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山東、福建、陝西等地悄然興起“共享護士”醫療模式引發公眾熱議，據瞭解，與一般的消費類APP一樣，先對“共享護士”類APP進行搜索下載，然後打開APP進行註冊登記，並填寫患者基本病情，選擇需要的服務，下單，等待平臺篩選審核，審核通過後，在平臺註冊的護士便能在線接單並提供上門服務。
在為行動不便人群帶來便利的同時，“共享護士”的出現，也引起了人們對於護士資質審查、醫療安全監管等問題的擔憂。
對此，作為醫療服務的監督管理部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有關負責人告訴21世經濟報道記者，“共享護士”上門服務解決了老年人和行動不便患者就醫難的問題，給老百姓帶來了便利，同時也為護理服務進入家庭進行了探索。
“下一步，將結合各地探索開展‘共享護士’的做法經驗，引導規範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的健康需求。”該負責人說。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認為，對“共享護士”應採取熱情支持、慎重對待的態度。目前這一領域的管理，可能有所空缺，參考此前互聯網醫院必須落地在線下實體醫療機構的政策思路，很可能將這一思路推廣到“共享護士”領域，即要求線下依託實體醫療機構，以明確責任主體。
中國護士資源依然短缺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邁入老齡化社會，居家護理的市場潛力巨大。早在2011年，民政部就曾推算，2020年我國老年人護理服務和生活照料的潛在市場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打開某“共享護士”APP後發現，其提供了近20種服務項目，包括打針、輸液、換藥、導尿、吸痰、產後護理、新生兒護理等，所針對的群體範圍較廣。
但目前我國的護士群體，存在著較大的供需缺口。根據國家衛健委此前公佈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我國註冊護士總數超過380萬人，全國醫護比由2005年的1:0.66，提高到2017年的1:1.1，扭轉了醫護比倒置的局面。
記者瞭解到，我國的醫護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在一些發達國家，這一數字可達到1:4甚至1:5。
“中國的護士資源非常短缺，因為護理價格定價偏低，護士收入不高，導致沒人願意做護士。通過這種市場化的方式，可以提高護士群體的收入，起到一個倒逼的作用。”蔡江南說。
一位平日就職於醫院，業餘時間擔任“共享護士”的王女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正常工作時間內她在醫院上班，利用休息時間兼職“共享護士”。王女士透露，目前北京市已允許護士多點執業。有同行辭去醫院工作後，其具備的證明護士資質的相關證件仍然有效，因此選擇全職從事“共享護士”，月收入達萬元以上；而一些兼職且工作量較少的“共享護士”，也能每月獲得約3000元的額外收入。
“共享護士”引發冷思考
與“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不同，“共享護士”面臨的是嚴謹的醫學領域，關係到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質疑護士資質審查、醫療安全並呼籲有關部門加強監管的聲音，不斷在市場上出現。
國家衛健委方面表態稱，在2017年確定了北京市、天津市、廣東省作為護士區域化註冊試點地區，積極開展護士區域化註冊試點工作，進一步促進優質護理資源下沉，加強基層護理服務能力建設。
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的業內學者專家普遍認為，要採取謹慎的態度對待“共享護士”。
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副院長李曉明認為，要採取謹慎的態度。在他看來，護士上門打針時，若出現藥物不良反應或其他異常情況，在單一護士的情況下，是否能夠處理意外情況是一大問題；另外，針對換藥工作，目前有專業的傷口護理師，還有一些情況在臨床時需要醫生來換藥，因此是否超出了護士的執業範圍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這與醫生的多點執業不同，因為醫生的多點執業要立足於大的醫院平臺，並通過有關部門的授權和資質認證。”李曉明強調。
蔡江南認為，在熱情支持“共享護士”發展的同時，也要慎重對待，要警惕護士執業證書造假或人證不符等情況的出現，這確實為監管帶來了較大的挑戰。他建議，醫療事故方面，可以通過購買保險的方式解決；平臺方面也可出臺制度，若發現護士執業範圍超過制度允許範圍，則給予嚴厲處罰。
面對質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了“共享護士”APP醫護到家的有關負責人。該負責人告訴記者，用戶下單時平臺會嚴格審核預約訂單，排除風險較大的預約；對於所有服務項目，用戶都必須提交正規醫療機構開具的處方、藥品和病歷證明，經系統和人工評估後仍可疑的信息，該用戶將不能完成下單。提交的信息，由系統自動審核一部分，後臺還有醫生進行人工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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