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會議如同冷戰序幕的先聲，世界第一次被按照美蘇兩國的利益取向而被分割，那些企圖掌握自己命運的弱小民族毫無餘地地被裹挾進了美蘇之間的這場“遊戲”之中。作為弱國但卻是大國的中國卻沒有按照美蘇的意願走下去。
四方“暗戰”在東北
日本投降後，搶佔日偽淪陷區成了國共雙方鬥爭的焦點，其中日本經營多年，重工業雲集的東北地區炙手可熱。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945年8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斯大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瞭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5年蘇聯與南京國民黨政府簽訂)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從而損害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
在控制東北的問題上，斯大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斯大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美國和國民黨的表態，讓蘇聯堅信要遏制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只能依靠中共。
正是蘇聯態度的轉變，才導致了10月間蘇聯一再拒絕國民黨政府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面也無濟於事。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控制東北的步伐。
就在中共以為得到蘇聯密切配合時，11月10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等人發出密碼電報。指令他們“儘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蘇聯）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制任何東西”。
蘇聯在東北問題上態度的反覆，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只相信實力，並且善於左右逢源的斯大林壓根不相信中共的實力能夠戰勝國民黨。
斯大林眼中的中國局勢
基於衛國戰爭中積累的經驗，斯大林認為：從人數上，共產黨武裝只有100萬人，而國民黨武裝有300萬～400萬人；從裝備上看，國民黨武裝已經從美國獲得了數十個步兵師的裝備，有美式坦克和大量的卡車等摩托化裝備，空軍裝備了四架重型轟炸機。在蘇德戰場上，蘇聯發起戰略反攻時，在人員和裝備數量上其實只有1.5∶1不到的優勢，而國共雙方這個數字達到了3∶1甚至更大。這仗，還怎麼打？
斯大林的錯誤，在於他對中國的狀況沒有深刻的瞭解，套用蘇德戰場的“理想化模型”進行雙方實力推演。蘇聯、德國作為歐洲的大國，都有一部成熟、高效的國家機器，能夠有效動員全國資源來打總體戰，近代化的軍事制度使得國家首腦能夠有效指揮軍隊。但這些東西放到國民黨政權身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也就是說，斯大林的戰爭模型缺少一個“腐敗參數”，從而導致了他對中國局勢的推演出現了重大偏差。正因為如此，當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蘇聯以共產主義老大哥的身份，要求中共不要挑起內戰，儘快與國民黨開始和平談判。
蘇聯基於對中國的判斷，為中共設計了幾種“生存方案”：
一是“很有誠意”地和國民黨進行和談，組建聯合政府；
二是假如國共之間爆發戰爭，那麼蘇聯就給中共提供一個“保底”的地盤——東北。
蘇聯對蔣介石表現出的和平姿態非常滿意。同時斯大林認為：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否則一旦爆發內戰，以中共的軍事實力，勢必如巴黎公社那樣遭到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到頭來不但中國國內的共產主義勢力可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還可能觸怒美國，從而使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以及隨後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中獲得的利益（如此時國民政府已正式承認的外蒙古獨立）化為泡影。
此時，重慶談判的第三方擔保人——美國的態度卻非常明確。中國建立西方民主社會，來抵制來自蘇聯的“赤化”，不但符合美國利益同時也符合美國民主社會的精神。但是缺乏對中國現狀的瞭解，一廂情願的美國最終對國民黨孤注一擲。
△重慶談判：周恩來、毛澤東與美國大使赫爾利重慶機場合影
美國：不單純的“民主執著”
隨著美國全面捲入二戰，從1942年起，美國對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也予以了比以往更多的援助。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最初的軍事援助計劃，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都予以支持。美國政府和軍方人員數次訪問延安，甚至深入敵後根據地考察，並表達了對八路軍戰鬥能力的肯定。
但是部分同情共產黨的美國官員的個人態度，無法改變美國國策的走向。
超級大國的實力不僅體現在軍事和經濟力量，美國的對外情報分析與研究機構之龐大，也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1945年底，美國政府和其他正式機構約有3000名僱員在從事對中國的國情研究，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現在中國從事對美國國情研究的人數。這一時期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編寫的報告顯示，美國情報機構對當時的中國現狀瞭解甚廣，大至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形勢，小至軍閥、地方實力派的主要人物，均有詳細的檔案報告。
美國對中國國情的研究深度超過了同時期的蘇聯，特別是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內外形勢，美國相關機構的報告陳述了相當多的準確可靠的客觀事實。但這些報告在陳述一通事實後往往筆鋒一轉，認為國民黨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軍事上的優勢是無法扭轉的，如果爆發內戰，中共雖然無法被消滅，但國民黨政權也絕對不可能一敗塗地。
基於以上判斷，美國積極撮合國共雙方領袖在重慶進行談判。對於重慶談判，美國人最初的判斷非常樂觀。即使是力挺國民黨的美國大使赫爾利，也認為國共談判將為日後中國換來“真正的和平”。
△1945年毛澤東迎接赫爾利、張治中到延安
美國一向希望自己成為“希望之鄉”， 因此不斷向全球推廣它的民主和自由，美國採取種種方式力促“中國政府開明化，加強民主程序，規定個人基本權利，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中國”，其中也包括試圖在1945～1946年化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但是對20世紀40年代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需要的不是博愛與包容，而是一場徹底的變革。
在國共內戰的序幕即將拉開之時，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局外旁觀者未能看清中國局勢的最終走向，可見旁觀者也未必“清”。蘇聯是一個旁觀者，而且是對中國的總體局勢缺乏全面、深刻了解，因此就難以理解為什麼中共有如此的決心和信心，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依然敢於進行一場席捲整個中國的革命。而美國雖然有著準確的情報，但卻過於樂觀地估計了自己對中國的影響力。同時，這兩國也並不是純粹的旁觀者，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中獲得的利益、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署的若干通商航海條約，使得這兩個國家與中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捆綁，失去了旁觀者的超然與客觀。中國歷史的車輪，就在旁觀者的誤解與當局者的決心中滾滾駛過了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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