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朗西,字峪雲,1885年生於陝西三原東里堡。家境殷富,在四川擁有幾處鹽井和茶葉莊。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是東京同盟會首批會員之一。
袁克文是袁世凱的次子。孫中山歷來重視幫會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他曾親自參加了洪門組織,並被封為“洪棍”。在日本東京組織興中會時,三合會的首領鄭弼臣就曾率部前去加入;辛亥革命前的歷次反清活動中也都有洪門兄弟參加。後來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一書中說:“清洪理白都是革命團體。”同盟會成立之初,徐朗西奉孫中山之命回國聯絡幫會。當時日本人頭山滿和宮崎寅藏與中國各地幫會都有聯繫,在他們的介紹下,徐朗西同幫會建立了關係,併入了洪門,成為“峪雲山”山主。同時,他又加入青幫,由“理”字輩頒發給證書,名正言順地當上了“大”字輩人物。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周旋於幫會之中,與幫會頭目袁寒雲(即袁克文,袁世凱次子)、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等廣為結交。
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認為洪門幫規仍沿用封建舊制很不妥當。於是召集洪門的九位大龍頭召開“全國九龍會議”,建議廢除舊制,改用軍隊編制,以迎合時代潮流。當時“九龍”一致同意,但因積習已久,加上時局動盪,實際上改制沒有能積極實行。只有徐朗西執掌的“峪雲山”不再舉行傳統儀式及封贈封建性質的職位,至於改變建制,也未能按照孫中山的主張實施。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徐朗西被孫中山任命為北伐聯軍前敵總指揮。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改任袁世凱政府的全國鐵路督辦。在視察全國鐵路情況後,他曾有過建設十萬英里鐵路的打算,當時徐朗西擔任孫中山的秘書,曾協助孫擬定計劃。本來這是一項造福後人的宏偉計劃,但後來因發動二次革命,只得中途作罷。
1914年10月27日,已身為上海青洪幫首領之一的徐朗西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第五局局長。護法運動前後,徐朗西與孫中山交往頻繁,關係密切。1916年袁世凱死時,徐正在上海任《民意報》記者,同年6月15日他採訪了孫中山,孫指出,“目下時局,尚未敢驟言容易解決。因袁黨依然盤踞要津,國會議員尚未正式集會,完全責任內閣又未成立”,而段祺瑞“能從此真能擁護共和與否,維持秩序與否……不能妄加臆斷”,通過《民意報》向全國人民表示了反對一切“謀危民國者”的原則立場。10月,孫中山鑑於中華革命黨在上海沒有完善的機關報,無法有效地宣傳自己的主張,決定把徐朗西主辦的《民意報》定為機關報,並且把此事向中華革命黨全國各地的黨員作了通報。
1918年,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解散國會,威脅大總統黎元洪離任,並投靠日本帝國主義,鎮壓異己。當時陝、甘、寧、青、川、滇、黔七省民黨聯盟,組織聯軍討伐段祺瑞,公推唐繼堯為總司令。經共同商討,並取得孫中山的同意,大家認為應當從攻取陝西入手,因為長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贛、湘、鄂等省都是北洋軍閥勢力範圍,雖然分直、皖兩系,但畢竟還沒有公開分裂,而且勢力雄厚,不易奪取。陝西方面,督軍陳樹藩雖然是段氏爪牙,但兵力較弱,並且三原有于右任領導的靖國軍可以遙相呼應。於是孫中山委任徐明西為七省靖國聯軍援陝前鋒總指揮。當徐在上海接受任命時,孫中山書贈“天下為公”四個大字給他。徐不解其意,問:“我率軍援陝,此四字有何用處?”孫中山說:“此次作戰,靠你的軍事特長,且本是陝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勝利,倘若中途發生變化,可將此字傳給後輩,作為參加革命事業的紀念。”後來“天下為公”便成為徐朗西一生行事的座右銘,也是他最終與蔣介石集團及反動幫會分道揚鑣的思想根源之一。
徐朗西受命後取道粵桂至滇,經唐繼堯同意率軍入川。討段期間,他身先士卒,親自帶領兩族士兵血戰半年,曾一度打到陝南紫陽,大有一鼓作氣定中原之勢。1918年2月,孫中山在致徐朗西的電報中表示:“陝事賴諸兄主持,得以發展,頗感佩……參謀長請兄薦任者,由軍府任命”,並準備請徐和焦易堂一道回陝為勞軍使。後來因為情況變化,孫中山讓焦易堂一人為勞軍使主持陝西的事務,但仍要徐朗西在上海與焦接洽,共同商議今後辦法。
正當形勢大好之時,徐朗西忽然接到唐繼堯的來電,說段祺瑞準備和他們進行和談,讓徐駐軍待命,以免影響談判。徐朗西接電後非常憤慨,認為唐繼堯之流背信棄義,全然不顧大局,一怒之下解甲歸滬。七省聯軍援陝討段的軍事行動也隨之結束。
徐朗西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馬浪路(今馬當路)天台路一座法式的洋房內。在滬期間,他重整了“峪雲山”,並身為青幫“嘉北糧”頭領,成了滬上有名的青洪幫領袖。其在洪門的地位與當時上海“三大亨”在青幫中的地位相當。
1927年3月21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當上海工人糾察隊集中兵力進攻反動警察武裝時,各幫會及流氓組織乘虛而入,佔領沒有武裝掩護的各級政權機關,搶奪工人起義勝利果實。徐朗西是幫會中最先出頭搶奪工人起義勝利成果的。21日下午,他在南市斜橋打出“國民革命軍上海臨時指揮部總指揮”旗號,組織別動隊、便衣隊數百人,搶佔工人糾察隊攻佔的政權機關,並乘亂收繳工糾隊槍支。4月初,蔣介石為了反共與幫會商量決定,由洪門龍頭張伯歧、青幫通字輩浦錦榮等組織成立了“中華共進會”,主要任務是取代上海總工會,為反革命政變作準備。徐朗西也加入併成為骨幹分子。四一二事變時,徐朗西曾組織隊伍襲擊上海工糾隊,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但是徐的實力不如青幫,同國民黨集團的親近程度也不如青幫,儘管賣力,卻仍受到蔣介石的冷落。加上他本來就對蔣的反共政策頗為不滿,雖然在一段時期內曾參與了反革命活動,走了一段彎路,但他很快翻然醒悟到這一切完全背離了中山先生的囑託。
痛定思痛,徐朗西在四一二事變後便積極致力於營救上海、廣州的革命者,同時在上海創辦了新華藝專,自任校長,並從此不參加國民黨的軍政活動。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徐朗西完成了從一個幫會中的革命分子到“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真正革命者的轉變。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黨員張國威曾致函徐朗西,稱讚道:“先生公義為懷,站在勞苦大眾方面,過去對於我們工作屢力幫助,我們是十二萬分的感謝,歡迎先生和我們站在抗日的一條戰線上,共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共的爭取和鼓勵下,徐朗西在上海淪陷後,從有利於共同對敵出發,除了與中共地下組織經常保持聯繫外,還把國民黨軍統的地下工作人員程克祥、彭盛木、彭壽三人介紹給周佛海,使他們得以打入汪偽內部。這時候,周佛海也急於向重慶方面靠攏,就利用程克祥等和戴笠接上了關係,提供了一些有利抗日的情報。而這些情報徐朗西都及時向中共地下黨作了彙報。
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中,徐朗西通過胡振家(即胡英)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密切聯繫,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營救被逮捕的革命志士。他的兒子徐曉耕也奉父命奔走於各特務機關之間。其間有的同志被保釋了出來,而有的由於被特務掌握了確鑿證據,實在無法保出,則給予生活上的照顧。徐朗西的一家都為黨的事業作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抗戰勝利後,徐朗西創辦了洪門社團“雲社”,以吸收工商、文化界分子為主。其實質與原“峪雲山”沒什麼兩樣,不過在上海幫會中它是以勢力雄厚、作風正派而著稱的。
徐朗西生平很看不起鴉片販子,如盛幼庵、李筱寶、王永康等,對黃金榮、杜月笙的販毒行為更是深惡痛絕。當徐的妻子病故後,他想在中華藝術專科學校辦一個圖書館作為紀念,藝專的教務長汪亞塵聞訊後馬上透風給杜月笙。杜月笙正想找機會拉攏這位青洪幫頭面人物,於是讓魏廷榮代為轉送五百大洋給徐朗西買書用,徐婉言謝絕了。後來杜月笙碰到他時說:“我的錢雖然來路不正,但送給你辦對社會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徐答道:“謝謝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這筆錢買書供大家看,是對社會有益的事,但是萬一讀者們看書時,聞到書頁上的鴉片煙味,叫我怎樣做人!”可見徐雖為幫會中人,與各大幫會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對於幫會中的骯髒行徑,卻決不同流合汙。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接受中共黨組織代表胡振家的指示,聯絡幫會控制的碼頭和三輪車同業公會,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準備迎接解放。這時候國民黨特務已經覺察到他和中共有聯繫,但因沒有確鑿證據不敢下手。1949年春,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戴傳賢等國民黨元老到上海勸徐舉家遷往臺灣。徐朗西和于右任是陝西小同鄉,並且從青年時代開始就在一起鬧革命,但是當於勸他時,他毫不客氣地說:“鬍子!我去臺灣幹什麼?我寧肯在上海當‘順民’,也不願動!”並且反唇相譏道:“你從前是反蔣的,蔣給了你院長,你就‘委員長萬歲’了!”說罷哈哈大笑,終不為所動。
國民黨方面派人“勸駕”,不過是“先禮後兵”的一著,一旦勸不成,便準備下毒手殺徐。一天徐的兒子徐曉耕與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幾個高級官員在一起吃飯,酒酣耳熟時,有人向在座的參謀長詢問:“如果徐郎西拒不赴臺,且與中共繼續聯繫的話,我們將怎麼辦?”這位參謀長斷然回答道:“必要時,我們對他也只能不客氣了!”其實是故意露風給徐郎西。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曾動員過徐朗西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從香港轉道北京,但由於徐安土重遷的思想很重,一時下不了決心。可當他從兒子口中得知這一情況時,感到事態的嚴重了。於是他迅速與胡振家聯繫,經中共地下組織調查證實了徐曉耕的判斷,並建議他秘密飛往香港,再轉道北京。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徐朗西化了裝,由兒子徐曉耕親自駕車,混過國民黨特務的重重盤查,終於登上了從龍華機場起飛赴香港的最後一班飛機。後從香港轉道天津到達他嚮往已久的北京,並且被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後回到上海,先後擔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為新中國的建設效力。1961年10月在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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