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山東是齊魯古地，山東大地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著自己的歷史，這些城市都在不斷地演化著，發生著地域、中心及治所等方面的變遷，有的甚至幾易其名，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追尋它的歷史。只要不割斷歷史，沿著歷史長河一段段地追溯上去，總會理出一個頭緒。
膠州不愧為齊魯大地上的一個古老的所在，遠在公元前1120年即周武王十三年，就有了“計斤”國建都於今城子村，後又有莒國等諸侯國家，春秋末期皆併入齊國。到了秦漢兩代又有黔陬等小國建立，但這些很小的封地不能成為現今膠州建制的前身。建制是行政區劃的設置，行政區劃是國家對行政區域的劃分，在分封制的制度下是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行政區劃設置的。自從公元前221年即嬴政26年秦統一中國，首次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以後，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建制。在歷史上，在郡縣體制下第一次出現膠州的建制，是在公元529年即北魏永安2年。《膠州市志》載：“公元529年（永安2年）設置膠州，駐東武（今諸城市）”。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膠州，這時的膠州轄地甚廣，之後並多有變化，但始終包括著膠西縣、黔陬等屬於今膠州的大片土地。
公元585年，古膠州的名稱發生了變化，由膠州更名為密州，公元607年又更名為高密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撤銷膠州，實際上撤銷的說法並不確切，因為原建制並未撤銷，這只是更名而已。名字變了，但在之後的唐、五代至宋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始終維持著原轄地，基本上沒有很大的變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北宋元祐2年（公元1087年）在密州轄內設置膠西縣，膠西縣是密州轄地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建制，包括了今高密、膠州等廣大地區，膠西縣的治所駐板橋鎮，板橋鎮設市舶司，是北方地區重要的海運貿易口岸，而板橋鎮的地址就在近現代膠州的土城口，即今膠州的東方紅橋附近。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海運貿易的需要，古膠州即密州這個地區的中心已經由東武（今諸城）向東遷移，向沿海遷移。從這點出發，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時，今膠州的這塊地方已經是密州、高密郡、膠西縣亦即古膠州這片土地的中心了，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之後重建膠州的內在的原因。
到了1227年蒙古太祖22年，又設置了膠州，它的駐地就是膠西縣，而膠西縣的駐地又是板橋鎮。在這裡，板橋鎮——膠西縣——膠州是地域上一個比一個大的概念，而板橋鎮則是其中心所在。換言之，現在的膠州老市區就是那時膠州的中心。2009年秋季老市府施工開掘中發現的宋代古建築遺蹟為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由於這時膠州的地位已經遠遠超出了由古膠州演化來的密州、高密郡、膠西縣這些行政區劃，他們理所應當地讓位於膠州。所以，到了明代明洪武2年（公元1369年），就撤銷了膠西縣，之後直接改名為膠州，仍轄高密即墨二縣。這是古膠州這塊土地上第三次出現膠州這個行政區劃，也是初建的古膠州更名撤銷後的又一次重建。這時的膠州已不再包括其初始的治所東武，在地域上的這次東移確定了近代膠州的大致範圍，奠定了今膠州老市區在膠州的行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從公元529年的膠州向1227年的膠州演進的698年的過程中，在地域上始終有一個區域將前後連接起來，它既是初始膠州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重建膠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膠西縣、黔陬、牧馬城、高密等這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地名。還有一點更要特別注意的是，從公元529年第一次有了膠州這個建制名稱以來，今諸城、高密、膠州、膠南、莒縣、即墨一帶的廣大地區內，只有膠州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改變著恢復著名稱，擴大、收縮、變換著轄地，由西向東遷移著治所。由此可見，前膠州於後膠州乃是歷史上一脈相承的，前膠州是後膠州的前身，後膠州是對前膠州的繼承和名稱上的恢復。
1227年再建的膠州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仍是隨歷史的前進不斷的演化著。明洪武八年（1375年）膠州屬山東布政使司萊州府，到1904年膠州升為直隸州，直屬於山東布政使司，這是隸屬關係上的演變。到了1913年民國二年又一次撤銷膠州，改為膠縣。這是歷史上又一次撤銷膠州建制。在此後的抗日戰爭與國內戰爭中，膠縣有經歷了諸膠縣、膠河縣、膠高縣等多次分化解體和重組，直至新中國成立後才基本確定了現在膠州的地域範圍。之後又經歷了膠州專區、昌濰專區、青島市、再昌濰專區、再青島市等多次隸屬關係的變革。1987年2月22日國務院【1987】26號文件又批准撤銷膠縣設立膠州市，由青島市代管。這是膠州的又一次恢復，是自公元529年以來在這片土地上第四次出現膠州這個建制名稱。
從以上歷史事實的簡要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公元529年至1978年的一千四百四十九年間，膠州這個建制經歷了公元529年初建、585年更名撤銷、1227年恢復再建、1913年再次撤1987年再次恢復重建五個階段。其中的每一次更名撤銷和恢復再建都記錄了膠州歷史的沿革。之前的膠縣，膠州、密州都是今膠州的前身，今膠州市則是它們的延續。這是基於歷史史實的自然結論。
有一種意見認為，膠州的歷史只能追溯到公元1227年，而不應追溯到529年，理由是公元1227年的膠州，在地域上產生了更名與解體。其實，這是沒有道理的。在歷史的沿革中，一個城市的治所轄地和名稱的改變是常見的現象。南京秦時稱秣陵，“東漢建安孫權自‘京’（今鎮江）徙治秣陵”（《辭海》），次年又改名為建業，到了明代才用南京的名字，但這並不妨礙南京的歷史，包括建業與秣陵、金陵、應天、江寧等，如果只追溯到明代，那就失去了大約740年的歷史。追溯一個城市歷史，理所應當要追到其初建的年代，以重建年代替代初建年代，是違背常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地域規模變化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北京的歷史可追溯到元大都，元大都的位置比今北京稍北，再往上可追溯到戰國時的燕京，燕國建都於薊，而薊的位置在今北京市的西南，但這並不妨礙把北京的歷史追溯到戰國時期。“燕京”一直被當做北京的別稱而廣泛地應用著。在中外城市史上，由於政治、經濟、自然界的變化而位置遷移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唐山遷移了，北川遷移了。遷移只是一座城市發展演化歷史上發生的事，並不能因此割斷一座城市的歷史。
再看看《辭海》“密州”條：“密州，州名。隋開皇五年（公元585年）改膠州置，以境內密水為名，治東武（後改諸城，今山東諸城）。唐轄境相當於今山東穆稜關、莒南以東、膠州市、安丘以南地區。金以後南部縮小，明洪武元年（1368）廢。州負山面海，饒魚鹽之利，又為對外貿易重要港口，北宋時曾在州境內板橋鎮（今膠州市區）設市舶司”。這段文字忽略了從公元585年到宋（960開始）四百年間地域名稱的許多細微變遷，而把膠州始建到設立市舶司這段時間內的這片地域統統稱為密州或膠州。這不是疏忽，而正是從大地理大歷史的角度看問題的結果。“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有時離開一段距離，站在遠一點可能更便於把問題看清楚。
以上觀點希望有志於地方史的同志共商，並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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