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1964年10月16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做最后一次彩排，观看完演出后，周恩来给全体演职员讲话时先提醒站在合影阶梯上的演职员们听后不要跳跃，然后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赫鲁晓夫下台了。现在，中央领导到楼上开会，研究国际国内形势，我也要上楼参加会议，大家要把节目排练得更好，用实际行动向党中央汇报。
这两个消息后来被概括为“原子弹送瘟神”，但中共高层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对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华政策还不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决定利用此契机改善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趋势。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探一探勃列日涅夫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改变，是否能够改变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和严重对峙。
1964 年，周恩来访问莫斯科，参加祝贺十月革命47 周年时的照片
苏联党政高层也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与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事风格极有关系，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的鲁莽无礼。勃列日涅夫也指示苏共相关部门给予中共代表团足够隆重的礼遇，但在宴会上，却发生了“祝酒事件”。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国庆招待会，席间，中国代表团的贺龙和苏联的崔可夫正在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走过来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把毛泽东搞掉吧，这样我们就能够友好起来了。周恩来了解此事后立刻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向中国方面表达了正式歉意，并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在指示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抗议的同时，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同时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绝口不谈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随后，在11月9日和11日举行的两次会谈中，中方当面拒绝苏共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而苏联方面也重申苏共二十大以来历次大会所提出并在党纲中固定下来的总路线是不可动摇的。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不欢而散。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率领党政代表团提前回国。这样，赫鲁晓夫的下台并没有成为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点，相反中苏敌意进一步加深了。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其进行了会谈，毛泽东也接见了他，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立场，均无助于两党两国关系的好转。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中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集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标志着国际共运的全面破裂。1966年3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制造军事威胁，频频挑起边境事端，两国关系从盟友走向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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