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國史是中國史學中的新興學科，也是當前史學研究中最富朝氣、最具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舉辦的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中，青年學者們圍繞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與交流。與會學者的研究與對話既呈現了傳統政治史、思想史、人物研究的新進展與中共黨史、革命史研究的新趨向，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同時還體現了青年學者對多元視角及研究方法的運用。本次論壇展現了民國史研究的巨大潛力與魅力，為進一步深化相關各領域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合影）
中華民國史是中國史學中的新興學科，也是當前史學研究中最富朝氣、最具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為了推進民國史學術研究，鼓勵青年學者成長，2016年8月27-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在北京舉辦了“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共有來自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日本和美國的71位學者與會，其中有52位青年學者提交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此次論壇倡導“大民國史”研究，主辦方在論文遴選過程中，注重整體性的歷史視野，力圖促進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論壇鼓勵青年學者研究思考關乎中國近代社會政治走向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也注重選拔那些開拓了新的領域，對前人未予以充分重視的問題進行研究、填補空白的論文，倡導青年學者引入新的視角和研究方法，為民國史學科注入新的思維與活力。與會論文涉及民國政治、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從總體上展現出當代青年民國史研究者的學術特點。
一、傳統政治史、思想史、人物研究的新進展
1911-1949年，是決定近代中國歷史命運的重要時期，民國史研究，向來關注重大歷史進程，重視研究那些影響近代中國命運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關鍵問題。近年來大量海內外新史料的湧現，亦使得傳統政治史研究煥發出新的生命力。許多青年學者也選擇聚焦於學界已有相當成果的重要問題，對其進行重新探討與深入研究。他們或利用新史料與新方法，對已有的觀點提出質疑;或從不同方面切入，呈現相關問題的多重面相。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是民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除國內政治博弈以外，對日外交也是影響其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承紅磊的《袁世凱帝制運動時期的對日策略》,利用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英國外交檔案、美國外交文件等史料，詳盡地梳理了袁世凱帝制運動過程中，日本政府的態度轉變和袁政府相應的交涉方針變化。作者認為，經“二十一條”交涉，袁世凱對日本政府的外交手腕有所輕視，在帝制運動過程中，袁政府一直對日方意圖判斷不學明，對其實現政策之決心過於低估，同時又對國際形勢判斷有所失誤。這一研究展現出外交與內政的互動關係，揭示了現代世界國家政治的特點。
中央與地方關係是歷代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地方行政制度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省制對於遼闊疆域的治理、國家的統一強盛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民國時期，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建不僅體現出各方政治勢力的博弈，更涉現代國家的建構問題。民國初年，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新思考使得省制存廢問題成為不同勢力角力的舞臺。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陳明的《熊希齡內閣時期的廢省籌議》,梳理了熊希齡內閣時期北京政府的府、院和地方實力派對於省制存廢的不同意見及不同的“改省方案”，展現出民國初年政界和知識分子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探討。
臺灣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張智瑋從地方政治入手，探討了現代國家建構的問題。他的《縣制改革與現代國家建構:以抗戰時期的新縣製為例》,通過研究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縣制改革，探討國民黨的國家政權建設，認為國民政府此次縣制改革吸取了先前改革的經驗與教訓，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國民政府積極在縣級行政機構確立其自治地位，從表現上看，自治與國家控制似乎是對立與矛盾的，但是從國家的角度看，從制度上確立縣的自治地位，本身就表明中國已經開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
在政治制度之外，重大的思想運動、思潮轉向也受到青年學者的重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中國思想界產生的巨大影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分歧等問題。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的《否定“現代”:歐戰後的“未來”觀與五四思想界的新趨向》，聚焦於歐戰之後的中國思想界，細緻梳理了時人的思慮。文章呈現了歐戰後中國思想界的多種否定“現代”趨向，指出只有充分了解這一趨向，才能更好地理解社會主義的崛起、東方文化的復興和光怪陸離、混流並進的五四思想界。
長期以來，大陸和海外學界對於“國民黨左派”的理解始終存在分歧，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與歷史觀的差異，也在於國民黨左派本身從誕生到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性。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的《策略、思想、路線鬥爭——關於“國民黨左派”的再思考(1924-1931)》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文章指出，國民黨左派的誕生，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現象，是各種政治力量交織的產物，既有國民黨內部的訴求，也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國家利益的推動，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思想系統和組織脈絡上，國民黨左派始終是複雜的、變動的。從思想上看，儘管國民黨內始終存在抱持不同程度社會主義思想的黨員，但這一群體與左派並不重合。1928年後的國民黨左派更多代表了國民黨政權內部一種自覺的自我反思，除了對政權腐敗渙散的批評外，以黨治軍與社會動員也始終存在於其思考中。
人物的活動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國傳統史學一貫重視人在某一歷史情境下的行動與可能建立的成就。重要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思想、重要思想人物的個案研究，亦受到青年學者的關注。此次論壇中，有不少論文聚焦於民國重要政治、思想人物的研究，例如蔣介石、譚延闓、孔祥熙、孔令侃、楊度、張東蓀等。
目前學界對於蔣介石的憲政思想研究，大多關注抗戰後蔣對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及此後制定憲法的態度，臺灣“國史館”蕭李居則聚焦於蔣在抗戰前對於民主憲政觀念的認知與理解。他的《通往‘民主’之路?:蔣介石的〈五五憲草〉指示與憲政的認識》，根據蔣介石在《五五憲草》擬定過程中提出的個人意見及指示，認為蔣介石的自由與平等觀念顯示出國家主義的傾向。蔣介石對於憲法草案的意見主要在於中央政制方面，特別在意總統的職權與任期。同時蔣也曾提出設置議會，並明確總統及議會職權，希望以此達到權力制衡的效果，但他的構想實際上並不符合真正的權力分立原理與目的。可以說，戰前蔣介石已經注意到權力分立原則，但並不真正瞭解其運作的意義與內涵。
譚延闓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囿於資料的侷限，其研究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浙江大學歷史系肖如平的《國民革命時期的譚延闓與蔣介石》，利用《譚延闓日記》《蔣介石日記》等資料，以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遷都之爭、寧漢分裂等事件為切入點，梳理了國民革命時期譚延闓的政治立場及譚、蔣關係的演變過程。作者認為譚、蔣關係由合作走向分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政治理念的差異。在武漢國民政府分共以前，譚延闓基本認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對蔣介石大權獨攬、破壞黨權、驅逐鮑羅廷、清黨等行為頗為不滿。這種政治理念的差異導致雙方由合作走向了分裂。不過，在武漢國民政府分共及中共南昌起義後，譚延闓改變了政治立場，與蔣介石再次走向合作。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韓長青的《孔祥熙與抗戰後期中美關於在華美軍墊款問題交涉》，運用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的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工作日記等史料，探究1944-1945年孔祥熙在美國逗留期間同美國財長摩根索就解決在華美軍墊款問題所進行的談判過程及其結局。作者指出，孔祥熙和摩根索雙方對各自談判策略、方針、立場的選擇，既有個人政治意願和專業素養的因素，也受中美關係走勢和戰爭環境的制約。同時在談判期間，因美金公債舞弊風潮而造成的輿論風波不斷侵蝕著孔祥熙對美交涉的底氣和自信。中美間關於美軍墊款問題的談判久拖不決，這既是中美因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等原因造成的分歧，進而逐步發展到雙邊關係全面危機的原因之一，也是雙方關係走入僵局的重要表象。
社會主義論戰持續數年，是五四後重要的思想與政治事件，深刻影響了五四後新勢力的分野及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走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高波將目光投向了現存研究相對不足的張東蓀、梁啟超，他的《俄國道路還是英國道路?———社會主義論戰中張東蓀對中國轉型路徑的思考》，立足於張東蓀在社會主義論戰中的言行，結合當時西方與中國複雜的思想與政治情勢，探討了張東蓀對俄式社會主義與英式社會主義的比較性思考，以及他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關係。
二、中共黨史、革命史研究的新趨向
中共黨史、革命史、工農運動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後到1980年代後期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佔據主導地位。19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史學思潮向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轉換，傳統政治史、革命史研究一度受到冷落。許多青年學者更傾向於選擇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經濟史、城市史、歷史人類學等領域的課題進行研究。然而，政治與革命，畢竟是近百年來影響了中國歷史命運與每個中國人身心體驗的最重要因素，若想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國，理解我們的生活，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革命與中國獨特的政治道路。近年來政治史、革命史研究又有復興趨勢，在本次論壇中也體現出青年學者對新革命史的關注。
在抗戰時期，徵兵問題始終是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最重要難題之一。國民政府因徵兵問題在多地引發嚴重民怨，大失人心，但共產黨在這期間卻得到了迅猛發展。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龍飛的《太行根據地的徵兵困境與民兵參軍》指出，介乎“民”和“兵”之間的民兵對這種大發展有重要貢獻。該文主要圍繞抗戰時期太行民兵的參軍問題展開論述，呈現出民兵在中共武裝體系中的位置和能效。論文指出，民兵雖戰鬥力有限，但作為中共軍事力量體系的重要部分，聯通了民眾和軍隊。這種群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並存而又梯級發展的武裝體制，既舒緩了直接動員參軍的困難，又確保了軍隊的可持續性發展。
大學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郭寧注意到中共軍隊中的山頭問題，他的《115師與山東縱隊:論抗戰時期中共在山東的山頭之爭》，敘述了抗戰時期中共在山東根據地兩個山頭的形成、矛盾激化與最終統一。他認為，115師與山東縱隊的山頭之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中共遊擊戰戰略的轉變，延安與太行政策的差異及對前線指揮權的伸縮，兩支部隊與延安的親疏不同，對有限資源的競爭，地方黨、政與部隊的矛盾，本土與外來的矛盾，領導人之間的不合等。最終，在延安發出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指示下，這一爭鬥以山東縱隊被撤銷，115師在新的山東軍區中取得絕對領導而告終。
1946年安平事件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發生的首次較大規模武裝衝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何居東的《1946年安平事件調查始末》，梳理共、美、國三方在軍調部框架下對安平事件進行聯合調查的全過程，展現了三方政治角力的複雜面相，並對既有研究的部分結論提出質疑。作者認為，安平事件的發生正值中共對美政策的轉折點，中共決意利用這一事件進行反美反蔣的輿論宣傳，加之美國在援助國民黨的政策上存在反覆性和複雜性，中共必然會採取強硬立場。從調查本身來講，軍調部三方一致原則是聯合調查得以開展的前提，然而隨著調查的深入，三方均開始對對方的證人提出質疑，這種三方對事件真相不可彌合的矛盾，最終必然導致調查失敗的結局。而聯合調查中所產生的矛盾衝突，更加速了中共和美國雙方關係的惡化。
工人運動是政治史、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的工業中心，聚集了國內規模最為龐大的產業工人，國共雙方為爭取工人支持，均在滬大力發展工會及相關組織。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賀江楓的《1946-1949年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員會研究———以滬東區紡織染業為中心》，對上海市滬東區紡織染工人福利委員會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認為，工福會作為國民黨的工會，群眾基礎薄弱且深受國民黨派系鬥爭的困擾。而其以犧牲資本家利益換取工人支持的做法又加劇了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的離心離德。總體而言，滬東區紡織染工福會在維護工人利益方面雖曾發揮一定作用，但與中共領導的工會有本質不同。隨著中共工運策略的調整及國共內戰局勢的變化，工福會陷入混亂分裂的局面，最終遭上海工人徹底拋棄。
三、新的研究領域的開創與拓展
中華民國史時間跨度雖短，但卻是一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是一段極其廣闊而又深刻的歷史。儘管民國史研究已經發展近半個世紀，但仍有若干重要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研究。善於發現問題是青年學者的一大長處，本次論壇中，很多青年學者尋找以往受關注較少，而又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予以研究，推進了對相關領域的進一步探索與思考，使我們得以更加全面地瞭解民國時期的歷史。
上海中醫藥大學裘陳江將目光投向邊陲地區的韓國流亡人士這一群體，他的《孔教會與東亞:〈龍淵金鼎奎日記〉中的孔教會延吉支會》，以孔教會延吉支會創始人之一金鼎奎的日記等為基本史料，還原了1910年代流亡中國的韓國獨立人士以孔教為號召，以孔教會為紐帶，求生存謀復國的歷史過程。作者指出，在舊派韓國人士看來，對孔教的認同是保存民族性最重要的方式。在延吉邊陲，孔教會至少使得韓國舊派士人擺脫新派的壓制，並一度獲得當地官方的支持和認可。儘管1919年之後反日鬥爭成為主軸，但孔教會仍有餘波存於延邊地區。
和基督教在華歷史相比較，佛教在近代歷史研究中受到的關注較少。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倪管嬣的《清末民初佛教與國家關係的轉型》，通過考察清末民初佛教界對於廟產訴訟事件的應對，重新審視僧俗互動的關係及佛教在大變革時期的轉型。作者指出，中國佛教界對於廟產問題的處理態度由被動轉變為主動，是共和初期政府管理寺廟條例推行下，中國佛教界回應大環境變局的因應之道，也是共和體制下宗教界捍衛自身權益之舉，更是為適應時代轉型而尋求的嶄新道路。
童子軍是1930年代最大的全國性兒童組織，它與國民黨有著深刻的組織關聯性。清華大學歷史系戚學民的《論國民黨對童子軍治權的奪取》梳理了國民黨控制童子軍的過程。文章特別關注國民黨為樹立自身的絕對權威，與民間教育團體、黨內教育行政系統和共產黨三方展開的對童子軍領導權的爭奪。作者認為，國民黨對童子軍的控制與對其他民間團體的整頓和改組是一體的，是其構建社會組織管理機制的重要部分，而由於童子軍實踐對象的特殊性，國民黨對其改造控制相當徹底。從另一個意義上看，童子軍的黨化也是黨國的權力觸角向社會基層生活延伸的外在體現。國民黨與各方對童子軍控制權的爭奪體現了國民黨內部的執政理念差異和權勢轉移，童子軍的組織發展也是國共兩黨的青年兒童政策和爭奪的一個側面反映。
近年來，軍事史研究受到學界重視，相關成果不斷湧現。不同於以往研究注重戰爭過程的梳理與復原，新的軍事史研究更多關注軍事思想和軍隊的組織形態、指揮運作、官兵人事、後勤保障、士兵招募及兵營生活等內容。這一軍事史研究的復興與轉型在本次論壇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德國著名軍事家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對現代軍事思想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以往學界對軍事思想史關注較少。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鄺智文的《國民革命軍“知識軍人”與“總動員戰爭”(1928-1937)》釐清了抗日戰爭前民國軍人對總體戰的理解。該文指出，早在魯登道夫的《總體戰》被翻譯為中文以前，民國軍人已開始討論總體戰的不同方面，並逐漸形成建立全面總動員制度的共識。正因此，國民政府自北伐結束以來一直在加強軍政部、軍事委員會以及國防會議等機構的權力，以及確定它們協調各部門的角色。這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建立戰時體制打下了基礎。但是，這一發展又與派系政治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建立總動員體制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派系軍人謀取個人及派系利益的工具。知識軍人所強調的整理戶籍、改革兵制，以及逐步推行兵役制度並沒有得以優先進行，導致國民政府在抗戰開始時只有有限的徵兵制度。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堯聚焦於以往軍事史研究較為忽視的後勤領域，他的《抗戰時期的後勤兵站與傷兵運輸》，梳理和呈現了戰時軍隊兵站配置及傷兵輸送的整體情況，並論述了二者的相互配合狀況。作者認為戰時軍隊後勤體系中兵站單位和醫療後送單位的設置是十分充足的，但由於執行或者規劃不周全的關係，導致這樣的後勤規劃出現了計劃與實行上的落差。儘管如此，這套完整的兵站補給與運輸設計體系仍在戰時軍隊的後勤運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忠義救國軍是抗戰時期受軍統領導的一支武裝部隊，對於它在抗戰結束後的發展，既有研究很少。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範育誠利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及“國史館”的相關檔案，解讀並分析了抗戰結束後忠義救國軍轉型為交通警察部隊的過程及交通警察總局的任務和角色。他在《軍警之間:從忠義救國軍到交通警察》中指出，忠義救國軍雖然被改編為交通警察總局，但其真正的定位仍然是軍隊而非警察。甚至可以說，忠義救國軍之所以得以改編而非裁撤，正因這套以警察掩護軍隊，或者說寓國防於警察，進而藉此抑制共產黨的策略打動了蔣介石。
太平洋戰爭期間，東南亞戰場與中國抗日戰場聯繫十分緊密，國民政府在當地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動。日本慶應大學藤井元博的《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第四戰區的越南工作:協助民族運動與對華僑宣傳》，聚焦於抗戰時期中國軍方的對越工作情況，探討了軍方扮演的角色及其開展工作背後的邏輯關係。作者認為，軍方插手西南邊境的對外關係，是其強化統領力度的重要手段。同時，在中國因對維希法國宣戰而無法與越南殖民政府取得直接聯繫時，地方的軍事部門就在對外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抗日戰爭中的偽政權及淪陷區研究一直受到冷遇，近年來才逐漸為學界關注。本次論壇有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著重從思想史層面考察了偽政權的“建國”理念。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方豔華的《“激活”儒家的路徑:偽滿日與偽的“王道政治”闡釋》，聚焦於偽滿洲國確立的“王道政治”的“新建國家”理念，梳理呈現了“王道政治”闡釋權由溥儀君臣到關東軍的轉變過程及他們各自的不同闡釋。文章指出，偽滿成立之初溥儀君臣對王道政治的闡述，總體上延續了儒家內聖外王的倫理政治思路，但這不能滿足日本強化對偽滿殖民統治的需要，故關東軍重新規範“王道政治”的闡釋方向，並提煉出較具彈性的“建國精神”概念，以此加入軍國主義化皇道的內容。
日本學術振興會關智英的《冀東政府的思想背景———以殷汝耕與池宗墨為中心》，通過分析冀東政府的實際指導者殷汝耕、池宗墨的生平經歷及思想言論，討論了以下問題:第一，殷汝耕象徵著在中日兩國的夾縫間進行活動的中國人所能達到的程度;第二，冀東政府的方針實際上受池宗墨的思想影響更大;第三，冀東政府的言行，如反國民黨、反國民政府、懸掛五色旗，成為中日戰爭時期建立於日本佔領地的各政權之先驅。
在教育史方面，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林幸司的《近代中國高等商業教育之黎明》初步探討了聖約翰大學高等商業學校創辦時期的有關情況。他認為，聖約翰大學的高等商業教育是以美國高等商業學校為模板的“作為學問的實業教育”，其內容就是培養當時新興企業所需要的僱傭經營者，與一般實業教育沒有直接的關係。從大結構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以經濟學、經營學制度化來追求“作為學問的實業教育”的世界性潮流，美國則試圖以教育為突破口進入中國。
臺灣圖書館特藏組學者黃文德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國際交換(1933-1940)》，透過近代中國出版品國際交換體制脈絡的演變，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如何在抗戰初期，統整南北分歧的事權機構，形成溝通文化樞紐，履行國際協約義務，而最終達到以知識服務支持抗戰之迫切目的。
四、多元視野下的交流與對話
青年學者思維活躍，極具創新意識，具有較寬廣的視野，且善於利用多元的視角與研究方法，這在本次論壇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許多學者的選題都具有整體性視野，能以小見大，關注到各個領域間的互動，有機地涵蓋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社會史等多個領域，而學者們之間豐富的討論與交流，也很好的促進了各領域之間的對話。
中共常州市委黨校計小敏注意到1934年擬在洪澤湖區設立“水縣”的設想。他在《水域政區化的設想———民國時期洪澤湖的水縣之案及其流產》中指出，這一設想對湖區治理大有裨益，但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卻很難實施。洪澤湖區為兩省四縣所共有，存在著蘇皖兩大政治勢力的對立與平衡，任何一方都很難單方面打破這一態勢。儘管中央政府有打破平衡、重新調整政治格局的力量，但從維護省際邊界地帶的穩定來說，強勢介入不如中立協調明智。在這種情況下，均勢政治格局未能打破，水縣方案的流產也就在情理之中。
北京化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何樹遠的《北京教育界與1923年中國政局———以驅逐彭允彝運動為例》，關注到民國初年教育界與政界的互動，梳理了1923年初北京教育界因蔡元培辭職而發起的驅逐彭允彝運動的來龍去脈。文章指出，在此次事件之後，北京教育界對黎元洪政府的好感喪失殆盡。因此，在同年6月黎元洪被迫下臺出京，北京政局發生劇烈變化時，北京教育界一改五四後對內政外交大事積極表態的做法，選擇了沉默，而喪失以北京教育界為代表的清流勢力的支持，是北京政府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1917和1919年，北京和廣州相繼成立兩個同名團體———“國民外交後援會”。臺灣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王文隆的《中國參戰與國民外交後援會(1917-1919)》對比二者人員構成與政治訴求的異同，揭示了國民外交團體與政府的關係及其影響政治的方式，反映了民初政治的混亂與南北相爭的形勢。在目標方面，前者主張對德宣戰，後者呼籲南方政府積極參與巴黎和會，其考慮皆為通過取得戰勝國資格獲取利益。在人員組成方面，北方的國民外交後援會成員紛雜，跨越諸多派別，而南方的國民外交後援會幾乎為國民黨人所主導。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查禁引起了廣泛爭議，為彌合政府與社會、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分歧，國民政府不得不對其組織官方審查與訂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周海建的《南京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審查及其社會因應》梳理了這一審查過程及其餘波，呈現了國民政府時期政治與學術互動的具體情形。作者指出，國民政府的審查並沒有對解禁《清史稿》產生實際影響，反而造成了更多爭論。對《清史稿》的審查和爭論不完全是學術的，其中既有清末革命黨人歷史記憶的持續影響，也存在與現實政治的互動。
青年學者的創新意識還體現在多元視角的運用。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地方視角”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瞿駿論文的特點，他的《老新黨與新文化:五四大風籠罩下的地方讀書人》一文聚焦於1920年代的地方讀書人，以由清末新黨轉化而來的“老新黨”群體為切入點，以地方讀書人與五四大風間的互動關係為中心，討論五四大風在地方的蔓延，以及這一過程中地方上與五四大風競爭或競合的力量。既為五四大風的起源、擴散與影響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面相，同時也藉此展現了作為清末延長線和國民革命“既存狀態”的五四運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的《北伐前後的微觀體驗———從地域視角釋讀〈黃尊三日記〉》，從地域視角出發，以居京湘人黃尊三日記為主要史料，展現了一位涵括南北、新舊、輿情等複雜因素的人物對北伐之觀感，戰爭中個體的糾結與抉擇，戰爭對非戰區民眾生活之影響。作者指出，北伐前後的南方國民政府與北方北京政府在時人觀感中很難說存在相互轉換、零和博弈的現象，當時南北地域之別確實存在，並且被不少勢力有意加以運用。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張華選擇從“邊緣”角度探究1920年代的科玄關係。他的《科玄論戰後科玄關係再討論———以周邊知識人為視野》，梳理分析了張競生、太虛法師和趙紫宸三位未直接參與此次論戰的知識人對科玄關係的思考。作者認為，科玄論戰結束後，科學深入人心的說法是完全成立的，但這並不表明科學認識方法打敗了玄學等其他認識方法。可以確認的是，在當時已經出現多種把科學和其他認識方法置於平等位置，並提出融合甚至超越科、玄的認識方法之傾向。
自清代以來，對個人武器持有權的限制是中國政府的傳統，美國俄亥俄大學賀祥(JoshuaHill)敏銳地注意到，在民國初期，對公民擁有攜帶武器之權的主張曾一度十分盛行。他的《民國初期“攜帶武器之權”思想研究》指出，受瑞士全民皆兵的民兵體制啟發，有人視公民攜帶武器之權是解決軍閥問題的重要方法，希望藉此將國防交予公民武裝，以解散軍隊這一軍閥割據的權力基礎。同時也有人強調，公民可自由地購買並持有武器，是保障公民自衛權的重要前提。作者認為，“攜帶武器之權”這一對傳統看法的顛覆，儘管很短暫，卻是民初的一項重要思想文化遺產。對這一思想的探討，為我們理解時人的公民權利觀提供了新的維度。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任天豪選擇從外交史及東亞國際關係史的角度，對國民黨政權在琉球問題上的因應與態度作出解讀。他的《從戰後中華民國對琉球問題的處理看冷戰初期臺灣當局的自我定位》認為，二戰後期以來，國民黨政權對於琉球的態度，往往與臺灣的地位與意義有關，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對內政治需要。由二戰後期直至冷戰初期臺灣方面對琉球事務的處理，可看出臺灣當局的自我定位，在基於自身實力的判斷而自甘援引美國實力並居其之下的心態下，導致其即使大力呼籲其在中國“正統”上的正當性，仍不免顯現侷限與尷尬。
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王建偉的《王府井與天橋:民國北京的雙面敘事》，通過研究王府井與天橋兩種城市景觀的生成，展現了近代北京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一種歷史表現，並對城市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思考。作者認為，表現城市內部的多樣性，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只有兼顧不同來源渠道、不同類型的史料並加以綜合辨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後來者對城市書寫的主觀選擇。只有真正進入城市內部，更多地表現那些被掩蓋在統一表面之下的矛盾性與割裂性，才能更好地展現逝去時代的基本特徵。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趙娜的《互構與交錯:民國時期北京內城土地廟與市民共享地權》，從民俗學視角出發，通過民國時期北京內城葡萄園土地廟地權變遷的個案研究，探討北京內城土地廟地權概念與內涵的複雜性與豐富性，揭示了土地廟實際地權與象徵地權之間互構而交錯的複雜關係、天然矛盾及其相互作用。作者認為，北京土地廟實際地權與象徵地權之間的相互矛盾，導致寺廟現實地權的私有化和市民共享地權的喪失。而且，也正是這種矛盾和衝突產生的巨大張力，使得北京內城土地廟的地權問題成為能夠揭示其獨特性的重要話題。
受西方史學思潮影響，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越來越多地被國內學者所利用。南昌大學歷史系羅桂林將目光投向了上海，他的《“地名戰”:上海法租界街路命名的社會文化史》，通過考察上海法租界的地名演變，分析各種勢力圍繞地名展開的長期競爭，梳理了上海法租界地名從殖民當局“法蘭西化”到汪偽當局“民族主義化”再到國民政府“去敵偽化”“再民族主義化”的發展歷程，同時注意到民眾對於路名的“俗名化”。文章指出，政治性地名在近代上海輪番出現，但均未被完全接受且壽命不長，而源於民眾的“俗名”則構成了地名領域中最穩定的存在。上海法租界街路命名的歷程表明，在中國近代城市政治文化的發展中，存在著一股“自下而上”的演進力量。
歷史與記憶是新文化史研究中十分受關注的內容。復旦大學歷史學繫馬建標的《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一戰時期中國“國恥記憶”的形成與演變》，考察關於“二十一條”的“國恥記憶”在一戰時期的形成與演變，探討國恥記憶是如何塑造這一時期中國人的國家認同。作者認為，一戰時期中國的國恥記憶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啟蒙目的，北京政府和民族精英們將“歷史記憶”的重要性提升到拯救國家命運的高度，比較充分地揭示出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記憶”在民族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肩負了“救亡啟蒙”的神聖使命。
在兩天的論壇中，青年學者們討論了民初內政與外交、國民黨的政權建設與政治思想、國共雙方軍隊的發展與實踐、中國近代的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等重要議題，既呈現了當今民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又促進了不同地域青年學者間的交流與互動，同時充分展現出新生代學人寫作嚴謹紮實，研究方法視角多元，思維活躍等特點。本次論壇為第一屆民國史青年論壇，是民國史研究領域新一代青年學人的一次集體亮相，呈現出民國史研究的巨大潛力與魅力。論壇匯聚了海內外民國史研究的青年人才，推出了民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搭建了學術交流的平臺，促進了民國史研究各個群體間的互動。主辦方和參加者都希望，民國史青年論壇能持續舉辦，為促進國內外學者更加深入、廣泛的交流，為進一步深化民國史研究，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本文初刊於《南京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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