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中日戰爭進入長期化之際，汪精衛一行秘密經昆明轉往河內，12月29日發表《豔電》，與日本12月22日的《近衛首相聲明》相呼應，公然通電建議國民黨“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舉國上下，討逆之聲彼伏此起。
但是，對日汪聯手掀起的明顯針對蔣介石及其主導的國民政府的政治及宣傳攻勢，蔣本人卻沒有立即對汪本人採取強硬姿態。
《豔電》發表以前，蔣在12月26日重慶國民黨中央紀念週發表講話，講話的焦點是痛批近衛聲明欲滅亡中國的本質，他說
:“總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絕不在於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他進而意有所指地提出:“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表現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也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但全篇講話，沒有直接提到汪精衛。此後數月間，作為輿論焦點之一的汪精衛及其叛國問題一直沒在蔣的公開言論中出現。
《豔電》發表後，蔣對《豔電》沒有評論。在隨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上，又力主對汪留有餘地，不下通緝令，並將因參與叛逃而逮捕的彭學沛釋放，會議的結果是永遠開除汪的黨籍，“只是輕輕解除職務”。
蔣的以上種種行為與當時激烈的討汪浪潮相比，似乎過於輕描淡寫。蔣隨即繼任了汪的國民參政會議長職務，但在首屆參政會第3次大會時，他並未公開指責汪;對汪為曾仲鳴之死“出於義憤”而發表的《舉一個例》長文，亦無直接回應。
直到1939年10月1日，其時，汪精衛已經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六大”，蔣才在答中外記者問中明確汪為“逆”，是“人人得起而誅之”、“罪惡昭著”、“根本上已自絕於中華民國全國國民”的“漢奸罪犯”。他表示
:“餘受國民付託，職在捍衛我國家，汪逆受敵人指使，欲出賣我國家，予之地位，不僅應為本黨誅此敗類，更應為國家除此元惡。”他還對天發誓:“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
意有未盡的蔣介石甚至提出:“如其(指汪精衛)有天良發現之一天，猛省罪惡，不欲玷汙其祖宗與子孫，亦惟有自殺以謝國人耳。”與蔣此次幾乎聲嘶力竭的講話相映成趣的是，此前數月間，面對外間的種種揣測追問，他一次次選擇了隱忍和剋制，對汪的出走拒不公開定性、表態。這是為什麼呢?
筆者認為，對於汪的出走及投敵，蔣介石遲遲未表態的原因有三。
一、防範國民黨內高層的分裂
汪精衛出逃之際，正是“中華民族空前未有之危局”。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懸殊、國際綏靖氣氛使日本侵華氣焰十分囂張固然是促成這種危局的重要原因，但民族危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內高層的不團結，重慶政府內部依然派系林立，權利鬥爭尖銳複雜，蔣不能不擔心自己的陣營被日本從內部攻破。
二、爭取龍雲等地方實力派繼續留在抗日陣營
汪精衛出走是否會帶動地方實力派共同倒蔣?這種擔心是蔣介石所以對汪採取穩守反擊方針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三、出於對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的考慮
對汪出走這種“等同於私通敵人，等同於挖國家的牆角”的背叛，蔣一開始未公開定性，如果說是出於安定其內部並且對爭取地方實力派有一定的打算，那麼，次年4、5月間，國內對國民政府的“寬容”已有不滿，外間對蔣的抗戰態度有所惶惑的時候，蔣為什麼寧願安排“刺汪”，也不願公開指斥汪為“漢奸”呢?深入考察可以看出:蔣在列強希望中日講和的大背景下，不想對外造成輕易關閉和平之門的印象，不想失去在可以接受的條件下實現對日和平的機會，以免失去列強的同情和雖然很少但很珍貴的支持和援助。換句話說，正是當時國際上對日侵華的綏靖，使蔣選擇了再剋制與再忍耐。
閱讀更多 野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