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表在《奧運2008特刊》，作者：汪亦兵】
2008年完全應該被認為是中國的志願運動元年。
奧運志願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專業化的自上而下的項目，而汶川抗災志願者是一個完全自發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奧運志願者首先使志願者這個概念植入社會，播下了人們對志願行為憧憬的種子，而汶川地震客觀上為我國志願運動的全面興起提供了難得的空間和舞臺。奧運志願者和抗災志願者這兩個精神實質完全一致的歷史事件，在2008年的中國不期而遇，是否可以由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點（turningpoint），中國的公民社會建設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 — 志願者，是汶川地震這個大災難中最有價值的補償。
據北京奧組委志願者部統計，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賽會志願者的報名人數超過了112萬，創歷屆奧運會之最。而18年前，在北京舉行的第11屆亞運會上，“志願者”這個最早起源於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慈善服務的概念，對國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字眼。經過兩年的孵化、培育、宣傳、招募、培訓，奧運志願者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羨慕的對象，但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特別是農村人來講，志願者依然是個非常陌生的字眼，是屬於城市人和年輕人的新鮮事務，是屬於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政府動員體系中的又一個。
512地震改變地質結構和地貌特徵，也改變了人的內心世界和行為方式。據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初步統計，迄今已有至少491萬名志願者參與了四川的抗震救災，這一數字幾乎是北京奧運會志願者總數的5倍。經過短短几十天，志願者這個名稱已經徹底成為家喻戶曉的字眼。解放軍和志願者成為這次地震中最可愛的人。現在，你到災區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既可以發現志願者的足跡，也可以從當地人的口中聽到志願者這樣的字眼。1893年，在寫給丹尼爾遜的信中，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志願者精神的全面爆發和志願行為被國人的廣泛認知，應該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這次歷史災難中最有價值的“補償”之一。
當問及512地震當天最強烈的感覺是什麼，綿竹市政府安置點的一位受災群眾說，地震當時最強烈的感覺是恐懼，當夜色降臨的時候，最強烈的感覺是無助。晚上10點左右，綿竹市街頭上出現了第一支志願者隊伍，他們星夜兼程從重慶趕來，到達綿竹市街頭的時候，他們象英雄一般受到矚目。如同在隧道被困一樣，志願者的出現給恐懼和無助的人群帶來了最激動人心也最溫柔備至的生命關懷。用生命去感動生命，此時此刻，志願精神被行動詮釋的酣暢淋漓。幾乎同時到達的是人民解放軍，當然，解放軍帶來的不僅僅是道義和情感上的關懷和震撼，在這種非常時期，解放軍從來就是“最可愛的人”。
在這次悲切和振奮同行的人道主義救難行動中，很難用準確的定義來確定哪些抗災參與者是志願者。依據奧運志願者的定義，志願者是指“自願貢獻個人時間和精力，在不計物質報酬的前提下，為推動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社會福利事業而提供服務的人員”。如果把“自願性”和“不計報酬”作為志願者兩大顯著特徵的話，那麼的確可以認為所有參與救災的人都具備志願精神。實際上，志願精神是英雄主義的折射，作為志願者，既需要“物傷其類”的天性，也需要“拔刀相助”的勇氣和果敢。有中國首善之稱的企業家家陳光標在地震當天捐贈200萬元之後，又馬上率領60臺大型挖掘設備奔赴災區參與生命搶救，感動全國，感動全球。捷克作家伏契克在《論英雄與英雄主義》一文中曾經這樣說過：“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頭做了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草根組織是向災區排遣志願者最主要的力量，體現了組織化和專業化的優勢。這些草根組織平常就是關注弱勢群體的主體，擁有比較齊備的工作團隊，但卻缺乏資金。他們一方面對基層工作有著紮實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對自然災害有著特殊的敏感性。
5月14日，梁漱冥鄉村發展中心的第一批志願者就抵達了災區前線。臨行之前，他們並不清楚自己到災區可以做哪些事 ，他們去的目的有兩個：第一，作為志願者個人投入生命救助，以解除內心的煎熬；第二，為組織尋找參與的定位和模式，拿他們的行話，這叫做“踩點”。到達災區後，梁漱冥鄉村發展中心的志願者迅速在基層農村找到了自己的救災位置，包括救災物資發放、災後農村社區秩序恢復、災後支教等諸多方面。作為草根組織體系中頗具公信力的組織，梁漱冥鄉村發展中心的另一個作用是成為來自社會上的個人志願者的“職介中心”，在四川災區，梁漱冥鄉村發展中心為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介紹了多名非常有能力的志願者。
網絡社區組成志願者團隊是本次救災中最引人注目的方式，體現了虛擬化世界在應付現實問題時候的優勢。通常的做法是某位具有“資深”身份的社區成員，首先在網上社區內發出一個倡議，提出具體的計劃想法，然後若干感興趣的成員報名參與討論，形成最終的計劃並最後成行。
天涯社區是目前最大的華人社區，自512地震以後，天涯社區網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跟蹤地震的情況。王小言和文磊共同組成的志願者團隊是眾多網上志願團隊中的一個，在這個團隊中，王小言被稱為“政委”，他具有豐富的施工項目管理經驗以及豐富的野外生存經驗，文磊是這個團隊的“連長”，是這次活動的最初發起者。“政委”和“連長”都有從軍的經歷，這決定了他們本人的組織能力和對組織紀律的嚴格要求。這個團隊大約由7名成員組成，
直到他們在成都火車站約定時間見面之前彼此都互不相識。通過一次極具戲劇性的機會，這個團隊成為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建設綿竹兒童活動中心的有生力量，他們認真負責的態度和積極努力的行為給所有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對他們的行為嘉言鼓勵的時候，天涯社區志願者團隊也非常激動地對友成說：“非常感激友成給了我們一個實現自己願望的機會”。
5月23日，整裝待發的天涯社區志願者
個人志願者直接奔赴災區最能體現俠客行為的“果敢”特點，但他們最終基本上都必須通過各種方式的組織化以使自己的志願行為“正當化”，才能迅速在災區找到一個貢獻的機會。組織化一般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加盟”，就是通過某個公益組織的薦舉來獲得志願機會，例如，吉林長春的企業家志願者邱文萍和公益組織農民之子的發起人趙玲，就是通過已經在前線的梁漱冥鄉村發展中心，成為了友成基金會的志願者；第二種方式是“自己組閣”，彼此陌生的志願者，臨時組成一個團隊，冠之以名，然後再以團隊的名義去向政府的志願者管理中心申請機會。或是很小的草根組織，相互組合成為規模更大一些的抗災志願組織聯合體，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專業的趙大海，就是這種志願組織聯合體中一個積極分子，並且通過自己的力量和資源，為災區組織了很多的物資。這樣的例子在災區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如果忽視了來自受災地區的志願者，那麼這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巡禮。事實上，來自受災地區的志願者常常是外來志願者和公益組織最得力的助手，他們一方面有著比外地誌願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熱情，另一方面，他們有著對本地熟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蘇一鵬是個初三剛畢業才滿16歲的小夥子，長得孔武有力。他自小學習美術，據稱已經成為四川美院預科班的學生。自從認識了友成志願者以後，他便成為友成基金會在綿竹最有效率的“通信兵”和“勤務兵”，他一天24小時地生活在友成基金會的帳篷區內，他父母高興地說：“這些天來娃兒似乎懂事了很多，讓他和你們在一起，我們特別高興。”除掉這些來自教師、學生志願者外，受災農民成為志願者不能不被認為是這個社會進步的有力證據之一。在綿竹的友成兒童活動中心的建設和後來的管理過程中，許多來自臨時安置點的農民成為了友成的志願者，他（她）們不僅積極主動、認真負責地完成佈置的工作，他（她）們中的某些人還拒絕領取志願者津貼，他（她）們說：“你們志願者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幫助我們，我們做這些完全都是應該的，我們也想成為志願者”。樸素依然是農民語言傳承了幾千年的特點，但“志願者”這個詞彙卻使這些樸實的農民閃現出最理想主義的光芒。
據日本友人介紹，1995年的阪神地震使該年成為了日本的志願者元年，那麼2008年完全也應該被認為是中國的志願元年。社會突變理論認為，如同牆體拆除一樣，如果一項社會運動是自上而下推行的，那麼在一般清況下，這是一個社會的漸變過程；如果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實踐是自下而上的過程，那麼將有可能導致社會的突變。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奧運志願者和汶川救災志願者的不同特點也完全言之成理。奧運志願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和專業化的自上而下的項目，而汶川抗災志願者是一個完全自發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奧運志願者首先使志願者這個概念植入社會，播下了人們對志願行為憧憬的種子，而汶川地震客觀上為我國志願運動的全面興起提供了難得的空間和舞臺。奧運志願者和抗災志願者這兩個精神實質高度一致的歷史事件在2008年的中國不期而遇，是否可以由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中國的公民社會建設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志願者，是汶川地震這個大災難中最有價值的補償。
執行主編 | 張羽漫
顧問 | 葛繼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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