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在土地、員工等各項成本開支達到某個臨界點，就會考慮產業、人員等重新配置，這也符合一般的經濟規律。
有消息稱，7月1日，華為研發等部門正式搬遷，7月2日，將有2700人從深圳到東莞松山湖溪流坡村上班，針對搬遷事項，華為相關人士表示，今年4月4日，深圳市政府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簽署“紮根深圳，展望未來”合作協議便已表明華為會留在深圳，不會搬遷。
無論華為表態如何，其部分業務和員工外遷，確實是事實。而對於深圳而言，面臨此類挑戰也絕非今日了。去年7月就有媒體報道，截至2016年，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其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業，如2014年某知名科技公司就被報道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
回顧起來，其實深圳也早已經歷過多輪的企業外遷。從早期部分“三來一補”企業轉移到東莞等周邊城市，到富士康等製造加工業巨頭向鄭州、貴州等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省市遷徙，再到近兩年來包括華為在內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將部分產業鏈轉至東莞、河源等地，企業外遷潮從未停息。
但相比於之前深圳主動推行的產業轉型升級，倒逼部分低端產業離開，從而騰出土地等寶貴資源，如今的華為部分部門搬遷，則可能有更為深層的經濟原因。
就華為來說，作為業務、人員等仍處於高速發展期的特大型高新企業，在研發、生產基地上所需土地量很大，這也是之前任正非所指“深圳房地產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華為必須為企業發展尋找新的發展空間，遷出部分業務也在情理之中。
而更為重要的因素，則可能與深圳近年來土地、人員成本節節攀升有著密切關聯。事實上，前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決定後者。畢竟，人才選擇某個地區就業，必須考量綜合成本，居住生活成本過高，也就影響著人才在求職過程中對於薪酬福利的期望值。
曾經有人才機構發佈報告，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中，北上深的同崗位白領薪酬高於廣州白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北上深房價帶來的居住生活成本偏高，企業必須用更高薪資來吸引和留住員工。
這也意味著，當企業在土地、員工等各項成本開支達到某個臨界點，就會考慮產業、人員等重新配置，這也符合一般的經濟規律。比如，企業將製造生產等對土地要素需求更旺盛的環節梯度轉移到其他低成本區域，畢竟那裡有更低廉以及更大量的土地供應，還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出於獲得更低成本的目標，企業還會鼓勵部分注重生活成本而不是品質要求的研發員工，也向此類地區轉移。而相對更貼近市場一線的部門，如營銷等部門留在一線城市。
華為等大企業如此，中小高新創業型企業更是如此。以往，北上廣深具有二三線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比如環境、政策優勢，以及各類資源要素集中優勢。但隨著國家在中西部開發上的政策引導和投入，部分二線城市崛起，在以上方面抓緊追趕，逐漸縮小了與一線城市的差距。這其中，二線城市或者說“新一線城市”通過包括戶籍政策改革在內的種種方式，不斷加大人才引進力度，隨之帶來了一大批中小創業型企業。
因此，這也是如今一些一線或二線城市面臨的共同挑戰。未來，這些面臨壓力的城市是否要出臺更強有力的舉措，這有待於主政者的回應和行動。不過，經濟的規律是很清楚的，未來為這些優質的企業提供更為優質的環境，也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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