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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4日，在一趟從普羅旺斯去巴黎的車遭遇車禍，車上坐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爾貝 · 加繆。在他隨身的手提包中，人們發現了他未完成的小說手稿《第一個人》
加繆曾說，他無法想象還有比死於車禍更無價值的死亡了，這也正是他的死法。就像是上帝開的玩笑，把自己的哲學思想稱為“荒誕主義”的加繆以一種荒誕的方式離開了世界。
20年前，剛剛從老家阿爾及利亞來到法國巴黎的他在日記本中寫道“異國，我承認，我發現一切都很陌生，很異國”。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JM庫切在他的半自傳小說《青春》中也提到過那種從殖民地來到宗主國時的異鄉感，曾供職IBM的庫切寫道“反正，他不能讓IBM的女孩子知道他是個詩人。她們會在她們之間咯咯地笑他，她們會把這事傳遍辦公大樓”也許正是這種疏離感，讓加繆創作出了《局外人》
《局外人》正是讓加繆走紅的作品，剛一問世，他馬上就進入了法國出版界的視野。直到今天，各大圖書、電子書平臺的首頁還經常能看到這本書，而且不僅有不同版本不同譯者，連同一個譯者的不同版本之間都有很大不同。
簡單來說，《局外人》記述了一樁謀殺案，主人公默爾索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而且致命之後又開了四槍。這並沒有什麼新奇，有趣的是主人公默爾索。
《局外人》第一頁第一章第一句話，“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楚”。這是享譽文學界的開頭，短短十幾個字，把默爾索疏離、無所謂的性格描寫的淋漓盡致。
女友瑪麗問默爾索要不要結婚，默爾索的回答是結不結婚都行，如果瑪麗要，那就結。“我給她解釋說這無關緊要，如果她希望結婚，我們就結…她認為結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說不”。
默爾索的表現，就像王小波筆下被槌騸過的牛，無可無不可。
20世紀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人們心中充滿幻滅，存在主義作為救世哲學應運而生。木心在《文學回憶錄》中總結到，（薩特的）存在主義有三項原則：“存在先於本質”、“世界荒誕，人生痛苦”、“自由選擇”。
默爾索正是“存在先於世界”“世界荒誕，人生痛苦”的表現。
薩特作為存在主義最有影響力的代言人，在他的存在主義誕生之初受到了歐洲文化界的廣泛質疑。左派法共和右派教堂雙雙對他開炮，他因此發表了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我非常喜歡演講中一段對“存在先於本質”的解釋。他舉例說我們使用的錘子，是先有的錘子這個實物，還是先有了錘子的意義呢？我們發明並製造錘子，因為我們需要把釘子訂進木頭裡去，所以在錘子被製造之前，錘子的意義就已經有了，即它是為了把釘子訂進木頭而生的，這便是它的意義。
那人呢？薩特把同樣的思維放在了人類身上，我們存在於世界上，是不是上帝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而把我們製造出來的呢？作為無神論者的薩特給出了否定的回答。這也就是說我們面臨這被“拋”進這個世界的局面，用伍迪艾倫的話來說就是happen to be here
這便是世界無意義、荒誕的來源。也就是說，人類出現在世界上，不存在一箇中心化的意義等待我們去踐行。這種對意義的解構，正順應了二戰後人們破碎的心靈。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也寫到，“荒誕產生於人類呼喚和世界無理性之間的對峙”“這種荒誕人覺醒的道理，就是荒誕，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離。”
這就是《局外人》中默爾索麵對的世界，沒有希望的世界，無理性不回應的世界。我想這也正是後人習慣把加繆歸於存在主義作家行列的原因，雖然加繆自己從不承認自己和存在主義有關。
在薩特的一次話劇彩排上，加繆認識了薩特，二人一拍即合。當時薩特已經是圈子裡有名有姓的暢銷作家，加繆則只是剛來到巴黎的外地小職員。他們當時應該不會想到後來的加繆思想轉變，選擇了和薩特決裂，而加繆成了法國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比老大哥薩特被提名早了7年。
用十年前相印紙巾的廣告詞來說，薩特向左，加繆向右。在對世界的荒誕性達成一致之後，薩特走向了自由選擇，加繆選擇了奮起反抗。
回到《局外人》中的情節，默爾索因為殺人被判死刑，神父一直試圖開導死刑犯默爾索，投入上帝的懷抱，但他一直拒見神父。後面神父不請自來，但無神論者默爾索依然“頑固不化”。
“我叫他不要為我祈禱，我抓住他長袍的領子，把握內心深處的喜怒哀樂猛地一股腦兒傾倒在他頭上。”
我想，這可能是“佛系殺人犯”默爾索第一次如此激動，對默爾索來說，結不結婚無所謂，升不升職都可以，甚至在法庭上因為太熱，他基本不為自己辯護，但他不能忍受有人勸他皈依上帝。
這就是加繆的反抗道路。
加繆從荒誕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態度概括為三種：一是生理上的自殺，這是一種消極逃避、俯首投降的態度；其二是哲學上的自殺，這是精神領域裡的一種現象，它不是正視荒誕，而是逃遁到並不存在的上帝那裡去，企望來世與彼岸，以虛妄神秘的天國作為逃避的樂園，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與自殘。加繆對這兩種態度都作了明確的否定，他所主張的是堅持奮鬥、努力抗爭。正是第三種態度，奮鬥抗爭的態度，則被加繆高度濃縮在了對西西弗神話的改寫之中。人在荒謬境況中的自我堅持，永不退縮氣餒的勇氣，尤其是在絕望條件下的樂觀精神與幸福感、滿足感。
皈依上帝，在默爾索看來就是精神上的自殺，是拒絕承認世界的荒誕性，把自己對世界真理的理解寄託在一個虛無縹緲的超驗存在上，即使上帝帶來的確定性也許能緩解他的焦慮。加繆讓默爾索了選擇了反抗，就像他在另一本哲學論文《反抗者》第二部分的標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反抗”。
《局外人》故事的尾聲，默爾索似乎頓悟了，他感到了幸福。
“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為了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為了不感到自己屬於另類，我期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
執拗的加繆拒絕承認人間的任何意義，認為西西弗式悲壯的前行才是每個普通人的處境。薩特則走向了自由選擇。
所謂自由選擇，是承認世界無意義之後自然而然的結果。既然世界是無意義的，那人就是意義的來源，每個鮮活的個體決定了世界的意義。正是這種“存在賦人權”的理論讓薩特成為了20世紀受人敬仰的意見領袖，1980年薩特去世的時候，5萬人自發地為薩特送行，儼然是國葬的級別。即使到了今天，公眾號熱文中倡導的“做自己”“不安分”的價值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薩特式存在主義的影響。
這就是加繆、薩特、《局外人》和存在主義的故事，薩特在給《局外人》寫的書評中寫道“《局外人》不是一本提供解釋的書，因為荒誕的人不作解釋，他只是描寫。”我想，這正是《局外人》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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