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克勞（Carl Crow）在30年代的上海灘是個響噹噹的名字。他是一個創業成功的廣告大亨，開創了用旗袍女郎形象推銷商品的先河；他也是一個高度多產的記者和作家，為西方瞭解中國提供了獨家視角；他還是一個熱情活躍的社會活動家，為中國的抗戰事業不辭辛勞。他的故事始於上海，也在這座城市變成傳奇。
“性感女郎”廣告背後的美國老闆
1918年底，卡爾·克勞公司（Carl Crow Inc.）在上海正式開張營業。雖然註冊地遠在美國特拉華州，但這是在上海開辦的第一家西方廣告公司。在很多年內，卡爾·克勞公司的辦公地點位於外灘和四川路之間的仁記路（今天池路）81號三樓。
幹新聞出生的克勞具有記者的敏銳目光，認為戰後歐洲的重建將促進上海的經濟繁榮，而經濟繁榮將為中國並不發達的廣告業提供新的商機。他決定創辦一家廣告公司，而且，正是這家廣告公司使他在中國不僅發了財，而且更出了名。
由於諸如怡和洋行、英美菸草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老牌公司的繼續投資，也由於許多外國新公司前來上海搶佔市場，戰後上海經濟出現空前繁榮，因此，克勞的廣告公司開張伊始，就門庭若市，生意興隆。克勞在上海新聞界的人脈關係很少有人能及，他能從很多老朋友和老同事那兒拿到優惠的廣告費率。
善動腦筋的克勞在當時的上海廣告界開創了不少“第一”。比如，他是第一個在廣告中使用“性感女郎”形象的廣告商。那種身穿旗袍、留著西式短髮的性感少女形象最早出現在1920年他為旁氏雪花膏所做的廣告中。許多迷人的年輕女郎出現在從香皂、護膚霜到香菸、汽車的廣告中。
為了創作這些少女形象，克勞成立了上海主要的商業藝術工作室之一，規模僅次於商務印書館和英美菸草公司的藝術工作室。他聘用過許多知名畫家，包括葉淺予、謝慕連和謝之光。
除了在報紙上投放廣告，克勞的廣告公司設有室外廣告部門，負責在華東地區，尤其是在浙江省各地豎立巨型廣告牌和張貼街頭廣告。
從上海伸來的橄欖枝
1883年9月26日，赫伯特·卡爾·克勞（Herbert Carl Crow）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佩裡縣海蘭鎮。克勞的父親是一名鄉村教師。
1911年初，克勞意外地接到密蘇里同鄉托馬斯·密勒（Thomas Millard）從上海發來的一封電報。密勒先生是《紐約先驅論壇報》駐遠東記者，他打算在上海公共租界創辦一份將被稱為《大陸報》（China Press）的英文晨報，並向克勞提供一個職位。
克勞對這個邀請猶豫不決，畢竟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國家，上海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但他又不甘心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也許他的人生由此將發生徹底改變。最終他決定去遠東闖蕩一番。1911年6月，他啟程前往上海。
《大陸報》於1911年8月20日試刊，9天后正式出版，報社設於四川路126弄11號，密勒擔任總編輯。克勞每月的薪水為300美元，正式職務是城市版助理編輯，重點負責報道外交事務。雖然待遇尚好，頭銜聽上去也不錯，但他最初乾的實際上只是夜班編輯的工作，後來負責拼每天的頭版，工作時間是晚上10點到凌晨2點。
密勒創辦《大陸報》的宗旨之一是促進上海外國人社區與中國人之間的聯繫。他甚至讓若干中國名人進入報紙董事會，並且致力於在頭版報道中國新聞，就像紐約一些大報在頭版報道美國新聞一樣。在來上海之前，克勞實際上不大關注中國的事情，但來到上海不久，就採取了對中國非常友好的立場。這部分是由於與同樣親中的密勒關係密切，受到密勒的影響，部分是由於與《大陸報》董事伍廷芳、唐紹儀等名人的經常接觸。
重返上海，參與一戰
1912年12月27日，年近30的克勞在上海與米爾德里德·鮑爾斯（Mildred Powers）小姐結婚。在與《大陸報》簽訂的合同到期後，克勞決定不再續約，希望改變一下生活環境。克勞夫婦在婚後立即離開上海，轉道馬尼拉前往紐約度蜜月。雖然只在中國待了一年多時間，但克勞已完成第一本著作—《中國旅行指南》（The Travelers’ Handbook for China）。
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打破了克勞一家的平靜生活。克勞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他早就認為，美國應該站在英法等國一邊，反對德國人。他開上自己那輛福特車，前往舊金山的徵兵站。
克勞很快得到一份重要工作，擔任美國參戰後成立的戰時宣傳組織——公共信息委員會的遠東代表。他與家人一起返回上海，籌建公共信息委員會的辦事處。雖然搬過幾次家，但克勞一家在上海的主要住處是康腦脫路（今康定路）883號。
在他離開上海的這幾年裡，上海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曾任職的《大陸報》已歸中國人所有，1915年，當克勞身在東京時，密勒把《大陸報》賣了，著手創辦將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重要一頁的《密勒氏評論報》。法租界與公共租界交界處那條發出臭味的洋涇浜已被填沒，成了寬敞的愛多亞路。克勞的辦事處就設在愛多亞路113號。
克勞作為美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在上海的美國領事館與北京的美國公使館之間來回奔忙。他的任務是在中國宣傳美國政府的觀點，防止中國這個國家以及這個美國商品潛在的廣闊市場落入日本人之手。克勞在上海成立了中美通訊社，組織人手每天接收通過美國海軍無線電臺發來的美國新聞，並把新聞譯成中文，基本上無償地提供給各種中文報紙刊登。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公共信息委員會的國內工作在此前幾個月已有所縮減，停戰後則完全停止了。1919年8月21日，威爾遜總統簽署第3154號行政命令，正式廢除公共信息委員會，其國外行動在此前的6月30日正式結束。也許是某個環節出了差錯，沒有人通知克勞，他已不是美國政府的代表。他寫道：
就我而言，我從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也從未被解僱，無論是體面的，還是不體面的，或者是模稜兩可的，而且，就我的正式履歷而言，我仍被公共信息委員會僱用，幫助在上海前線進行這次世界大戰。我確實比其他任何人堅持得更長久，因為雖然我認為，我們的工作已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告終，但我同樣認為，我將得到一段合理的時間清理工作並解散組織。我用仍然掌握的政府資金辦完了這件事，而且，由於我樂而忘憂，沒有意識到自己事實上正在做不合法的事情，我繼續給我本人發放來自一個根據法律已不再存在的政府機構的薪金。
憂傷地離開上海
1925年，妻子米爾德里德與克勞離婚，帶走了女兒貝蒂，但他仍選擇留在上海。除了經商，克勞也熱衷於社會活動。他擔任美國總會會長多年，並破天荒地提名中國人加入美國總會。到30年代末，雖然英國人的上海總會的會員仍清一色全是白人，美國總會已接受了不少中國會員。
由於卡爾·克勞公司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克勞覺得有能力參與創辦一份新的報紙。1929年4月，若干美國人在上海創辦英文《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克勞是其中之一，而主要支持者是有“遠東保險王”之稱的美商友邦保險公司董事長科尼利厄斯·史帶（Cornelius Starr）。《大美晚報》的宗旨是支持中國國民政府，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報館設於愛多亞路21號（今延安東路、四川南路口），位於法租界內，面對公共租界。
克勞擔任《大美晚報》主編的時間很短，很快他就離開了該報。史帶認為，克勞是創辦報紙的傑出人選，但並不適合於長久經營一份報紙。接著，克勞創辦了一份小型旅行月刊——《中國公路》，報道新建的通向蘇州、杭州、南京、黃山等地的公路。這份雜誌得到主要石油公司的廣告支持，因為它們在這些新建公路的沿線設有加油站。
1935年和1936年對卡爾·克勞公司來說都是好年景，直到1937年上半年，形勢看來仍然十分喜人。克勞說：“1937年春天，中國享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最大限度的和平和繁榮。”
可是，所謂天有不測風雲，日軍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摧毀了這種繁榮局面。對克勞來說，8月14日這個“黑色星期六”不僅意味著是廣告業務的終結，也意味著他在中國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生活的終結。作為一個歷來公開指責日本侵略意圖的名人，如果他繼續留在上海，他的生命很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克勞和新任妻子海倫收拾少量細軟，與其他許多外國人一起，憂傷地搭乘美國大來輪船公司的“胡佛總統”號客輪離開上海，轉道馬尼拉前往西雅圖。此後他再也沒有回到這座他十分熱愛的城市。
克勞夫婦在馬尼拉換乘“麥金利總統”號客輪，於9月中旬到達西雅圖。克勞在上岸後接受《西雅圖每日時報》採訪時，顯得蒼老和疲憊。他說：“我不知道，我的家、辦公室和傢俱將遭遇什麼。我的妻子和我將前往紐約。”他告訴該報，中國將會戰鬥很多年，遭受嚴重傷亡，但最終將擊敗日本人。
一個“前洋鬼子”的思索
沒有了繁忙的廣告業務的打擾，克勞現在可以安下心來整理舊稿，撰寫新書。而且，實際上他是拿著一件舊大衣和一個手提箱回國的，他畢生掙下的絕大部分財產都留在上海，顯然沒有收回的希望，他必須依靠寫書掙一點養家餬口的錢。
1937年3月，卡爾·克勞最著名的著作《四萬萬顧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出版。出版該書的紐約哈珀兄弟公司（Harper & Brothers）稱該書是一本“引人入勝和令人發噱的書，公正地和具有洞察力地為成千上萬讀者描述了我們的東方鄰居”。《四萬萬顧客》敘述了一系列在中國做廣告和推銷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克勞經營廣告公司的直接體驗。
1940年1月，《洋鬼子在中國》由紐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 1940年11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拉爾夫·湯普森（Ralph Thompson）評論《洋鬼子在中國》的文章：
卡爾·克勞，老資格的中國通和前洋鬼子，在上海受到轟炸後回到美國，但仍對離開四萬萬顧客、離開上海總會那長長的吧檯感到遺憾。
由克勞設計的一張1935年的上海地圖
克勞頗感悲傷，因為他喜歡在中國的生活。可是，他對這種生活的告終並不感到過於驚訝，也不會埋怨，因為他是明白事理的。他苦笑一下，又達觀地嘆息一聲，拿出了最新的報告。
這部報告即其新作《洋鬼子在中國》，或許可被說成是一部漫無條理的史書，敘述的是最近100年以來外國人——無論好壞——在中國玩弄的各種詭計以及他們自己在玩弄這些詭計期間所過的生活。
克勞認為，總的說來，中國人自始至終是寬宏大量的：“我們受到的憎恨比我們應得的少了很多。”鑑於外國人的欺騙、恫嚇以及更惡劣的所作所為，他們本來可能引發一系列太平叛亂和義和團叛亂。幸運的是，他們沒有引發更多的動亂，同樣幸運的是，他們獲得了一點東西，偶爾他們的所得超過了他們應得的回報。
本文轉載自：上海美國研究。原文出處《卡爾·克勞：老資格的中國通》（《新聞晨報》2011年4月，作者：夏伯銘）
閱讀更多 明德史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