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曾國藩本人是個謙謙君子，低調溫和，但他卻是不折不扣的中國現代軍閥的鼻祖。他所建立的湘軍和後來李鴻章的淮軍以及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一脈相承。
李鴻章原本就是曾國藩的幕僚，如果不是曾國藩令其組建淮軍支援上海，給他獨當一面的機會，也就不會有後來西方人眼中的“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大清國”。在李鴻章組建淮軍的過程中，一位叫吳長慶的將領脫穎而出，而日後那個改寫中國歷史走向的一代梟雄袁世凱便出自吳的麾下。三大軍政集團就是這樣遞次生成，交錯連接，相承相續。
1870年，當俾斯麥在普法戰爭中大敗拿破崙三世的時候，曾國藩因為處理天津教案不力，“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聲望跌至谷底，李鴻章接替其擔任直隸總督，由此開始長達30年的李鴻章時代。高陽小說《慈禧全傳》對此時曾國藩的心理狀態的描述極為細緻傳神，將一個弱國疆臣的忍辱負重展現得淋漓盡致。
1872年，曾國藩去世。兩年後，日本海軍大將西鄉從道率軍入侵臺灣。從這一刻起，日本二字開始成為從李鴻章到袁世凱、從張作霖到蔣介石……幾代中國領導人的噩夢。曾國藩幸運，先走了一步。而同強悍的日本軍閥對抗這一歷史使命就無可奈何地落到了其衣缽傳人李鴻章的身上。
從早年的詩句“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可以看出，李鴻章年輕時是何等瀟灑飄逸之人，而蘇州殺降更坐實了其強人本色。可就是這樣一個狠角色日後卻被日本人折磨得如同一盞熬幹了油的燈，殊為可惜可嘆！
仔細考察這三個人的關係或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李鴻章身為曾國藩的核心幕僚之一，他們之間還是可以平等地談話討論問題的，曾對李也一直非常尊敬。而袁世凱在李鴻章面前則完全無此待遇。甲午戰後，千夫所指的李鴻章避居京都賢良寺，有一天袁世凱去看他，不知是哪句話說錯了（可能是新建陸軍的德式訓練方法），李鴻章勃然變色，舉起手中的手杖，砰砰的敲打著地面厲聲斥責袁世凱。而袁世凱非但不敢反駁，甚至連頭都不敢抬，只是乖乖地跪在地上聽著李鴻章申斥。可見當時的李鴻章雖然已經失勢，但威儀和氣場猶在。
當然，申斥歸申斥，李鴻章畢竟對袁世凱知之甚深，在自己彌留之際依然向慈禧舉薦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環顧宇內，才華無出袁世凱之右者。作家黃治軍在《大清滅亡啟示錄》中曾經濃墨重彩地描述李鴻章和袁世凱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非常精彩，大英雄間惺惺相惜之情呼之欲出。
如果上面說的三大集團之間的關係是遞次傳承，那麼北洋集團、國民黨和中共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就只剩下你死我活了。
1864年，曾國藩統帥湘軍攻佔南京，徹底埋葬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將大清帝國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個人聲望達到頂峰。但僅僅兩年後，距離洪秀全的故鄉廣東花縣不遠的香山縣誕生的一個男嬰最終在日後推翻了清朝，完成了洪秀全沒有完成的事。他就是孫中山。看來命中註定廣東人要成為清朝的掘墓人，孫中山在某種意義上也稱得上是洪秀全轉世。
在孫中山出生4年後，俄羅斯的伏爾加河畔，一個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男孩兒誕生了。這個男孩後來以筆名“列寧”聞名於世。孫中山和列寧，兩個在外表上看溫文爾雅的人確實不折不扣的暴力革命的擁躉，親手葬送了歐亞大陸上的兩大專制帝國。
袁世凱作為一個承前啟後的過渡人物有一個很大的軟肋，就是他缺乏在戰場上金戈鐵馬、叱吒風雲的經歷，這使得他前不如曾國藩李鴻章，後不如蔣介石毛澤東，也讓北洋這個純粹由職業軍人所建立起來的政治集團在中國的近代史上顯得有些尷尬，直到吳佩孚的出現。吳佩孚可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備現代戰爭頭腦的人，他運用鐵路快速機動集結部隊，發起閃電突擊的打法很有當年拿破崙的風範。北伐戰爭中的賀勝橋戰役可謂是吳佩孚和蔣介石這兩大民國軍事奇才之間的巔峰對決，慘烈程度超出今人想象。由於傷亡實在太大，將領們請求蔣介石先撤下來喘口氣，蔣介石卻說，“北伐成敗關鍵，在此一戰，如果稍一洩氣，以後就再也沒有爭取勝利的機會。吳佩孚的軍隊，已經是孤注一擲，只要我們能堅決堅持到最後一分鐘，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後來果然如蔣介石所料，北伐軍大獲全勝，吳軍兵敗如山倒。吳佩孚日後曾贊蔣曰：“其用兵之妙和堅定撐持，我自愧不是對手。”
可以想象，當吳佩孚看到北伐軍如潮水一樣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時候，心中一定會感嘆——屬於自己的時代結束了，屬於蔣介石的時代正在來臨。
23年後，如果蔣介石能親眼看到中共百萬雄師過大江千帆競發的壯觀場面，也一定會感慨——屬於自己的時代結束了，屬於毛澤東的時代正在來臨。
閱讀更多 資本通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