席奧運會,尤其是第一次,從東南亞到西歐,沿途 27戰,戰戰皆捷,他獨自破門3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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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和他獲得的獎牌

要知道,這是在內憂外患的二三十年代。當時中國的GDP,只有《大國的興衰》引用經濟史學者貝羅克的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然後從內憂外患、積弊重重中艱難地重新起步。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也就是球王帶隊參加奧運會的那一年,中國的總體GDP高於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日本明顯強於中國,而且工業力量和日本遠遠不在一個檔次上。抗戰初期,中國喪師失地……這就是球王馳騁綠茵的時代背景。

抗戰前夕,足球曾經是國人為之興奮和驕傲的事。

有記載的中外足球最早的一場比賽是在1906年。由中國協和書院隊對陣英國駐中國的英兵隊,電影《京都球俠》就是根據這場比賽拍攝的。比賽結果協和書院隊以2比0戰勝了對手,並獲得為優勝者設立的“九龍杯”。不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的清政府不相信自己的球隊會獲勝,賽後,居然特意派人將“九龍杯”送到英軍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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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期的國足隊

1949年前,足球開展比較好的地區主要是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大連等地。原因在於當地有外國駐軍和外國僑民踢球。而恰恰是這些外國球隊在中國的耀武揚威,激起了中國足球愛好者的奮發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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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發地苦練技術,自組球隊抗衡洋人球隊,這樣就湧現出了香港“南華”、上海“樂群”、“樂華”、“東華”、北京“三育”、“利華”、天津“北寧”、大連“東北風”等著名球隊,它們都曾多次擊敗所在城市的西洋球隊,還曾出訪東南亞、日本、澳洲等地,比賽勝多負少。這其中也湧現出了當時家喻戶曉的“亞洲球王”李惠堂、“鐵腿”孫錦順、“飛將軍”戴麟經、“無畏將軍”葉北華等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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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柏林奧運會的中國足球隊

而當時的中國隊從1913年起出戰10屆遠東運動會足球賽,拿到9個冠軍,對日本隊保持20年不敗。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管不顧的情況下,中國隊轉戰東南亞,一個多月打了27場比賽,靠比賽籌錢才得以參加1936年奧運會足球賽,而恰恰是因體力不支,才在最後10分鐘丟了兩個球,以0比2輸給英國隊,遭淘汰。

但是,與媒體宣傳的所謂敗給足球發源國英國“強隊”,雖敗猶榮等類似這些話相反,李惠堂非常清楚,國足和歐洲球隊在技術、體能等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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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李惠堂隨南華足球隊征戰澳大利亞,這也是中國球隊第一次遠赴外洲客場作戰,臨行前,李惠堂將此次比賽前的心情寫在紙上。他說,“物以比較而見優劣、技以比較而見高低。不與彼邦人士比賽、焉知技之優劣、縱使日夕稱雄於東亞、舉足稍遠、則一蹶不振,遑論乎加入萬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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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的認識是清醒的。所謂客觀、精準,就是不偏不倚,分清楚事實和情緒。大部分人,都是被情緒所左右,也許這是足球的一項魅力吧。但這並不利於產業的發展。

2

球星誕生不僅需要國力作為支撐

更需要深厚文化作為土壤

踢球的人要什麼素質呢?光會踢球就行麼?其實不然。研究了球王的歷程之後,客名君覺著,足球可以說是一項取代戰爭的沙盤遊戲,就是說會同時映射戰爭的複雜性。

戰爭就必須得高智商、高情商,必須有一定的厚度,包括系統戰略思維的格局、分析和決斷能力、作戰的配合技術、意志力和心理戰術等,遠不止是常規技術和體力的較量。踢球的人如果沒有文化,他可能會在個人私利的取捨之間折戟沉沙。莊子有一句話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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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人格高尚,球品堪稱完美。同時他能文能武,書法也有相當造詣。他是詩人、足球理論家和作家,因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緣故,他的私塾是五華當地的名士所教,對國文一直十分愛好。

他在《魯衛吟草》這個詩集裡有一篇《嗟學淺》:“不向仕途求賢達,倦從湖海效陶朱。唯慚學問無根底,常悔當年懶讀書”,表達了對學問的嚮往。他還有一首《春夜讀書》:“幼年苦失學,未讀經和史。春色惱人眠,挑燈研老子”,說明他會去研究《道德經》……球王后來也是一個傑出的教練,分分鐘可以轉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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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客家名人之所以可以適應複雜角色,就是因為有著文武商皆曉、通才式的轉換能力,和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底層操作系統。這裡說的通才式能力,並不是指學歷!

關於球品,李惠堂對於踢球球員的道德看得至關重要,認為應該先學做人再學球藝。李惠堂告誡初學者說,“稍有進境,切忌引而自滿,更不宜自大。當知讓為古人八德之一,亦為裨益之本源。節其源,伐其本,是無異自塞進步之門也。鄙意以為,初習宜先習道德後習球藝。道德一淪喪便不可收拾矣,可不畏哉。”

李惠堂的隊友綜合素質也都是很高的,舉個例子,徐亞輝在奧運會之後,直接留在德國學習無線電技術。而國外的球星很多從事這其他高智商的職業,2018年世界盃上冰島球隊的學歷和職業就足見一斑,美國很多好的運動員,都是哈佛、耶魯畢業,英國的,劍橋、牛津畢業……就是這個道理。

高人格、高智商,才能知進退,懂得失,並且有毅力,這三者是從事系統性要求極高的運動之人的重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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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盃上,

C羅原地騰空79cm,超過了NBA運動員的平均值!

這源於他的超級自律

但是如果球員吃不了苦、管不住自己、過分自我,就很麻煩,這種文化因素就不是短期可以提高的。

底蘊來自土壤,一切都是厚積薄發。李惠堂的故鄉梅州,是全國最早接觸現代足球的地方,民眾普遍對足球運動十分熱愛。

李惠堂主編的《足球》一書中敘述道:“自從海禁一開,沿海各商埠便受著足球的薰染。新式運動輸入我國,也要算足球為最先,所以因為足球有產生最早、灌輸最久的關係,無怪是我國現在最通行和所最崇拜的運動了,何況足球的比賽不拘時、不擇地、不論人數多寡、不管球場大小,都可以舉行比賽。”梅州就是如此,男女老少都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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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很多地方並不是如此,人們不愛舒展腿腳,也沒有地方舒展腿腳,人們一臉懶容、滿肚油膩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球星的。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足球思維進入到文化深層,愛玩的人多,玩的機會多,出會玩的人就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是產業事件。

3

發展足球需要產業思維

所謂產業思維,說大了就是要提供能生產高素質球隊的產業鏈條和機制,說小了就是提高高素質人才熱愛踢球的概率,避免劣幣驅逐良幣。

首先要上升到國藝。

製造一個有利於足球發展的產業環境。要出產正能量的球星,不要黑哨和流氓。

李惠堂在1928年提出一個斷:“足球是我國最出色運動、遠東連捷七屆、和本年度港滬兩華隊的冠軍頭銜便足引證無訛了,我們更進一步而知足球,不特是我國最出色的運動,而且是最通行的運動,那也是萬眾公認的。所以在足球的名稱上頭、要冠之以中國國藝稱號。”

李惠堂的這番話是有根據的。在當時,遠東連捷七屆”是指中國足球隊在已經舉行的8屆遠東運動會中,從第2屆至第8屆,蟬聯7次冠軍,在當時的亞洲沒有對手,國人對於足球的喜愛已經到了瘋狂地步。

其次,提供平等的參與機會。在小學到高校,對最可塑的青少年,大力倡導足球競技文化。

李惠堂認為,足球這項運動,兒童練習起來較易入門,而兒童練習足球,必然要從踢小足球開始,待到控球技術熟練後,再開始練習正式足球。同時,不要高球,要學會用兩隻腳踢球的訓誡,今天來看,同樣是先進的技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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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惠堂的時代,他認為,足球無論貧賤富貴、人人都有機會,雖然是設備場地有時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因陋就簡,同樣可以為後來正式球賽做些準備。李惠堂本人也是平時所說從踢“野球”開始,小時的李惠堂,與村裡的夥伴從踢柚子開始,到塞滿布條的“襪子足球”,練就了一身球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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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歸來便約會鄰近同志,以衣履作球門,以路溝作邊線,馳跑顛撲、樂而忘食,有今日的成績,泰半是在那個時候。就是今日國內的上乘好手,無一不是從小球出身。因此以為小球之戲,正是足球的第一步。雖然也有初學便從正式足球起步而成為健將的,但總可算得是鳳毛麟角了。”李惠堂對於自己幼時的起步,一直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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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的孩子普遍從小就被各種文化班佔據大量時間。以北京為例,小學生課間竟然不讓出去(似乎客名君小學時候撒野式在操場玩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被侷限在教室,體育課往往走走過場,形同虛設,因為戶外活動少,幾乎六成以上的孩子早早戴上眼鏡,放眼望去,一片淡白的小臉和運動不足的體格。

大學生,則忙著找工作,兼職賺錢等。這種教育土壤下,如何發展足球產業?恐怕只有體校足球系的學生玩玩罷了。更別提系統性地訓練球品了!之前有個娛樂節目中,有個諧星說他有辦法——高考增加一門足球……

1928年,23歲的李惠堂自費出版了《足球》一書,這也是第一個足球運動員出書。在書中,李惠堂對於如何培養人才,如何踢好足球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李惠堂認為,因為足球是最易入門、最饒興味、最容易舉行、最經濟的運動,所以學習的人便多。這是不是和我們現在的觀念相左?如果連那時候都比不上,怎麼發展足球產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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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王李惠堂

誠如李惠堂所言,上個世紀20年代確實為中國開展足球運動的黃金時期。國內學校,無論公私大小,無一處不有足球賽。各個體育機關,寧使其他運動不開展,足球是不能放棄的。中國足球在遠東首屈一指,連年奪來各種榮耀的冠軍,足球越受人推崇。

最後,既然三觀和通才那麼重要,在培養球員的過程中,要在這兩方面努力。球員應熱愛足球,應是一個分明、堅毅、幸福的人。足球教育的所有機制,要保證這一點。

球王李惠堂的球品完美,他是一位既被對手重視又被對手敬重的球員。他提倡,練習足球以前,一定要明白足球的旨趣,瞭解足球的目的,才能保持高尚的身份。球戰有一定的規則和秩序,一面留心對方的意圖,一面打算自己的戰術。運動員所求的不是表面上的細微勝負,能抱持奮鬥精神,高尚人格,便配稱為一個真正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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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世界盃,一個小球迷因沒有見到c羅而著急大哭,原本已上了球隊大巴的c羅馬上下車,他抱著男孩輕聲安慰,就像一個鄰家哥哥

這種高尚人格的倡導,上升到了國格,就是最厲害的。1934年最後一屆遠東運動會,李惠堂以隊長身份出征。當時中國的東三省已經落入日寇魔爪,而足球的決賽恰好在中日之間進行,李惠堂在比賽結束前打進關鍵進球,幫助中國隊以4∶3擊敗日本隊,幫助國足連續第九次捧起冠軍獎盃。李惠堂後來回憶說,這是他足球生涯中最重要的進球。他也因此被球迷們視為足球場上的抗日先鋒。這反映了他踢球的“底層操作系統”——壯我國威。

香港淪陷後,李惠堂不願做亡國奴,拒絕汪精衛的邀請,於1941年借到澳門比賽之機,輾轉回到老家,並組建了五華足球隊,響應宋慶齡提出的慰問抗日傷病員的號召,四處義賽,並把義賽所得全部捐給救災、慰勞傷兵、孤兒等之用。更留下“海角歸來奔國難,名成獻藝賽頻頻”的詩句……

玩命踢好球,這樣才快樂,才安心。這就是所謂的“底層操作系統”——想方設法將球員的快樂和足球產業發展的初心聯繫起來。

那麼,當今時代,應該研究怎樣從產業上,塑造球員的底層操作系統,保證玩命踢好球的長續動力。

一代球王,綠茵英姿,臨風懷想,近兮遠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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